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之死》
作者：威廉·曼彻斯特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书号：978-7-5063-7474-3
定价：98元（上下卷）
作者简介：
威廉·曼彻斯特(1922——2004)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1922年生于马萨诸塞州阿特尔伯勒。1940年入读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因为参军未完成学业。1945年因伤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他曾是《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中东和亚洲的外派记者。在其著作《一位总统的肖像》中，他讲述了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执政最初一年半的情况。这部作品打动了肯尼迪夫人的朋友和顾问。于是，在他们的建议下，肯尼迪夫人选择了曼彻斯特来操刀写作《总统之死》。曼彻斯特其他著有《克虏伯的军火》、《光荣与梦想》、《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等作品。
内容介绍：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50年之后，由这场世纪之案引发的讨论与猜测还在持续。是谁，为了何种原因，决定杀掉当时世界最具名望的政治家？
曼彻斯特作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受肯尼迪夫人的委托，通过多年的走访查证，收集到众多关键证人提供的一手资料，经过甄别后写就的这部《总统之死》，可谓是研究肯尼迪之死的扛鼎之作。
本书是一部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全景式记录，生动再现了肯尼迪去世前后六天(1963年11月20日-1963年11月25日)各方面的细节。从总统在达拉斯遇刺，帕克兰医院全力抢救，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奥斯瓦尔德被杰克·鲁比枪杀，各国元首出席总统葬礼，到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氛围，两党政治理念上的分歧，相关各方在事件前后的言论，世界各地面对肯尼迪遇刺的反应，甚至包括总统一家在白宫中的日常生活等都有面面俱到的叙述。书中人物众多，作为总统身边最亲密的人，肯尼迪夫人的坚强，罗伯特·肯尼迪的冷静，以奥唐纳和奥布莱恩为首的总统幕僚的忠诚——他们在关键时刻所体现出的人性闪光都得到了忠实的记录。而对于颇具争议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和时任副总统约翰逊，作者也并没有简单地给出结论，而是结合史料对他们自身的背景和经历进行了严谨地勾勒，将他们的行为置于自身经历和大环境中进行双重考量，最大程度地发掘在他们行为之外存在于美国社会深处的更为深刻的罪恶。书中着重描写的一些细节已经成为了经典场景，如特工克林特·希尔的“惊世一跳”，肯尼迪夫人身着血衣出席约翰逊的就职仪式，小约翰在父亲葬礼上举手敬礼等，作者以一个记者的敏锐在一幕幕宏大场景中捕捉到了这些最有意味的细节，将一个时代浓缩成短短六天的历史生动地呈现了出来。阅读此书，可以拨开凶案的迷雾，了解到肯尼迪遇害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真实。
本书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自美国首版后，尘封近半世纪，国内首次引进，以纪念肯尼迪去世50周年。
目录：
前 言Ⅰ
术语表Ⅶ
序 言 肯尼迪总统1
第一部 死亡之旅
第一章 出行1
第二章 总统座驾66
第三章 伯克利医生131
第四章 新任总统约翰逊211
第五章 走开，陌生人291
第二部 白宫
第六章 空军一号351
第七章 第一夫人412
第八章 白宫490
第九章 最后的受难曲561
第十章 光芒629
后 记 传奇697
附录一 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肯尼迪总统墓地旁的悼词727
附录二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肯尼迪总统墓地旁的悼词728
附录三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杰奎琳·肯尼迪写给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信件730
附录四 年表 (东部标准时间)732
附录五 资料来源741
正文开篇5000字左右：
