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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的使命

来源:中国科技文化网 | 郑军  2016年07月04日15:40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5年,南溪赘叟在《救时策》一文中首次将这种思想表述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年后,位高权重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这一观点,遂传布于中华大地。

 

《校邠庐抗议》

长期以来,这句口号被视为封建势力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自我保存的挣扎。近期,人们对它有了新的解读。当年所称“西学”,虽然也包括新式教育、财税、贸易、法律等社会制度,但主要指是科学技术。当年所称“中学”,即传统儒学,虽然也包括封建政治制度,但主要是修身养性的功夫。于是,这句口号的内涵就转换成“价值观为体、科学技术为用”,相对而言是个客观的判断。

当年的中国精英不会看这么远,也不大可能知道在同时代的西方,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于“玄学为体、科学为用”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科技固然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没有,或者不可能提出新的价值观,建立新的人生意义。近几十年,西方反科学学者几乎都从这个角度立论,影响力日益高涨。

所有这些中外观点可以归纳为一句话——科学可以让人活得更好,但不能告诉人们为什么活。

这与科幻有什么关系呢?科幻是叙事文学,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要以人物为线索讲故事,讲述者必须说清人物的动机,否则故事很难成立。同时,科幻讲的又是科学上的发明创造。这样,科幻作家就必须写清楚人在面对科技进步时的价值选择。如果人物是发明者,是什么动机支配他们搞这些东西?如果人物是使用者,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受到这些发明创造怎样的影响?

科幻和任何文学作品一样,人物动机越模糊,作品情节越凌乱。人物动机越清楚,作品主题越鲜明。于是,不管科幻作家是否关注上面那个宏大话题,他们实际上在探索科学对价值观的影响——有了某个新的科学突破,人还能象以前那样生活吗?科幻的真正价值是在这里,而不在于宣传科技奇观。

面对这个根本课题,科幻创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早,科幻作家描写的就是科技奇观。人物,尤其主人公只是旁观者,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代表读者目睹奇迹。主人公甚至不参与情节,看不出有什么行为动机。着墨最多的就是他们对科技奇观表示好奇、惊讶。

 

《星球大战》

仅靠奇观来维持的科幻很快就会失去吸引力。于是,科幻作家把传统人物动机搬到科幻背景下。《星球大战》便是第二代科幻的典型。单就人物动机而言,它是太空背景的武侠剧。象“反抗外星入侵”之类的题材,无非是抗战的未来版,作品的价值体系来自于中世纪。

 

《星际旅行》

《星际旅行》是第二代科幻到第三代科幻过渡的中间作品。“企业号”肩负着科学考察使命,但它也是战舰,要对付海盗、恐怖分子和克林冈人。剧中人一会是勇猛的军人,一会变身为从事“田野调查”的科学家。军人价值观与科学价值观常常混在一起,难以梳理。

《卫斯理系列》是中国科幻在这个过渡阶段的典型,主人公卫斯理既从事科学探险,也要跟黑帮斗争。能把“科学人”与“江湖人”这两种完全不搭界的身份调配好,也只有倪匡这种叙事天才可以做到,但它不是可取之道。

在第三代科幻里,情节主线或是科学调查,或是科技发明,或是技术运用,完全在写科学工作本身。主要人物或者科学家,或者是被科技影响的普通人。在《接触》、《星际穿越》这些作品里,我们能看到“科学人”的价值观。在2014年奥斯卡最佳剧本《她》中,我们能看到科技如何解构传统的婚姻家庭。

 

《她》

本文开始的那个重大话题——科技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它是“体”还是“用”?或者是否从“用”出发,最终改变了“体”?科幻只有发展到第三阶段,这些才彻底成为作品主题。科幻作家不是哲学家,但所有科幻作品,特别是到了第三阶段的科幻作品,都是这个宏大问题的个人解答。

也只有将人本身,或者说将价值观、人生意义这些话题变成科幻主题,它在艺术上才能站住脚。因为文学就是人学,所有文学作品,都是走到这一步才能升堂入室。

直到80年代初为止的中国早期科幻,相当一部分属于第一阶段。今天的中国科幻,大部分也处在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过渡期。然而,不足就是增长空间,知道前面的路往哪里走,中国科幻才能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