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慧廉》
作者：沈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3月
书号：978-7-5133-1087-1
定价：48.00元
作者介绍；
沈迦，1969年出生于温州。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浙江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现居加拿大。出版有《文化人换笔》、《温州话》、《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多本专著。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研究，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遍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等，在世界各地打捞被中国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
内容介绍：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并由此开始了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
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的女儿，长大之回到中国，创办培华女校，这是林徽因的母校。他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
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作者沈迦，历时六年，跨越三大洲，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诡谲。日光之下，众生如蚁。对历史的追溯，不光是为了这些不能忘却的纪念，还有对那些逝去的岁月，保持一份尊重。
名人推荐：
关注沈迦、关注他追寻苏慧廉史迹，已有六七年，此书尚未成稿时，曾有幸披阅书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历史照片。我曾邀请诸多学者来seminar讲演，但最为另类却也最具专业精神的一次，则是那一次邀请他来讲演，不仅吸引了我和我学生，也吸引了史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人。我感慨传主苏慧廉那样重要的史迹几近湮没；也感佩百年后终于有中国人重走苏慧廉之路，直至远赴英伦，寻访他最后的墓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史家门训，但像沈迦这样虽非史学出身，却为寻找百年前曾到他家乡传播火种的一位传教士，自费走遍世界，即使在我们这些以教授史学为生的人中，也已经非常罕见了。 ————朱学勤
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
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
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
————马勇
媒体评论
温州都市报·温都周刊 2013年2月23日
以《寻找苏慧廉》为题，用三个整版介绍苏慧廉，所取素材，大部分来自于沈迦《寻找·苏慧廉》
《读库1302》刊登沈迦《西斋十年》，全文内容选编自《寻找·苏慧廉》。
读者定位：
对中国近代史、对基督教史感兴趣的读者。文中重点涉及两个区域——以温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以及山西地区。
同类书参考
《李提摩太传》《温州晚清纪事》
目录：
自序：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主要人物
小引
第一章 陌生人 (1861-1890)
第二章 客卿(1891-1900)
第三章 初熟(1901-1906)
第四章 山之西(1907-1911)
第五章 烽火(1912-1919)
第六章 牛津(1920-1925)
第七章 庚款(1926)
第八章 暮年(1927-1935)
后来
附录
一、苏慧廉年谱简编
二、苏慧廉著述目录
三、参考文献
四、索引
致谢
后记
试读章节
1
第三节 苏慧廉来了
没有人期待他的到来
苏慧廉1883年年初来到温州时，曹雅直已在这座城市里艰难地生活了十五年。十五年过去了，但温州人对洋人的看法仍没有多大好转。
曹雅直夫人的回忆录里说，她初到温州时，所到之处引来无数围观的人，因为她是温州人见到的第一个外国女子。好一段时间，她不敢轻易出门，必须出门时，也是坐着轿子前去。不过，轿夫们仍会被那些好奇的人拦住，要等到他们都看够了之后，才允放行。路熙的回忆录也说自己路上常受围观。她当时穿着裙撑，温州人不明白这后面翘起来的东西是什么？甚至还有人想掀起她的裙子，看下面是否什么也没有穿。
尽管当时温州已开埠，但城里的西方人还是很少。据记载，苏慧廉抵达温州时，这座小城里连英国领事、法国海关专员在内，只有十二个外国人。
在当地人眼里，这些碧眼赤须者是怪物。中国人那时很骄傲，自称天朝，是世界的中心。梁启超曾感叹，在甲午战争前后，堂堂的北京书铺竟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或许，那时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世界地图。
苏慧廉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中国男孩在教会学校接受人种知识的测试，老师问他：
“黑人是什么肤色？孩子。” 考官问。
“黑色，先生。”
“不错，那美国印第安人是什么肤色？”
“紫铜色，先生。”
“对极了，英国人呢？”
“白色，先生。”
“现在问你，中国人是什么肤色？孩子。”
“人的颜色，先生。”孩子骄傲地回答。
中国人眼中白人的肤色，可用的比喻是“白得像死人一样”。很不幸，苏慧廉就是这样的肤色。
人群中只有一个半怯半羞的白脸青年，因为这些人的习俗、心智、风气、道德素养与这青年大相径庭，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人要来到这里，肯定没安好心吧？来教育他们吗？这个“死人白”青年要来教化他们这些孔圣人的后代？ 那真可笑之至！
另一个打击我们英国人优越感的是我们美妙的字母印刷体被中国人说成苍蝇脚沾了墨水爬出来的痕迹。(见苏路熙：《乐往中国》)