尽管性情和作风明显不同，但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对政治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一九六三年那个平静的秋天，一桩党内事件迫使正副总统长途跋涉，从华盛顿赶往一千英里以外的德克萨斯州腹地。他们不能不去，德州的民主党就快因为内斗而四分五裂了，州长约翰·康纳利和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九六○年，肯尼迪—约翰逊团队在德克萨斯州的总统竞选中只获得了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三张选票，侥幸击败了对手。如果州长和参议员不马上和解，明年秋天想要竞选连任就前景堪忧了。没有哪个政党在损失二十五张选举人票的情况下还能胜出，因此肯尼迪和约翰逊打算双双南下，为两人进行调解。他们此行必须取得成效，让康纳利和亚伯勒达成表面上的和解，在德克萨斯五大城市的巡回演讲中出现在总统与副总统身边。作为此行的高潮，他们还将拜访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农场，副总统将在那里用家乡的特产对总统进行款待。
很久以后，约翰逊才谨慎地提起，他和总统曾就“德克萨斯州的政治状况”展开过一些讨论。情况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尽管肯尼迪很喜欢参加竞选活动，但这次德州之行的时机却并不理想。首先他对是否需要出面心存疑虑。孤星之州毕竟是副总统的“领地”，一九六○年肯尼迪总统只在那做过一场成功的竞选演说。肯尼迪从政客的角度冷静地评估了这次危机，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德克萨斯一趟。只是这个决定他做得很不情愿。在他看来，这种小争端约翰逊自己就能解决，这趟旅程对他看似是个额外的负担。
如何让一个大权在握的总统明白，他的副总统实际上在家乡并无多大影响力呢？的确没法解释，他不但不会理解，反而会质疑你在找托词。约翰逊一向擅于解决各种问题，但眼前的问题对他来说却是真正棘手的挑战。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为他公众人物的身份而引起的。和新英格兰的肯尼迪一样，他以特立独行的形象亮相于全国的政治舞台，约翰逊深谙选举之道，毫不掩饰自己对用教条主义解决复杂难题的人缺乏同情心的一面。约翰逊喜欢中庸之道，这条道路是他在选举中屡战屡胜的秘诀。但不偏不倚的立场却让他在民主党委员会付出了代价：因为奉行中立路线，所以民主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不会对他表忠，他被两个派别都当作是外人。
约翰逊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他这时 (肯尼迪治下第三个感恩节的前一周 ) 陷入的窘境在三年前就埋下了伏笔：民主党击败了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卡伯特·洛奇取得了大选的胜利。初出茅庐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肯尼迪一步登天当上了总统，而位高权重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却只能当副总统——勉强算是进步，但绝对算不上升职，人们对他担任的这一职位向来知之甚少。从第一任总统就职以来的一百七十四年中，美国人对这个总统的备胎毫无兴趣。打个比方，知道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九年美国副总统叫达拉斯的人也许只有百万分之一。没有人不明白全民票选出来的第二显赫的职位只是个虚职，但只有身在其位的人才知道这个职位到底有多无聊。约翰·南斯·加纳把副总统一职称为“痰盂”。一位智者曾这样写道：“出任副总统并不犯罪，但却是种耻辱，一种类似于写匿名信的耻辱。”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约翰逊发现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他在政治上根基尚浅，毫无号召力，某些议员的影响力都比他大。议员们在各自的选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实权，而副总统却只能上行下效，跟在总统后面亦步亦趋。效忠总统是副总统的天职，他只要能帮衬好总统，不给总统添乱就大功告成。一贯“血气方刚”的约翰逊在当上副总统之后反而有些“萎靡不振”了。为了给他忠实的支持者、来自德州的萨拉·休斯争得个联邦法官的职位，他不得不在政府内外大干了一场。因为萨拉已经超过出任该职的法定年龄，所以美国律师协会将其列入了不合格之列。副总统要求与拉尔夫·亚伯勒分享德州参议员的人事任免权，约翰逊说他在德克萨斯州的支持者们仍将自己视作他们的资深参议员，他有权获得一定的人事任免权。肯尼迪默认了他的要求。虽然亚伯勒极力反对，但约翰逊还是获得了挑选半数德克萨斯州法官、海关官员和边境官员的权力。他的门徒康纳利对此不置可否。亚伯勒自然非常生气，在本州的公共事务上处处与康纳利作对。
并非只有约翰逊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历任副总统都有同感，他的三十六位前任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告诉他，失去自己的地盘就会带来麻烦。肯尼迪不切实际地期望他插手国会山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做联络工作。负责立法联络的特别助理拉里·奥布莱恩出色地协调了整个亚非集团的关系，完全能胜任这部分工作。肯尼迪希望自己的副总统仍能表现得像个多数党领袖一样，但那完全行不通，约翰逊无法起到多数党领袖的作用。肯尼迪执政初期，华盛顿的记者们觉得这个组合也许会取得成功。尽管不情愿，但总统终究承认自己和约翰逊的搭配完全失败了。
