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晚清科幻小说，或者准确地说，科幻小说的一类——科学乌托邦（scientific utopia）中，世界秩序想象是引人瞩目的内容。“科学小说”作为“新小说”的一种传入中国时，引介者意在“专借小说以发明……格致学”。但纵观晚清各类报刊上的科学小说，巧借故事普及科学知识的为数甚少，大部分作品都展开了恣肆汪洋的狂想，其中颇有迹近“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究其原因，普遍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科学小说作者们虽必乐见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但他们并不以科普工作者自居，念兹在兹的仍是经世治国之道。自然，在见识了西洋科技的强悍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仅凭道德与政制便能重振雄风，科技进步成为新中国与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的科学乌托邦便成了晚清小说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短短五六年间连续涌现了《新石头记》（1905）、《新纪元》（1908）、《电世界》（1909）、《新野叟曝言》（1909）、《新中国》（1910）等颇有分量的作品。作为划时代的强音，这些小说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源自其三重属性：1）突破历史循环论，畅想光明未来；2）超越传统天下观，重构世界秩序；3）摒弃奇技淫巧说，推崇科学技术。其先导文本《新中国未来记》在前两点上给了后来者至关重要的启发，而大量关于未来科技的欢腾想象使乌托邦叙事变得丰满迷人，充盈着今人读之亦时时动容的热烈情感。本文将以《电世界》为论述核心，兼及其他晚清小说和时论，对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详加考察。

与晚清科幻研究注目最多、渐成经典的《新石头记》相比，《电世界》没有得到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关注，一如作者许指严身后的寂寥，其实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特别是主角）、情节设置和思想内涵上与《新石头记》可以说是互有轩轾。刊载于《小说时报》1909年第1期的《电世界》署名“高阳氏不才子”，是清末民初小说名家许指严（1875-1923）的作品。小说以说书人的口吻开篇，他于“中国宣统一百零一年、西历二千零九年十一月初九日”游历归来，听闻“亚细亚洲中央昆仑山脉结集地方，有名乌托邦者，新出一位电学大家，自从环游地球回国，便倡议要把电力改变世界，成一个大大的电帝国”。这个电帝国，并不仅仅是产业霸主，而是倚仗“电力”称雄的世界帝国。在帝国大电厂、帝国电学大学堂开幕典礼上，电学大家黄震球——此时已是“厂主兼校长电学大王”——登台亮相，发表了一篇言如其名、足以震动地球的演说，将雄心壮志和盘托出。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虽算得强盛，仍有诸多不足，而电力的应用将改变这一切。“今鄙人立志欲借电力一雪此耻，扫荡旧习，别开生面，造成一个崭新绝对的电世界。说什么统一亚洲，看得五大洲犹一弹丸也，五大洋犹一洼涔也；道什么收回租借权，看得万国的政治布置机关，犹一囊中物也。海陆军不必多，一二人足以制胜全球，直至胜无可胜，败无可败，乃成世界大同和大平等之局。”中国重回世界之巅，是晚清乌托邦叙事中常见的情节。《电世界》的独特之处在于，掌握中国与世界之权柄者是科学家。我们将在后文看到，“一二人足以制胜全球”并非虚言，电学大王既能办学兴业，又能上阵退敌，举凡科学研究、技术应用、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社会改良，无所不能，大包大揽。相比之下，《新石头记》中“执掌政柄，当国五十年”的东方文明，却因科学家子女不问政事而苦恼：“尚有多少未酬之愿，正不知望谁可继志。儿辈又都恣力科学，无暇及此。”

从“科学强国”到“科学家治国”，这中间的差异意义重大，相关探讨需要在更加广阔的语境中展开。在1627年出版的科学乌托邦鼻祖《新大西岛》中，国王的存在感同样稀薄。唯一一次提到国王，是在描述当地大家族的家宴时。在盛大的宴会上，掌礼官带来国王的敕书，“其中载明赐给家长的礼品、特权、特免权和荣誉”，敕书上盖的印是“黄金铸成的国王浮雕像”。除了以这种形式露一小脸之外，国王始终没有出现，并且即便是在这个场合，掌礼官宣读敕书后，众人也没有山呼万岁，而是齐声祝福本色列（新大西岛人自称）的人民。国王“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至少没有实权，只掌管一些事关国民之风俗和礼仪的荣誉性事务，是一国之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和国家统一的象征，虽然不乏崇高的威望”。真正掌控这个国家的，是“所罗门之宫”的成员。所罗门之宫是一千九百年前的贤王所罗蒙那创办的，“它是一个教团，一个公会，是世界上一个最崇高的组织，也是这个国家的指路明灯。它是专为研究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继承了培根为所罗门之宫虚拟的宗旨，但培根所遐想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研机构。所罗门之宫不仅拥有完善的场所和设备、庞大的研究队伍、严密的科研流程，还掌握着处置一切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的权力。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真正惊人的并不是它所研发的种种神妙科技，而是这个科学共同体的自行其是：

