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读《晦庵书话》，唐弢先生在1979年版的序言中写下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书话》初版40篇，其中第二篇为《科学小说》，谈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两部作品。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版社之请，另用《闲话<呐喊>》替下《科学小说》，仍凑足40篇之数。

原来，常常被看作少儿读物的凡尔纳小说，也是会惹麻烦的。但仔细想来，科学小说，或者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为常见的称谓，“科学幻想小说”，本身就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东西。“赛先生”自不必说，小说从五四以来成为文坛主流，自然也有不可忽视的份量，至于幻想，列宁早就引用皮萨列夫的话说过，幻想可能跑到事件自然进程的前面，也可能突然飞向任何事件的自然进程都不会企及之处，“在前一种情形下，我的幻想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它甚至能帮助和增强劳动者的毅力”。言外之意，后一种幻想可就是有害的胡思乱想，得小心提防。

不过，鲁迅在上世纪初叶译介凡尔纳作品时，并不觉得凡尔纳或者科学小说会有什么危害。相反，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对二者都有热情洋溢的礼赞，虽然他连凡尔纳的国籍都弄错了。“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学术既覃，理想复富。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如此这般文理俱佳的科学小说，能使读者“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是故“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个著名的论断，对以凡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小说评价之高，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事实上，鲁迅对凡尔纳的译介，并不是中国人的凡尔纳初体验。早在1879年，郭嵩焘就在归国旅途中，读到了《绕地球游记》等凡尔纳名著，并在日记中表示，“其书虽属诙谐，而格致家固推重之”。1900年，第一部凡尔纳小说中译本《八十日环游记》问世。是书据英译本译出，由陈寿彭、薛绍徽夫妇合作而成。凡尔纳小说本多探险奇游，初入中国又是这样一部以环游地球为主题的作品，恰与凡尔纳小说在现代世界的漫游相映成趣。最能体现这种“作品旅行”的，还是鲁迅所翻译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月界旅行》1865年出版后，先是一路向西，被译介到英美，接着跨越太平洋，来到因推重科学而对凡尔纳小说青眼有加的日本，最后才被慧眼识珠的鲁迅译成中文，进入亚洲大陆，足足绕了地球大半圈。凡尔纳笔下的人物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在八十天内就环游地球，但《月界旅行》却用了足足三十八年才抵达中国，而且艰苦备尝——不知名的英译者、日译者井上勤、中译者鲁迅统统是“豪杰译”的好手，小说经过三次语言转换，已经面目全非。虽然未能保留原汁原味，但《月界旅行》跨越四重文化的乾坤大挪移，恰恰是极富历史意义和文化意涵的传播过程，内中曲折细微，值得探究。

据陈平原先生的统计，1900-1915年间，凡尔纳小说的中译本有20种之多。如此规模的引介，加上鲁迅等人的褒扬，使凡尔纳享誉日隆。1928年，赵景深在《科学小说之父百年纪念》一文中认为，凡尔纳小说风行世界的关键，“第一是惊奇，第二是真实”。凡尔纳在博览科学书籍的基础上，“拿科学的发明来惊人”。但只有“惊奇的材料”也不够，他的小说还有出色的结构，“一步紧似一步，一段比一段惊奇”，扣人心弦而又诱人深入，“即史提文生的《金银岛》和吉百龄的《夜游》等都赶不上他”。赵氏的评论可谓精到，因为肇始于科学、升华于想象的惊异（sense of wonder），正是科幻小说艺术魅力的核心，但若没有一个巧妙的结构来营造悬念和波折，读者也容易失去兴味。可见，鲁迅和赵景深等大家论及凡尔纳小说时，都不曾囿于“通种种格物原理”“大有助于学问”的启蒙功用，而是对其独特的审美风貌多有体悟。饶是如此，现代科学教育体制的确立、知识分子关注点的转移仍使“凡尔纳热”迅速退潮。“五四”之后直到1949年，凡尔纳小说只有寥寥几部出版，且均为旧作重译。

新中国成立后，凡尔纳再一次得到重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黄伊，注意到凡尔纳的世界声誉，特别是苏联对凡尔纳的认可，写报告提出了出版凡尔纳选集的设想。他表示，凡尔纳的作品可以大开青年的眼界，为他们插上科学和幻想的翅膀。当时的中青社领导江晓天、萧也牧、李庚等纷纷表示支持，于是这套在凡尔纳中译史上很有分量的选集从1957年起陆续面世。译者阵容十分强大，范希衡、曾觉之、杨宪益、沙地等名家都承担了翻译工作。除了译文优良之外，这套选集的封面和插图也十分精美，以至于有些读者拿到书后先欣赏插图再读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凡尔纳这个名字的中译相当混乱，有房朱力士、焦士威尔奴、迦尔威尼、裘尔卑奴、萧尔斯勃内等七八个，中青社的选集出版后才得以统一。为了推广凝结了自己心血的凡尔纳选集，黄伊、李震羽等编辑还在报刊上撰文介绍凡尔纳及其作品。除了“敝帚自珍”的编辑之外，曹靖华、杨绛、丁景唐等著名学者也纷纷发表书评，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推介凡尔纳的队伍中。