记者们很清楚所谓约翰逊“升任”副总统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肯尼迪政府的副总统和其历届前任一样没有地位。从总统位于白宫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快步走到副总统位于街对面行政办公大楼二七四号房间的办公室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距离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媒体关注着第一家庭的一举一动，对副总统的家庭却毫不关心。达拉斯近郊欧文镇一个名叫玛丽娜·奥斯瓦尔德的苏联移民甚至从未听说过林登·约翰逊这个人。副总统在华盛顿同样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以至于他家的电话号码——他只拥有一个白宫分机号码——都列在了黄页目录上。约翰逊夫人从没见过机尾代号是26000、被特工们称为“天使”、俗称“空军一号”的波音707的内部结构；约翰逊的公务飞机被记者们称为“空军二号”，特工在联络中把它称为“天使二号”，但实际上根本没有那样一架专机。副总统对政府的任何一架飞机都没有支配权，整支飞行队都归总统所调遣，代号为26000的“空军一号”是这支队伍的龙头，机尾号分别为86970、86971和86972的波音707在总统认为需要时分担各自的任务。如果约翰逊因为公事需要用到飞机的话，必须由总统的空军事务助理戈弗雷·麦克休进行指派，但有时候他的用机申请会遭到拒绝。
简而言之，林登·约翰逊就是个被困在办公室内的“囚徒”。肯尼迪从未在那间乏味的“囚室”里待过，所以对其枯燥程度是难以理解的。尽管不知其详，但肯尼迪总统很清楚副总统的职位就如他曾私下所述，“是份悲惨的工作”，所以，他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约翰逊的尊敬，找事情给他做，甚至为他修改了白宫的某些礼仪。比如，当两人一起出席正式场合时，按照惯例，总统应该独自缓步走下官邸的大阶梯，而副总统则只能灰溜溜地乘电梯下去。肯尼迪却让约翰逊陪在自己身边，跟他一起拍照，并一起迎接来宾。换句话说，副总统看似也住在这幢房子里。但是他并不住在这里，他真正的住址是华盛顿西北区五十二街四千零四十号，这是任谁都无法改变的事实。那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依旧存在着。
当然，约翰逊不会因此而愤愤不平。正如他常说的一句德州俗谚“放下身段”一样，他很愿意为肯尼迪打下手。约翰逊敬佩总统，为了讨得肯尼迪的欢心，在与总统助理协商之前，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或发表任何意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除非总统特别要求，否则他会避免就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留给他做的事情少之又少，除了主持参议院会议以外他根本无事可做，在副总统职位上度过了消沉的三年后，他的活力似乎已被耗尽了。出发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为这次行程做好准备，他对这次重返家乡的和解之行显然兴趣不大，他从中既得不到什么好处，也不会损失多少利益。如果说总统对这次出行勉为其难，那么副总统也同样是意兴阑珊。
月初的时候，约翰逊在西弗吉尼亚的韦尔奇发表了演讲，并为一家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制造厂剪了彩。然后他便飞到自己的农场，全心投入地拨打电话推销政治晚宴的门票。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他乘布拉尼夫航空公司的航班到了达拉斯，为美国碳酸饮料商做了一次演讲，赞扬了软饮料的功效，并谴责了那些对美国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牢骚满腹”的人。星期四下午，在达拉斯一家私人俱乐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约翰逊和肯尼迪总统第二天的车队游行路线被确定下来。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这个副总统的地位确实不高——与会者们
( 特工和当地的商人) 觉得没必要征求副总统的意见，当他对饮料商做着演讲的时候，登有隔天游行路线的
《 达拉斯时代先驱报》 已经出现在了达拉斯的大街小巷上。
在爱田机场降落两小时后，他又乘另一班布拉尼夫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回了家，至少他可以事先把家里拾掇拾掇。周五晚上和周六早晨总统都会在农场度过，约翰逊是一个周到的主人，不过他的朋友们对最近报上刊登的他有可能在来年选举中遭弃的报道感到非常担心。提前一个星期就回来监督准备工作的“伯德夫人”