“我们还共同研究：我们所发现的经验和我们的发明，哪些应该发表，哪些不应该发表，并且一致宣誓，对于我们认为应该保密的东西，一定严守秘密。不过，其中有一些我们有时向国家报告，有一些是不报告的。

“我们还巡视和访问我们全国的主要城市，并在所到的地方发表我们认为好的、有用的新发明。”

现实中，我们很难想象哪一国的科学家能够集体协同秘藏其研究成果、拒绝国家染指，通常情况倒是科学家向国家宣誓保密。至于“深入群众”发布和推广自己认为“好的、有用的”新发明，也有越俎代庖之嫌。这样的事坦然为之，意味着所罗门之宫本就处于新大西岛的权力顶点。在培根的叙述中，庶民和官员既不知道所罗门之宫成员的确切所在，也不知道他们因何而来、为何而去。“我们已经有十年以上没有看到他们了。他这次来是公开的，但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却是保守秘密的。”虽然如此，当所罗门之宫的一位元老造访城市时，对他的欢迎仪式依然极显尊荣：他本人和侍从衣饰奢华，“戴着样式新奇的镶着宝石的手套，穿着桃色的天鹅绒制成的鞋”，乘坐着富丽堂皇的马车，“车子完全是由柏木制成的，涂着金漆，镶着宝石；前段镶嵌着好几块蓝宝石，四周饰着金边，后边镶的是翠玉”，“车后边跟随着全城的官员和首长”，夹道欢迎的人群秩序井然，比军队排列得还整齐。“无冕之王”是这段描述给人留下的最自然的印象。

比较一下《新大西岛》和《电世界》，我们会发现电学大王在我行我素、神出鬼没、独断专行等方面与所罗门之宫的智者颇为相似。小说中，西威国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飞行舰队，准备消灭黄种。“未尽善也”的中国国难当头，深孚众望的电学大王却难寻影踪。国会议员们忧心忡忡，却又一筹莫展，直到得知电学大王已经单枪匹马尽歼西威国飞行舰队，方才欢呼雀跃，一展欢颜。皇帝亦加封电学大王为电王，“位在诸亲王之上”。抵御侵略自是丰功伟绩，但回顾来龙去脉，却有几处关节不可不察。首先，根据一名军官对国会议员的转述，电学大王“二年前便晓得这西威国执着‘黄祸’那一句话，要把飞行舰队灭尽亚洲，方才安心”，但他并未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告中国政界，以至于直到西威国已经屠灭东阴国，兵锋直指中国时，方才“忽然上海京城里得了一个警信”。其次，电学大王两年间殚精竭虑发明的电艇、电翅、电枪等高科技战具，国会议员或略知一二或一无所知，紧急议事时连电艇有多少只都不清楚。再者，无论是在太平洋中部迎战飞行舰队，还是赶赴西方除恶务尽，电学大王从未考虑其军事行动是否需要得到国会授权，战后也不需要由其追认合法性。综上而论，电学大王对科技发明和军国大事都有专擅之权，国会和皇帝甚至连橡皮图章的份量都没有。他既可以启动战端，也掌握着和平的锁钥，因为“全球各国，都来上书，情愿和好，求电学大王永不加害”！宣战议和乃国家主权所系，二者尽操于电学大王之手，中国的主权者（the sovereign）也就不言而喻。