当然，要在那个年代力推一位作家，必须兼顾其文学价值和进步立场，而且后者往往更为重要。唐弢那篇惹上麻烦的《科学小说》（1957年初刊于《读书月报》时题为《儒勒·凡尔纳》）就是如此，一方面指出凡尔纳小说的科普功用，“由于作者知识非常丰富，一切叙述多有科学根据，因此他的幻想往往成为极有趣的预言——科学世界的预言”，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其进步性，“他的某些作品里反对人压迫人，提倡社会公道和人类正义的精神，也是使我们深深地为之感动的”。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样的界定。选集问世不久，就有读者表示，凡尔纳的小说虽然科学知识丰富、情节曲折动人，但“也有不少地方宣传了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希望读到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用革命浪漫主义的笔触，用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文字写成的科学幻想小说，以这些书代替资产阶级的科学幻想、冒险小说”。（《多出版共产主义的科学幻想小说》，《读书杂志》1958年第19期）到了六十年代初，“资产阶级思想”的靴子终于落了下来。据公盾的记述，将凡尔纳打入冷宫的，是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肃反高手康生：

他在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 1828-1905）的早期作品《气球上的五星期》中，偶然“发现”其中对非洲黑人生活有自然主义的描述，就肆意夸大，大嚷大叫。说作者是在“恶毒攻击非洲黑人”，把凡尔纳的著作贬为“大毒草”，勒令停印全部当时已翻译出版的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优秀科学文艺遗产的摧残，是他们对我国科学文化界进行封建法西斯统治暴行的一个铁证。

唐弢语焉不详的“国内舆论突然提出责难”，由此得到了解说。对于康生的批判，公盾愤怒地反驳道：“（凡尔纳）对被压迫民族，特别是非洲黑人不但没有诬蔑歪曲，而且抱着相当深厚的同情。他在自己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猛烈地抨击了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

多年后再看这段公案，我们或许可以有新的认识。康生固然是上纲上线、过度反应，但他的指责却未必是捕风捉影。《凡尔纳选集》的策划者黄伊有这样一段回忆：

（李震羽和施竹筠）在处理译稿时，看到一些情节和描写，说有些土著民族风俗习惯很落后、野蛮，甚至有吃人的场面，怎么办？我说：“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或是由于天灾，或者其他原因，都发生过食人的现象，古书上不是有易子而食吗，好像《水浒传》和《鲁滨逊漂流记》里面，也提到过吃人。但是，在我们现在出版的作品里，像什么“食人生番”之类的词句要去掉，有些鲜血淋淋的描写，就稍作删节吧！”

可见，面对凡尔纳小说中的“自然主义描述”，引介者们并非毫无质疑、照单全收，也得做技术上的处理。那么，凡尔纳的非洲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治不正确”的呢？

《气球上的五星期》提到，许多前往非洲的探险家被当地的野蛮土人袭扰甚至杀害，有的非洲部落甚至保留着吃人的风俗。这部小说最早的译者对此印象深刻，在刊登于1903年《江苏》1-2期的缩译本《空中旅行记》一开头便说：“话说五大洲中，有个亚非利加洲，是野蛮人居处之地……却是欧罗巴人，有一股坚忍不拔的精神，不肯轻易放过，每每叙了几多学士，想种种方法，要探他内地情形……从前有几辈大胆的人，去探非洲，葬在野蛮人腹中。”这种“文明-野蛮”的二元叙事体现了典型的殖民主义世界观，对时人颇有影响。1904年连载于《绣像小说》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同样是乘气球游历的科幻故事，其中便有黄白二种利用先进武器屠杀土著的情节。书中人物有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对话：

玉太郎道：“绿气炮是万国公禁的，怎好胡乱用呢？”鱼拉伍不由分说，只管放去。放了半天，才慢慢的讲道：“玉先生，你说绿气炮不该用么？遇着野蛮地方，不用野蛮的兵器，到什么地方用呢？”

1957年王汶所翻译的《气球上的五星期》没有像《空中旅行记》那样开宗明义，但不知是否因为“技术处理”时的遗漏，这个全译本对殖民视角的呈现相当忠实，如其中的吃人场面：