① 已经把每个人的工作都分派好了。她把自己的私人秘书贝丝·埃布尔派到六十英里外的奥斯汀采购新鲜莴苣，让副总统的行政助理莉兹·卡彭特和佣人们一起擦窗子。总统的各项喜好也被列成清单写了下来。她让人为总统准备了波兰的矿泉水、百龄坛威士忌，为第一夫人准备了薄荷型的沙龙烟和香槟——杰奎琳·肯尼迪有时抽淡一点的沙龙烟，有时抽很冲的新港烟。白宫的电话应该安在哪儿颇费了一番考量。电话是必须要安的，可又不能放在太显眼的位置，因为这段行程本意是为了休息。肯尼迪夫人的房间挂上了两端有绒穗的擦手巾
( 她不喜欢光滑的亚麻布)；总统希望在他的房间里放一个装着温水 ( 不冰镇 ) 的热水瓶，这点也写在便条上被记录下来。伯德夫人亲自在总统的双人床上铺上了夹板和马海毛床垫
②。屋外的田纳西走马也被冲洗了一遍，配上了成套的马具，总统或第一夫人想骑的时候随时都可以骑。进行了几次讨论以后，他们雇了一些艺人，他们将为总统夫妇进行四十五分钟左右的策马和牧羊表演，好让肯尼迪夫妇了解一下真正的西部是什么样。
约翰逊做了最后一遍检查。他让艺人们一直排练到让他满意为止。与此同时，白宫通信部门的陆军通信兵们完成了电话设备的安装。因为总统那张特殊的床，家具被重新排列了一遍。厨师们烤了上百张馅饼，每个房间都摆上了鲜花和水果。所有副总统能够做的事他都做到了——当然总统之后的遇刺是他预防不了的。万事俱备，接下来只要到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去迎接总统一行就可以了。“空军一号”将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一点三十分降落在这个机场，因为接下来的全程约翰逊都会与总统同行，所以他将有权支配政府的交通工具。代号为86970的后备机将同时抵达，在此次行程中充当后备的“空军二号”。天气预报说这天天气不错，因此约翰逊准备乘自家的“空中女王”到七十英里外的圣安东尼奥迎接总统，他希望能比总统提前赶到机场，如果美国总统走下舷梯的时候自己还没有赶来，那将是不可原谅的。他命令私人飞机的飞行员务必在十二点半前抵达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他将在机场等待差不多一个小时，好在他已经习惯了等待。接下来的任务并不繁重：周日在奥斯汀为一座犹太会堂举行落成仪式；周一在纽约为“圣约之子会”
① 做一次演讲。两份讲稿他都已经准备好，所以他又做了些别的安排。到了机场以后，他将与夫人一起吃个午饭，然后利用剩下的时间悠闲地理个发。
推荐语：
6天：1963.11.20—1963.11.25
50年：1963.11.22—2013.11.22
二十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暗杀 美国及全世界的命运随之改变
尘封近半世纪的巨著国内首次推出 纪念肯尼迪总统逝世五十周年
《光荣与梦想》作者威廉·曼彻斯特创作生涯的标高之作 一部气势恢宏的全景式记录
作者应肯尼迪夫人之邀，多方走访查证，忠实还原总统遇刺前后六天的方方面面
独立于《沃伦报告》的独家调查 研究肯尼迪遇刺问题的最重要作品
前言、序、后记
前 言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夫人请我写本书，记述十周前发生在德克萨斯和华盛顿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此书的由来。我想在此强调的是，肯尼迪夫人和其他任何人对我随后的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叙述不负任何责任。我和书中提到的所有人物之间只保持工作上的关系。同时，肯尼迪家族没有为我提供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政府也没有在我身上花过一分钱。总之，作者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没有接受过任何方面的暗示或影响。我相信包括跟已故前总统关系亲密的那些人在内的所有读者，会发现本书所讲述的很多内容是以前未曾与闻的，有些可能还会令人不安。这是我所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撰写本书之前，肯尼迪夫人只问了我一个问题。第一次录音之前，她问：“你会写下包括‘谁早饭吃了什么’在内的所有事实，还是会把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也罗列在书里？”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置身事外，书中必定会涉及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很好。”她肯定道。于是我便开始思索各种证据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有时你也许会觉得书中的某些地方会让人觉得生气，觉得我的判断完全错了，但你切勿把我视为某个人或某个势力集团的吹鼓手。如果对我的人品或写作手法有所怀疑的话，那你就不必继续读下去了。
其实，我发现肯尼迪家族对出书记录总统被暗杀的事情并不热衷。这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治愈心灵的创伤。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葬礼后不久，各路作家便开始纷纷向外界寻求帮助，准备记述总统之死一事。显然，不管肯尼迪家族是否愿意，各种书籍还是会面世出版。有鉴于此，杰奎琳·肯尼迪决定找一位作家，能够全面而准确地记述总统之死的前前后后。一开始，我并不在与她接触的作者之中(