电王在战争中超人一般的表现迹近荒诞，政治层面上也堪称一手遮天。相形之下，《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之宫由三十六人执掌，遇事开会商议，他们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今天看来也没有那么惊世骇俗。尽管如此，两部创作时间相差数百年的科学乌托邦仍然分享科学专政（scientocracy）这一核心理念，是中西聪睿之士意识到科技伟力之后不约而同的遐想。在培根的时代，这种伟力尚未充分释放，《新大西岛》中的乌托邦仍然孤悬海外，其统治者禁止人民远航异国，而《电世界》诞生于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全盛时期，许指严的世界乌托邦想象大胆甚至狂放。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电王成为晚清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有光彩的科学家形象。有研究者称其为“科学宰相”，而我认为，以其任宰相之职而行王政之实，“科学王”是更为恰当的称谓。国家由谁来统治，世界由谁来治理，始终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因此，我们不妨将“科学王”与古典传统和同时代的理想统治者形象加以比较，以便凸显其异同。

在柏拉图提出“哲人王”理想的时代，对自然的认识和诠释仍然是哲学的一部分，因而《理想国》中“既是军人也是哲学家”的护卫者也必须学习算术、几何以及天文。但他们学习这些科目，主要是为了行军打仗和认识世界本质：“军人必须学会它，以便统率他的军队；哲学家也应学会它，因为他们必须脱离可变世界，把握真理。”至于应用自然原理的工程营造，乃是城邦中的工匠阶层需要承担的低贱技艺，不能“使灵魂的视力向上”，因而为护卫者所不取。儒家的“圣王”理念特重人伦道德，本仁义而立法度，与“科学王”的差异更为明显。但宽泛地讲，电王之言行事迹亦合乎“内圣外王”，只是“圣”与“王”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荀子·哀公》一篇中，孔子对哀公“何如斯可谓大圣矣”的回答是：“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朱熹虽然扬思孟而贬荀子，但他在注释《大学》时将“格物”“致知”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可以说在“内圣”层面上延续了“辨乎万物之情性”这一认知追求。此后成为儒学认识论核心的“格致”并不局限于对自然的考察，但却容纳甚至鼓励着儒者对自然研究的兴趣。及至近代西学传入，“格致”一度被用来对应science，而这一并不准确的翻译成为“西学中源说”的重要依据。《新野叟曝言》中精于发明制造的文礽自陈其学问来源时就说：“《大学》有格物致知一章，诸位都忽略视之，我不过不肯轻易放过耳。”《电世界》没有直白地称电学肇始于中国，但电王的一段话却很有“格致”风味：

“电的性质是进行的，不是退化的，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新生的，不是老死的；是膨胀的，不是收缩的；是活灵的，不是阻滞的；是受力的，不是弹力的；是吸合的，不是推拒的；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是声闻的，不是寂灭的；是永久的，不是偶然的；是缜密的，不是粗疏的；是美丽的，不是蠢陋的；是庄严的，不是放荡的；是法律的，不是思想的；是自由的，不是束缚的；是交通的，不是闭塞的；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不是寸则寸、尺则尺的。所以我们不但用电，而且要学电的性质，方才可称完全世界，方才可称完全世界里的完全人。”

显然，内在其中的仍是以物理明性理，由自然法则到社会法度，“止于至善”的思想。尽管如此，这一段从小说整体来看是孤立的，电王由圣而王的依凭并不是道德，而是以对“物理”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强大技术能力。他在世界秩序的运作中对道德教化的重视，亦非着落于亲身垂范或者道德文章，而是利用技术手段消除不道德的源流，如广设使用“电筒发音机”“电光教育画”等新式设备、可容纳上万名学生的学堂，又如让十岁上下的男女服用不妨碍身体发育的“绝欲剂”，使之到五十岁左右方才春情发动，“这时阅历深了，主见也有了，那些不道德的事竟没人做出来了”。《新石头记》中的东方文明接近于传统的“圣王”，但他的一生功业亦颇有赖于和“科学世家”联姻以及子女专研科技。正是由于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式微久矣的“圣王崇拜”才能赫然重现于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

