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柳青是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对柳青的评价涉及如何认识和阐释当代文学的发端期即所谓的“十七年文学”。我认为应该将“十七年文学”放在当时国际大背景下来认识其特殊性。

所谓国际大背景是指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应该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是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后的文学实践，是建设自己的文化堡垒的文学实践。《创业史》是这一文学实践中的重要收获，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的革命者掌握文化领导权之后建立起来的一座坚实的文化堡垒。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理解作为文化堡垒的《创业史》。

其一，《创业史》的人民性。

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新的文学应该代表广大人民，也应该属于广大人民。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理论界提出了人民性的概念。黄药眠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一文中认为，“衡量一篇作品之是否有人民性，最主要的是要看作者对于广大人民的态度，即他是不是在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站在进步的立场来处理题材，从作品形象中是不是表现了对于人民的热爱”，他特别强调了人民性在新文学中的意义，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过去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它和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不同。它是为党性所照耀的文学，同时也是有高度人民性的文学。”人民性，正是“十七年文学”期间许多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柳青写《创业史》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来写的，他具有自觉的意识形态使命感，但同时在柳青的内心，这种使命感是与人民性完全一致的。因此他为了写《创业史》，干脆把家搬到农村，与农民住在一起。他从农民身上感受到了走集体化道路致富的愿望，便将其理想化，塑造了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他也发现要让农民完全放弃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不容易，于是便有了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形象。柳青的人民性特别体现在对梁三老汉这类人物的同情和理解上，他愿意给他们充分的时间，让梁三老汉在反复掂量和犹疑中逐渐接受新事物。而柳青也从梁三老汉这类农民身上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正是从人民性的立场出发，柳青才在写作中遵循着生活的逻辑去描述形象，这些形象实际上也在修正他在写作之初抱有的社会理念。人民性使柳青敏锐地发现了革命路线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他认为农村合作化运动过于急促，反而伤害了农民和农村。他计划在《创业史》的后几部中揭示这一问题。可惜的是，柳青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写作计划。

其二，《创业史》的政治情怀。

葛兰西在论述文化领导权时还提出了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的代表。柳青、周立波等作家可以说就是革命者掌握文化领导权以后涌现出的、在文学领域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建设新型的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怀着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柳青明确表示，《创业史》的写作就是要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因此，我们在阅读《创业史》时，也能感受到作者强烈的政治情怀。

只要是一名关注现实的作家，就会有自己的政治情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也特别看重一个文人的政治情怀。柳青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又在“五四”新文化的直接浸润下成长，之后加入了革命队伍，因此柳青的政治情怀是三种身份的集合体，既有儒家文化的视角，也有革命者的视角，还有知识分子的视角。三重身份既有重叠，也有差异。正是这种多重视角的政治情怀，使柳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现实政治的局限，使作品的精神内涵超出预设的政治主题，体现出对于底层生存状态、乡村自然以及乡村伦理的人文关怀。

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业史》的评价史大起大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人们总是以现实政治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如果现实政治有问题了，那么反映现实政治的《创业史》也就被否定，这不是正确对待文学的方式。《创业史》是写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如何评价这场运动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事情，文学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反映历史的真实，而在于保存了历史的体温。更重要的是，柳青以一位真诚的亲历者参与了这场运动，以作家特有的思想触觉去体悟农民的精神世界，他留给我们的《创业史》并不是对于现实政治的图解，而是一个革命时代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中的积极尝试。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大版图，仍然需要《创业史》这样一座坚固的文化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