那时我住在德国的鲁尔区，写一本与德国历史有关的书 )。在那之前，我甚至从未见过她。不过她丈夫对她说起过我，她也在杂志上读过我在她丈夫去世前一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她丈夫的人物简介。此外罗伯特·肯尼迪也很清楚我和他哥哥的交情。肯尼迪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协商后同意了肯尼迪夫人的意见。针对即将面世的各种不同版本、谬误颇多的这类书籍，他们认为应该让某位总统认识的作家出本书来以正视听，认为应该趁当事人还能记得具体情形的时候，赶紧收集资料写出这本书。于是便有了之后对我的邀请。
我的头两个电话分别打给了白宫的比尔·莫耶斯和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让器重莫耶斯的新总统知道我的计划非常必要，让首席大法官领导的暗杀调查委员会理解我所进行的调查也同样重要。首席大法官对我一直很客气，鉴于双方的调查可能会出现交叉的情况，我们一致认为两项调查不必并列进行。调查委员会进行的是案件调查，而我所探索的是整个事件的全貌，主要是事件前后美国历史上那最不寻常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重点是刺杀总统的凶手，而我的调查则围绕着总统本人。
我们在随后的六个月中交换过些机密的信息，调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叉的情况。有时我的调查比他们早：我比调查委员会早一个月见了约翰·麦科恩；在约翰逊夫人向厄尔·沃伦作证的三周前我就和她谈了话。另一些时候他们的调查早于我：我在调查委员会的最后一名成员离开达拉斯之后才前往德克萨斯；调查委员会递交给约翰逊总统的调查报告出版之后，我才跟特工处的特工见了面。从那以后直到一九六六年初暗杀事件的影响开始逐渐消散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调查了。如果不久的将来出现暗杀事件新的调查文章的话，那些文章大部分的依据肯定来自调查委员会或我的调查，或两者兼而有之。除了我和调查委员会之外，没有第三方进行调查。如果有的话，我是一定会有所听闻的。
因为调查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所以我不仅有资格记录对事件的见解，而且把这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把这些见解发表出来会有逃避责任之嫌。这些见解之中还包括了我对
《 沃伦报告》 的看法。与调查委员会不同的是，我不打算公布收集到的各种资料。一方面，这是项艰巨的任务( 肯尼迪夫人对调查委员会提问的回答只占了两页半纸，而我和她的谈话录音却长达十个小时)，但这并非我不愿公布调查资料的主要原因，而是因为在这项工作中我必须同时兼顾各方感受。事实上，最后的定稿极其敏感，作者的判断不足以保证此书的内容不出差错。为此，我向五个具有特殊资历的人征求了意见——肯尼迪家族的两位亲密朋友，两名既服务过约翰·肯尼迪，也服务过林登·约翰逊的总统特别助理，以及《 当仁不让》 ①
的编辑。我仔细衡量了他们每个人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我会隐瞒某些事情，我只是会暂时保留一些涉及私人问题的材料。如果有人认为我在回避棘手问题的话，看完全书之后，他们自然会有所醒悟。套用肯尼迪总统关于柏林墙的演讲中说过的句式：让他们好好看看这本书吧！②
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我反复权衡了注解的问题。最后，我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如非必要，不做脚注。这样做非常痛苦，因为我知道手稿中的每一个观点、每一条事实、每一处引用都可以加注解。不过通读完全书后，你便能知道书中所讲述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逐章逐节的注解需要将所有的细节都描绘得一清二楚，出于对信息来源的保护，我不能那样做。面临着同样问题的亚瑟·施莱辛格做出了与我相同的决定，他把做有详细注解的手稿封存在肯尼迪图书馆。和他一样，我也考虑着要把与本书相关的资料封存在肯尼迪图书馆，其中包括十八卷谈话记录、二十七个文件夹的材料，我希望在经历过刺杀事件的所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直系后代去世后，具有一定资格的学者能查阅到我所封存的这些资料。
顺便提一下我在写作过程中用到的方法。鉴于整个事件错综复杂，我在调查阶段会见了可能帮助我了解真相的所有人。我重走了肯尼迪总统走过的最后一次旅途：从安德鲁斯机场到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凯利机场、休斯顿、卡斯韦尔空军基地、沃斯堡、爱田机场、迪利广场、帕克兰医院，再回到爱田机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沿着救护车路线前往贝塞达海军医院，接着再去白宫、圆形大厅、圣马太大教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我重走了总统车队走过的每一条路线，寻找见证车队经过的每一个目击者。在达拉斯，我还从爱田机场一路走到跨线桥，寻找着狙击手可能藏身的任何一个地方。本书描写的每一处场景，我全都到现场实地勘查过，包括白宫的各个房间、希克里山、布鲁克斯医学中心、休斯顿和沃斯堡的酒店总统套房、休斯顿大剧院、沃斯堡停车场和舞厅、佩因家的车库和卧室、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的住处、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住过的狭窄房间、帕克兰医院的重症医疗区和一般病症医疗区、贝塞达海军医院十七楼的包房和地下室太平间、华盛顿各条马路上人行道及圣马太大教堂的长凳。