科技是王者造就理想世界的关键，中外皆然。根据海恩斯（Roslynn D. Haynes）的研究，西方文学对科学家的呈现有六种套路，其中“炼金术士”（alchemist）、“蠢学究”（stupid virtuoso）、“不近人情者”（unfeeling）、“（对自己的发明创造）无能为力者”（helpless）这些负面形象源远流长，而“冒险英雄”（heroic adventurer）和“理想家”（idealist）这两种较为正面的形象在凡尔纳的时代开始流行，二战后方才没落。由于工业革命的显赫成果和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突飞猛进，培根所开创的、将科学家描写成英雄的传统被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作家发扬光大，其路数与《电世界》如出一辙：“这些科学救世主们在保护国家免遭侵略的同时，还有一项附带的任务——扫除人间的贫困与不幸，建立一个崭新的有道德的科学社会。”换言之，“科学王”的出现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不过，由于文化背景特别是基督教传统的牵制和干扰以及科学界内部的质疑，西方文学为科学英雄谱写的颂歌中始终掺杂着不和谐音。威尔斯创作了《现代乌托邦》，但他受恩师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心灵》等科学期刊的影响，更善于塑造冷酷无情的科学狂人。即便是对科学更加乐观的凡尔纳，其作品《蓓根的五亿法郎》中也出现了舒尔茨这样的邪恶科学家。而在中国，科学家形象的发展脉络有所不同。传统中国并不认为探究自然有触犯上帝所设禁忌的罪过。士大夫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自然研究，并视之为正统学问的一部分，并且“格物致知”同样可以“学而优则仕”。而到了晚清，由于科学不仅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也开辟了天地新视野，小说中的科学家就承担了更多的期待，不仅可以兴办企业，从政封王，还能上天入地，“激厉国民远游冒险精神”。电王对世界治理锐身自任，开金矿、辟良田、兴制造、除疾疫，以“平路电机”筑联结世界各地之道路，以“空中电车”畅飞越五洲四洋之交通，干得不亦乐乎。但他仍葆有奔放不羁的情怀，时常凭借电翅和电船独自外出游历，行遍高山深海，甚至险遭暗算。此外，电王探知西威舰队弱点时“不觉大喜”，得知敌人炸死了一千同胞，“不觉忿火中烧，再也按捺不住”，歼灭敌舰时又“触着一种不忍之心，连呼残忍，残忍”，待到西威国王拿破仑第十屠尽旅西华侨以为报复，不禁“痛哭了一天”，最后飞赴西威京城斩草除根，却又“暗暗下泪”，见“全球第一的都会”化为“咸阳焦土”，“心中老实不忍，疾忙飞回本国，在厂里嗒丧了好几天”，实可谓性情中人。或许这些情绪化的表现不符合“圣王”应有的渊渟岳峙气度，但“无情未必真豪杰”，电王的这些心底波澜，连同他的自言自语、应接问答、曲折思虑、奇妙梦境，使他不同于西方文学中的同类形象，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了人情味的科学英雄。耐人寻味的是，《电世界》对“科学王”并非全无质疑。小说叙述西威国大兵压境、电王却遍寻无着时社会的惊惶情状后，借说书人之口议论道：

“黄震球赫赫乎一位电学大王，平时何等盛名，何等气概，如今这样天大事情到了，他却规避得无影无踪，也绝不替同胞想些法子吗？……我们除却黄震球，难道就没法抵制么？为人最可羞的便是依赖性，从前动不动推着黄震球做主脑，养成这个倚赖性，所以如今应该受这惨祸。同胞呀！同胞呀！从此你们也好尝着倚赖的滋味了。”

追问下去，焦点似有可能进一步集中到科学与科学家的可靠性上面。然而，随着电王终于大显神威，“从前疑怨黄厂主的心，再也不敢发作了”。科学家的光辉形象，也就巍然不可动摇，从晚清到五四，始终是时人衷心信任并寄予厚望之当代英雄：“一切建设，一切救济，所需于科学大家者，视破坏时代之仰望舍身济人之英雄为更迫切。”中国的“唯科学主义”乃至后世“工程师治国”的精神远源，都需要在此找寻。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电学大王依靠科技取得胜利的战争。本文感兴趣的不是斗法宝般比拼新式武器的战争过程，而是战后的世界秩序安排，盖因前者“破”而后者“立”，为新世界制定的规则才是乌托邦的精髓。