蓦地，这个勇士把他的血淋淋的长矛抛得远远地，直奔到一个受伤者的跟前，一斧头砍下他的胳膊，抓住它就津津有味地啃了起来。

……

旅行家们看见了胜利者怎样扑到战败者身上去；他们怎样彼此抢夺还没凉透的人肉，贪馋地大嚼。

阅读至此，读者很容易感到震骇和厌恶，从而认同书中的旅行家发出的“一只万恶的野兽！”这番“文明之惊叹”，并因其按捺不住开枪射杀“吃人野兽”而拍手称快。凡尔纳的小说中出现这样的段落并不是偶然的。阿贝尔热指出，终其一生，凡尔纳都坚定地谴责、反对奴隶制，歌颂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多次以废奴主义者作为小说的主角。然而，他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对奴隶制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认为黑人与白人是平等的。相反，白人优越、黑人低劣的种族主义意识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在《气球上的五星期》、《征服者罗比尔》、《十五岁的船长》等小说中，有大量对非洲黑人社会的血腥、残暴、野蛮景象的描写。越深入非洲腹地，这种景象越多，因为那里居住着越发远离“文明”的化外之民。在凡尔纳看来，白人对非洲进行武装干涉乃至殖民征服、帝国建构都是正当的，因为这会给这块大陆带来“文明”，虽然他对文明能否最终在非洲实现有所怀疑。（Peter Aberger, “The Portrayal of Blacksin Jules Verne’s Voyages Extraordinaires,” TheFrench Review, 53.2 (Dec., 1979), pp. 199-206）不得不说，“原生态”的凡尔纳小说并不利于培养恰当的非洲观，而在一个特别需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同仇敌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年代，这更成问题。

即便如此，凡尔纳的译介工作所遭受的政治干预，也过于粗暴了，是不得人心、不能长久的。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系统重印已经出版的凡尔纳小说，并继续翻译了十余部。严冬之后重见天日的凡尔纳小说再次赢得读者青睐，并从此在图书市场上长盛不衰。199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进一步推出了规模庞大的《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共35册，收入凡尔纳小说50多部，合计超过1000万字，可谓凡尔纳中译史上的一大盛事。这部全集均由法文原著译出，其中三分之二是首次译成中文，包括《流星追逐记》、《喀尔巴阡古堡》、《小把戏》等名篇，大大丰富了中国读者对凡尔纳的文学成就的认识。2010年，凡尔纳的又一部奇书《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被译成中文。凡尔纳从未踏足中国，他的中国故事源自道听途说和二手材料，人物形象和外在环境都写得牛头不对马嘴，掺入了不少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不实想象。其实，他也不曾在非洲旅行，书写非洲的依据同样是他人的叙述。所以，凡尔纳小说中的偏见，体现的是当时的欧洲人普遍具有的欧洲中心、白人至上心态。有趣的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凡尔纳的这部想象中国的小说就被中国人改编成了一部相当成功的喜剧片《少爷的磨难》（张建亚、吴贻弓导演，陈佩斯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1987年出品）。除此之外，中国导演胡兆洪还曾与德国人合作，用木偶片的形式分别将《环游世界八十天》（1998）、《登月之旅》（1999）、《气球上的五星期》（2001）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2005）搬上银幕，同样精彩纷呈。

历史已经进入凡尔纳畅想过的二十一世纪，凡尔纳的作品自西徂东的旅程也已绵延百年，却仍未到旅尘落定之时。凡尔纳生前未能发表、1989年才被其曾孙发现的《二十世纪的巴黎》（1863）仅在台湾有中译本。他的非科幻探险题材小说、中短篇小说以及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剧作尚不为中国读者所知。事实上，他那诙谐而活泼的小说文风，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戏剧创作的积淀。不过，比起翻译的未竟全功，对凡尔纳的误解才是更要紧的问题。凡尔纳研究权威伊文斯（Arthur B. Evans）曾经指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凡尔纳主要面向少儿写作，他的小说内容浅显、光怪陆离、引人入胜，为科技进步而纵情欢呼。实际上，他的小说对十九世纪的现实有深刻的体察和思考。他最著名的几部作品表现出的对科技发展的乐观态度，源于听从书商赫泽尔的建议而迎合时代精神，并不足以代表他的思想深度。他的早期作品《二十世纪的巴黎》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而赫泽尔1886年去世后，凡尔纳又以市场挫败为代价，在创作中持续探讨人的道德和责任，揭露现代社会和环境的弊病。在辉耀着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十九世纪文学星空中，凡尔纳不是最灿烂的明星，但被托尔斯泰称为“艺术大师”的他，不失为一代文豪。

终有一天，在凡尔纳曾经神游的中国，这位胸怀世界的伟大作家将获得与其创作成就相称的评价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