在斯温代尔上校及其机组成员的耐心指引下，我参观了总统专机的各个隔间。去了达拉斯以后，我登上了德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的六层，在奥斯瓦尔德藏身处逗留了一会。我还掐着表乘上了奥斯瓦尔德案发之后坐过的公共汽车。出租车司机比尔·惠利去世前，我在奥斯瓦尔德当时上车的同一地点坐上了他的出租车，然后被他以相同的速度载到了奥斯瓦尔德下车的同一处路边。我去了蒂皮特警官被害的地方，然后沿着奥斯瓦尔德逃跑的路线跑向了德克萨斯剧院。在达拉斯警察总部，我坐在行刺者坐过的地方，然后在达拉斯巡警的陪同下，乘同一部电梯到达地下车库，并站在奥斯瓦尔德被杀时所站的地方，把车库的情况记录下来。在一名特工处特工和几名达拉斯目击者的指引下，我重走了总统被杀时路过的埃尔姆大街。在华盛顿、海恩尼斯港和其他地方，我参观了每一处与事件有关的办公室、大使馆和住宅房间——共计超过一百个房间——连后记里提到的阁楼也没放过。我甚至打开过把总统尸体从达拉斯运到贝塞达海军医院的那口棺材。另外，我还在不同季节参观过位于阿灵顿宫下方的那处山坡。
调查总是要和思考相关联，收集再多信息，也不能完全反映事实真相。但所有走访都是必要的，我必须全心投入，掌握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过渡到下一个关键步骤：比较所有证人的陈述。幸运的是，这起事件的每一幕都有几个人看见或听见。就连两人之间的电话通话也有见证者——通常情况下，技术人员会监控这些线路，有时电话两头还会有监听者。通过对人们的回忆进行评估，并凭借我本人的见闻以及所掌握的资料加以甄别，我有信心把案发前后的情况重现出来。如果出现相互矛盾的证言，而两种证言又都有可靠信息来源的话，我就把两种证言都记录下来，然后再找出出现矛盾的可能原因。
美国人民尚未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下旬的悲剧中恢复过来，我无法假装冷漠，但会尽量保持客观，同时我的调查也不会作为最后的结论。对于那些尚未出生的历史学者来说，我的调查只是他们收集信息的其中一个来源。但经历过这个事件的美国人很有必要读读这部断代史，肯尼迪总统肯定希望他们知道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便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所在。所有我接触过的人几乎都赞同我这个看法，我应该向这些人致以敬意，他们跟我一起回顾了一生中最黑暗的那几个小时。我接触的人中，只有杀手的妻子对于希望跟她合作的请求置若罔闻，所有的谈话都很不容易，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我无法做到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完美地完成自己的预定任务，因为涉及的大多数问题都会让人觉得感伤。有时，我不得不一再打扰同一个人。很多被访者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国葬之后，就把那个周末发生的事情扔进了记忆的角落。除了调查委员会的询问，只有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们才会打开尘封的记忆，重新回忆那个周末发生的事情。这对他们来说是种折磨，令人痛苦不堪。林登·约翰逊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林登·约翰逊总统一九六四年五月和一九六五年四月两次同意接见我，为我回忆事件的经过。最后，他发现自己再也回忆不下去了。我告诉总统他是关键证人，希望他能帮上忙。他认可了我的看法。最终，我们用笔录问题和答案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对一些问题做了注释，对另一些问题却始终没发表看法。最后我想补充一点，约翰逊总统从未读过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版本。
尽管这本书是作者独自写就的，但我还是想对写作过程中给我以帮助的所有人致以谢意，感谢他们抽出时间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因为人数太多，无法在此逐一列举。我认为与其挂一漏万，不如一个不提，相信他们可以理解我的用心。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妻子。她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在此，我深深地对她表达自己的谢意。
威廉·曼彻斯特
卫斯理公会大学
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