镜像是最简单的重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坚船利炮，既如此，倘使中国有更坚之船、更利之炮，自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在晚清人士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可谓顺理成章，而最有代表性的文本当为《新纪元》。在小说的末尾，中国领衔的黄种获胜之后，迫使欧洲白种诸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观其赔偿军费、设立租界、驻军特权、传（孔）教自由等内容，基本上就是现实中的晚清中国所承受的种种城下之盟的翻版。《新野叟曝言》承其余绪，故事一开头就是中国已然征服欧洲的时代。“欧洲自耶教灭绝后，正学昌明，差喜变夷用夏。”不久欧洲民族主义大兴，驱逐担任“欧罗巴全洲国主”的中国士人，却被中国派去的飞舰队轻易镇压，连耶路撒冷圣地都被中国大兵用“淡养甘油”炸掉。嗣后订立的条约体现了更加严厉的殖民统治，“七十二邦俱奉中国之正朔”，“承认孔教为欧洲之国教”，“耶稣纪年及阳历月份，当永远废止”，“语言文字，各国互歧，殊不适用，嗣后悉皆废去，改用汉文汉语。有敢仍用欧文欧语，以大不敬论”，“中国钦派驻欧总监大臣一员，驻治波而都瓦尔国。凡七十二邦内政外交，悉禀该大臣，然后实行”。相对温和的《电世界》，也设计了不少颇具象征意味的情节来昭示世界秩序的逆转。例如，北极白令海地方新建的大公园中，有一座极高的春明塔，塔顶三层是藏书楼，“大约下层是非、澳的书，中层是欧、美的书，最上一层是中国的书”。又如，西威舰队的遗属谋刺电王未遂，被法庭判以终身监禁，却因“电王特别请求，改为监禁五年，永远不许游公园的罪”。其后欧工谋反，亦受此罚。“咳！岂不记得十九世纪里上海的公园，有‘不许华人入内’那块牌子吗？所以到二十世纪里的华人看了，气得要死，毕竟收回了领事裁判权，这块牌子方才取消。如今事隔一百年，把这法儿来发付欧洲的罪人，也算对得住他们了。”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睹此多半会心一笑。

对于这样的构想，今人多不以为然，实则不可简单论之。复仇之举，源远流长，中西典籍中不乏对这种氏族社会遗存的认可，如“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礼记·曲礼上》）、“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旧约·出埃及记》）。当然，经籍一方面赋予复仇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对复仇的前提标准、复仇对象、复仇者的范围及角色、复仇结果提出了各种规定。及至国家特别是司法机构和体制逐渐成熟，私力救济逐渐让位于国家法律，复仇就受到进一步的限制甚至禁止。但在实践中，复仇始终得到礼的鼓励和法的宽容，绵延不绝，形成根基深厚的复仇文化。晚清小说家固然深受浸润，同时代的章太炎、鲁迅等学人同样不离其道。今人或可讥其狭隘，然而，超越复仇的关键，是国家的存在和完备。只有当国家能够有效地代替个人惩罚奸恶、伸张正义，并避免私相仇杀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复仇才会从根本上丧失正当性和必要性。近代世界可称为由国家作为基本主体构成的社会，但在二十世纪初，并没有一个国家之上的国家来为在殖民征服和掠夺中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讨回公道。晚清小说家在文本形态的新世界中以“同态复仇”的方式寻求正义，乃是理直气壮而力有未逮的无奈之举，滑稽的形式之下，实有万分沉痛。

当然，复仇仅仅能够就特定事件实现局部的正义，其分寸亦难以把握，故国仇的报复并不能带来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晚清乌托邦思想者皆因祖国迭遭欺凌而愤激沉郁，进而在“大国报仇，百年不晚”的想象中呈现出纠结的心态：一方面快意恩仇、酣畅淋漓，另一方面对于底蕴深厚的白种/欧人丧权辱国、任人宰割心有不安，料其必奋起反抗。《新纪元》末回标题“终战事黄白分胜负 定和局世界息纷争”因此名不副实，因为“欧美各国所有国民都起了大风潮，与这和约反对”。《电世界》中电王梦见麾下欧工驾驶捕鲸船围猎化身鲸鱼的自己，亦适为某种忧虑感之投射。恃强凌弱既为不义，则民族平等当行。《新石头记》中执掌“文明境界”的东方文明所不能释怀者，乃是有色人种的悲惨命运：“红、黑、棕各种人，久沉于水火之中，受尽虐待，行将灭种。老夫每一念及，行坐为之不安。同是人类，彼族何以独遭不幸！”他在万国和平会上道出的理想，便是民族不分大小普遍平等：

