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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近40万言的《柳青传》，在以文学追求为主的人生跋涉的总体叙述中，写出了柳青集个人、家庭为一体，熔文事、国事于一炉，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坚守理想，坚持追求，以及蕴含其中的矢志不渝的人生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

柳青的一生，因为身体的羸弱与多病，战乱的频仍与阻挠，工作的重压与挤占，时势的骤变与纷扰，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甚至使他不断地与理想擦肩而过。

可以说，真正让柳青从学生变身为文人、并在写作上树立起生活化兼具人民性的文艺观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写作实践，柳青对《讲话》中关于知识分子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文学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的论述，有了更为深入的领悟和切身体会。柳青在1952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几年我时刻警惕自己，写完一部东西，必须立刻毫不犹豫地回到群众中去，我清楚地感到许多同志三年五年以至十年八年没有作品，主要并非才能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地在群众里生活。他们不是不想写东西，而是极想写，只是没有解决了生活问题。我写了两本书就自满不再下去的话，我就完了。”正是有了这样的责任感与危机感，柳青在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报》，并在上海和西北参加了“五反”和社会调研后，于1952年9月到长安县担任副书记，并在1953年4月辞去副书记，到皇甫村落户，以“对象化”的方式深入现实生活，以“去作家化”的姿态扎根人民群众，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创业史》，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史上的崇高地位。

落户皇甫村的14年，柳青不只是为着写作《创业史》，功利性地体验生活和积累素材，他完全融入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切实地关心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把握他们的意愿与向往。从互助组的组织与维护、合作社的组建与发展，以及人民公社的兴办、“四清”运动的开展……农民在“十七年时期”的经历与感受，他都有具体的介入和深入的体验，成为当代农村生活剧烈演变的参与者、见证者。他一方面以熟悉的生活原型为基础，以充沛感情和切身感受为动力，经过艺术的提炼与形象的塑造，创作了《创业史》第一部；一方面利用文学才能，先后撰写了《耕蓄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等文章。这些实用性文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写可不写，但对于柳青来说，因为关乎农村生产与家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颇令人意外的是，柳青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将我国的省份按照经济发展需要重新划分”。从编写耕蓄饲养的“三字经”到提出陕北土地的经营方针，再到重新划分省份的建议与设想，这些建言与建议体现了柳青作为一个农民、乡民和公民的使命感与责任心，透射出柳青无限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无比炽烈的民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需要人民”时特别提到柳青深入农民生活的可贵经验，他说：“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柳青敏锐的感觉与准确的判断，不只是出于他对于农民群众的了解，还出于他对于农民群众的关切，能感同身受地把握他们的心思与意愿。可以说，柳青在皇甫村的14年，不仅做到了“身入”，而且做到了“心入”、“情入”，他以自己对于人民的“爱的真挚，爱的彻底，爱的持久”，为中国当代作家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树立了难以企及的光辉典范。

周扬评价《创业史》“是写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画卷”，对此柳青并不怎么认同。柳青认为：“农村社会主义运动是小说的历史背景，给历史背景作评价，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作家的责任是写出这个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变化。”他在意的是人们对《创业史》的评价准不准。事实上，《创业史》表面上写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写农民走进新时代之后，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即从私有到公有、从“小我”到“大我”的心理变迁与精神成长。从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徐改霞等，到梁三老汉、郭世福、郭士杰等，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同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们既体现着旧时代农民的蜕变与新时代农人的成长，也折射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艰难前行的某些侧影。社会的重心是人民，人民的内核是心灵。着眼于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博弈与变异，使《创业史》卓具超越历史时代的深厚内力，成为人们认知社会巨变引发农人心灵变动的史诗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