“如红色种、黑色种、棕色种，各种人均当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国民。此为人类自为保护，永免苛虐。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凡我文明各国，无论个人、社会，对于此等无知识之人，均有诱掖教育之责任。”

这一理想可谓诚挚，然观其表述，有“文明人的傲慢”之嫌。受西方种族偏见影响，吴趼人中时有黑种人“生就了至愚的性质”、“蠢如鹿豕”之语，甚至借书中人物之口表示，红黑人种生性懒惰，可以添补脑筋、增益智慧的新药“聪明散”用在“他们那种全无思想之人”身上只会“助长野蛮”。这般歧视态度下的“诱掖教育”恐怕就不足为道了。

与《新石头记》中语焉不详的愿景相比，有赖昌明科技的新秩序在许指严笔下生动可感，意味也更为深长。大战之后，电王因中国财政“渐行支绌”，便招了二十万欧工到南极金河采金，并在伊兰（伊朗）高原筑了七座藏金大库。一日，电王盘查金库，赏赐甚丰：

“电王吩咐了几句勤谨的话，又赏给欧工每人五十镑金子，统共赏去一百万镑，欧工喜欢的了不得。原来电王度量宽大，待欧工也极要好，每天工作不过四小时，工价格外多给，而且准带家眷，一切听其自由。如今因为查库，又赏了每人五十镑，欧工如何不感激呢？电王常说：“十九世纪里西人虐待华工，已到极点，然而如今得了这样结果，我何必再学他的坏样呢？”所以电王事事体恤，没有一个不颂声载道的。”

电王舍中国的丰厚劳力而用欧工，似乎是许氏刻意安排的情节。清季，沿海地区多有被诱骗甚至被掳掠出洋做苦力者，这些海外华工的悲惨境遇在晚清文学中得到了深切的反映，很多作家追求理想世界的乌托邦情怀正是由于耳闻目睹同胞被当作“猪仔”贩卖、压榨、残害而生发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先于1907年发表记述华工血泪、略及海外胜地的《黄金世界》、后于1908年出版《新纪元》的碧荷馆主人。电王招欧工远赴南极采矿，自是世界秩序逆转之象征。但细察电王所为，绝非冤冤相报的“推刃之道”，毋宁称为“以直报怨”。他雇佣而不是奴役欧工，予以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所以工人们欢欣鼓舞；而小说中提到全世界“各资本家道德进步，工价加增，工人合商人贫富约略相等”，可见电王并非对特定群体专行恕道，而是心怀社会主义之仁。他采掘金矿也并不仅是为了缓解中国的财政困难，而是要在生产力突飞猛进、全球经济规模与日俱增的时代，以金币本位制的方式维系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只因电力发明，工艺发达，而且农产物比前世纪也增出几千倍之多，所以物产合金钱比例，没有什么相差，那物价便不会十分腾贵……物价不致过高过低，人民便也没有极贫极富，岂非真正大同世界，至治极乐吗？”

毫无疑问，只有科技才能成就这个不患寡亦不患不均的丰饶社会，而这正是晚清世界秩序想象的要害之处。如果强弱易位是在科技发展普惠世间、生活水准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便不必拘泥“剥夺剥削者”的革命逻辑，秩序的转换也就更为平稳。《电世界》中，电力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兴旺，使增加货币供应量成为经济发展所必需。而要到冰天雪地的南极采金，仍需“电力发明”来克服一系列困难：“可坐三万人光景，一小时进行五、六千里”的空中自然电车往来不息，运送劳工和采金所获；利用产自印度恒河之滨、用电气从矿石中析出的鈤质制成的电灯“光力热力与众不同”，“竟如太阳一般”，把严寒之地变成了“正如春夏之交，又如中国广东地面一样”的乐土，于是欧工“安居乐业，衣食俱足”。正是这些交通、能源方面的新技术，使电王得以创造出数量庞大的就业机会，并为欧洲劳工提供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格外多给”的工资，使其安之若素，而他们本是世界秩序变动中最容易遭受损害、最容易被民族情绪俘虏的群体。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感恩戴德，前述谋刺电王者便愤言，行刺并非仅仅因为亲戚朋友死于电王灭西威舰队之役，他们所感受到的种族屈辱也是重要原因。“我们人种向来称地球第一的，如今倒把土地双手奉人，这种羞耻如何不要洗雪呢？后来又下了北极公园的命令，我们也派在工人队里，吃了许多辛苦，供给你们黄人的快活，如何不气愤呢？”其后有欧工结党，谋划“占据南极地方，成个独立国”，大抵心同此理。这两次反抗虽然都被挫败，却不啻为种族-民族主义死而不僵之暗示，小说家言欧人“晓得电光厉害，电学精深，从此不敢轻于尝试了”，反过来看便是不曾心服的意思。如何超越民族主义？《电世界》最后一部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凸显和消解，形成了对这个问题的巧妙回答：

“电王听了这话，忽然想着世界人类增添得这样的快，不要十年，只怕高的到哀佛来斯峰头，低的到死海，都填得满满了。这样世界，还有何趣味呢？想到这里，又觉得这世界上的缺点很多，自己在五十年前创了电艇电车，总算空中可以行得，然而住宅产业能够离得了地面吗？鈤灯发明，南北极的寒冷黑暗已全改变，然而殖民辟土能够撇得去陆地吗？为人也苦得很，终究给土地限住的。偏偏土地又少，古人说得好，“三山六水一分田”，如今一分的田也得扩充到三分了。只有那六分的水浩渺无情，还是叫我们望洋兴叹。有这缺点，总算不得大同极乐。”

在这样的表述中，生存空间的逼仄不再是一国一族的苦痛，而是困扰全人类的危机。事实上，小说中电王的开拓都为人类所共享，如鈤灯发明之后北极变暖，冰雪融化，“五洲的国民”“纷纷的情愿前赴”，西伯利亚等苦寒之地也都成为人类乐园。陆地上人满为患，电王遂设计制造了极为坚固，可以自造新鲜空气、长驻海底的电船，以供人类殖民海底。待到海底已经遍布殖民地，电王又未雨绸缪：“如今海底里做了殖民地，将来人满起来，连海底一席地都争不着，叫那些人民怎样过活呢？”他于是决意“扩充世界”，辞去内阁职务，潜心钻研，最终乘坐自己发明的“空气电球”飞向茫茫宇宙，踏上为人类寻找栖息之地的漫漫旅程。这是一次精彩的格瓦拉式身份转换：电王离开权位，不再受到既有的、难臻至善的政治秩序的拘牵；电王离开地球，亦不再以本国为念，他的远征是为整个人类谋自由、解放和幸福的事业，正义性不言而喻。

无独有偶，《新野叟曝言》同样将人口问题视为由“治国”至“平天下”的关键，惟立意更加鲜明，论说更为深入。《野叟曝言》是康乾年间夏敬渠创作的一部奇书，共一百五十四回，约一百四十万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通俗小说。此书虚构的主人公文素臣是一个理想化的道学先生，既有满腹经纶，又兼盖世武艺，一生建立无数功业，位极人臣，封妻荫子，儿孙满堂。陆士谔的续作，一开篇却让夏氏的“理学乌托邦”捉襟见肘。原来，海晏河清，人口蕃衍，“孳生快速，不知不觉，人口之多，几至塞满大地，过此以往，全国将有不能容足之忧，现在已竟人数大于物数，谋生之难，十倍从前。”素臣之妾红豆献节制生育三策：禁止早婚、禁止娶妾、家产足以仰事俯畜者方准婚娶。素臣曾孙文礽认为，三策即便可行，也只能善后，不能救急，欲解当下“过庶”之忧，别有二法。“第一当为之代谋生计，必使人人皆足自育方好”，“第二则移密就疏挹兹注彼之法，但此法以邻为壑，会有穷期，终不如第一法之妥善也”，“劳逸相均，贫富相等，国内之土皆辟，世上之利皆收，而后服御食饮，不忧不给，过庶之患，或稍杀乎？”其实这也正是《电世界》中电王为世间生民谋幸福之法，如运用科技改造环境，于南北极、非洲、澳洲等地新辟大量农场，供人民垦殖居住，又助其殖民海底，开发大海深处各种利源，在在皆是“代谋生计”“移密就疏”之举。

文礽之“代谋生计”不如《电世界》精彩，其“移密就疏”却写得摇曳多姿。受近代地理天文之学启发的晚清人士，不乏效科学小说之言、倡殖民外星者，如鲁迅译完《月界旅行》之后浮想联翩：“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将夷然视之，习不为诧。”蔡元培的小说《新年梦》（1904）中，星际殖民则富有象征意味：“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使，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新野叟曝言》同样鼓吹星际殖民，全书超出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讲述文礽等人驾驶飞舰探索各个星球、为人类开疆拓土的殖民冒险。小说借文礽之口点出，人满为患非独中国为然，乃是世界性的问题，而文礽发起的“拯庶会”是针对普遍性问题而设立的机构：

文礽：“故目下世界之大患，即此过庶两字，无中无外，无欧无华，莫不皆然。”日京道：“此论通极。照我意思，必须萃世界之奇材，会华欧之英杰，和衷共济，泯去种族之观念，方可有济。”文礽道：“拯庶会原无禁止欧人入会之条款，欧人有志者，尽可来华入会，某等民胞物与，一视同仁，原无什么种族观念。”

既然“过庶”是举世皆然的危机，是社会诸多乱象的根源，应对这一问题的努力也就成为具有普世情怀的追求。当源自张载《西铭》的“民胞物与”之“民”藉由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从华夏子民扩展到万国黎民，以人民为同胞的儒学普遍主义也就完成了自我更新，足令强烈排斥他者的种族观念黯然失色。有此铺垫，细读前述飞舰队镇压欧洲叛乱的过程，便觉有深意存焉。相比《新纪元》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连场大战，《新野叟曝言》中的中欧对抗完全一边倒，中国飞舰队仅仅牛刀小试，两军尚未交锋，欧洲便传檄而定。这并不是因为陆士谔缺乏技术想象力，小说中叙述飞舰建造过程和摹其形貌的文字足有三回之多，对飞舰的外观、规模、内部结构、仪器设备、物资储备以及控制、动力、侦察、火力等各个系统都有兴致勃勃的描述。飞舰强悍之至，非欧洲所能抵御；但此舰之所以如此强悍，是因为其使命本是以星际殖民为目的的太空探险：“金星木星之体积，大于地球，奚啻十倍。苟能设法交通，俾地球之人，得以移植星球，则孳生无患矣。”预想中的太空殖民地是向全人类开放的：

波而都瓦尔国王阳旦道：“……并不是有心反叛，实缘人民过庶，生计艰难，穷极思乱，不得已而出此。今虽征服，若不代筹出路，终非长治久安之道。元帅以为如何？”文礽道：“过庶之患，中外皆同。礽制造飞舰，目的本不在乎征欧，实欲交通他星球，为世界外再辟一世界。贵邦如患人满，俟礽辟就新世界后，不妨来旅居也。”

制造飞舰的目的如此宏大，无怪乎“款数过巨”，中国皇帝亦“格外郑重”。然而一旦集海量人财物力而成之，它就会是非同寻常的神兵利器：“飞舰一旦成功，则且飞行他星球，与星球人类相剧战，区区欧洲又何足忧！”平定欧洲，只是这支超级舰队远征太空之前的热身运动，轻描淡写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欧洲的失败，固然是科技层面的失败，但追索飞舰这一神妙造物的来源，我们发现其失败更是民族主义的失败，因为没有普世主义的关怀，也就不会有足够的魄力和想象力去展开一项超越时代的、非倾国之力不能为的工程。由此，陆士谔和许指严一样，都表达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愿望。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民族主义是现实可欲甚至必需的，但它既是扩张、侵略、压迫、杀戮等诸多不义的源头，自然又是需要“超克”的。要超越民族主义，既需要“兼爱”的普世情怀，又需要在技术层面消除或缓解族群相争的症结，亦即生存竞争的压力。科幻小说具有以人类整体为观照对象、以科技发明为叙事线索的特征，正是阐发这种思想的最佳文类。不过，正如我们在前文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几乎所有的晚清世界秩序想象，仍然是“爱有差等”的，尽管或隐或显。这是因为，现实中的愤激和理想中的宽厚乃是一体两面，“如张灏先生所说，世界意识与民族主义杂糅混合是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特色”，“近代中国士人在述说民族主义时，未尝须臾忘记在此之上的大同；而其在述说世界主义或其他类似主义时，也往往在表达民族主义的关怀”。这种悖论般的心声是如此的深切，时隔百年，依然余音绕梁。

（作者：李广益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