路熙说：“没有同伴喊他，没有空旷地区可去。即使有空旷地方，他也不敢走得太远，以免走失了。偶尔他冒险独自一人出去散步，起初单独出去感觉非常勇敢，每一条路的转弯处都很小心，恐怕找不到回来的路。他大步往家赶时，东拐西拐，一旦他无法辨别出周围环境时，心跳便加快。人们盯着他看，那奇怪的眼神看上去有种恶意与恐怖。连狗也成了他的敌人，居然不认得他是个外国人，把他当作衣衫褴褛的乞丐，恶狠狠地追着他的脚后跟狂吠。他浑身冒汗很是着急，他以超常的勇气往家赶，速度很快，还未来得及发现自己到了哪里，已闯进自家的院门，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多么令人放心！从那可怕的大街回来后，他住的房子看起来多漂亮！紧张之后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不过他后来很可笑地发现，他离开家门的距离始终不到半英里！”
“最糟糕的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期待他的到来和他的福音。”苏慧廉自己也一声叹息。
好在当时有位姓顾的信徒，是个商人，早年游历过美国与澳大利亚，会说流利的英语。苏慧廉初抵第一年，受他帮助不少。不过顾先生是永嘉剩庄人，不常来城里，大多数时候苏慧廉仍是孤独的。
说温州话、做温州人
苏慧廉决定效法耶稣的门徒保罗，“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到了温州，就和温州人在一起做温州人。
做温州人，他碰见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
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汉语及方言。如果分得更细点，其中的汉语又有书面语(文言文)与口头语(当时称为官话)，而作为官话的口头语，与温州本地方言还差异很大。温州虽属吴语地区，但因地处偏僻，本地方言与周边迥异，几乎可以用自成体系来形容。外地人今天到温州，都觉得温州话像鸟语，更何况是对外国人，还是在一百年前的清代。
清代有些法令在今天听来匪夷所思：不准中国人出洋；不准外商(当时贬称“夷商”)在广州过冬；不准洋人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据说，当时一个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教外国商人学习汉语，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被斩首。基督教第一位西来传教士马礼逊出了让洋人都觉甚高的价钱，才聘请到一位“不怕死”的中文教师。这个老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好在苏慧廉到温州时，这些法令已有所松弛。
他挨着一个中国人坐着，面前放着一本中文《新约》，一本北方官话辞书和一本《中英字典》。他不识一个汉字，学会发音后不知怎样拼读，费力地拼会后，又弄不懂字义。他像一个初学速记者，最初未能清晰读出自己所记的东西。(见“Our Mission in China”)
挨着他坐的中国人就是偕我公会请来的本地牧师，也是苏慧廉的第一个汉语老师。这个牧师据说叫“Alas”，是个举人。他原属内地会，因脾气不好被解雇，遂转聘于偕我公会。
这位老人每天尽忠职守地打开教堂的大门，不管来人是谁，他都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宣讲福音。有时，笔者也会坐在一侧学习当地方言，半是充当吸引路人注意力的角色，半也是很有成就感地从他的讲道稿上认出一两个字来。每个星期日和每天晚上，我们都为信徒准备了礼拜，这是一项缓慢而枯燥的工作。布道毫无吸引力，吟唱赞美诗像在受刑。
除了这位牧师外，苏慧廉还向周边的人拼命学习温州话。据路熙回忆，厨子、鸦片抽食者都曾是他们的语言老师。
路熙回忆录中，对另一位姓Yang的老师有颇详的记录。Yang先生当时住在她家附近。开始时，他与苏慧廉彼此无法用语言交流。为解决这个问题，小个子的Yang先生只能用动作来表示。比如教“死”字，他会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装死；教“旋转”这个词，他则会自己滚来滚去。
Yang先生这种聋子对话式的动作教学法，尽管后来无法教苏慧廉更多的东西，但它启蒙了他的汉语学习。路熙的回忆录中收录了一张苏慧廉亲自拍摄的Yang氏全家福。照片上Yang先生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本书。他的太太则坐在左边，手里拿把折扇。“她是一个很自尊的人，穿着非常整洁，也因此出名”。他们的中间坐着小孙女Ngachiae，这是个孤儿，那时还只有九岁。路熙回忆说，Ngachiae小时候常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玩耍。Yang太太还向她提过亲，要把“如清水芙蓉、如芳香玫瑰”的Ngachiae许配给她的儿子海生。当时海生还只有四岁。向老外提娃娃亲，路熙说自己当场就吓得逃走了。
看着照片中的Yang先生，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Yang 对应的是哪个姓？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郑张尚芳是温州人，专业从事汉语方言、古音、汉藏语言比较研究，是语言学界古音韵研究的权威。在他2008年出版的著作《温州方言志》中，提到一位叫任铭东的当地人曾任苏慧廉的老师。“我听我岳父说过，他的父亲做过苏慧廉的汉语老师。我岳父还给过我几张那时候的识字卡片。”
已是满头白发的郑张先生2008年年底接受我采访时这么说。
Yang先生会是任铭东吗？
为温州话注音
外国人学汉语，难点在发音，因为中国语言近音同音字多。即便是同音，声调还各不一样。
马礼逊初学中文时也困惑于此。如“Shu”这个音，就有“书”、“熟”、“暑”、“疏”、“输”等不同的字。即使同一个字，有时是动词，有时是名词，有时又是形容词。继马礼逊后第二位来华的传教士米怜(Willam Milne)因此论断：“人要学会中文，身体需铜造，肺腑需铁制，檞木为头，钢簧为手，有鹰儿的眼，使徒的心，玛土撒拉的长寿。”
现在这难题摆在苏慧廉面前：
北方话有五种变调而在一些南方话中有八种声调，真是千差万别。不懂语调的交谈一般不大可能听懂，因为中国语言的音韵很重要，除非你对语调有丰富的知识，否则就不能正确地朗读出中国字或在谈话中用重音讲任何特殊的字。普通的中国人对这些问题尚不能了解，即使文人学士中间也只有少数人能确切辨明它，可是老百姓日常会话中从来不会出错。
我们英语中也有声调，不过是很随意的，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调规则。例如英文中的“What”一词，你可以表示疑问，可以表示惊奇，可以懒洋洋地说，甚至可以傲慢地说。……在英国你可以随时用“what”来表达出你的“what”之意，它仍就是“what”一词，然而在汉语中，同样是个“ping”音，你用一种声调与另外一种声调所表示的字肯定不同。一位著名的官员曾如是说，一次他外出参加一个派对，那天天气很热，香槟也是如此。他们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店子里吃午餐，于是向老板要冰块(ping)。“多少？”店老板问。“一盘。”他回答。想想看大家被逗乐的情景吧，大家等了不知多长时间后，发现服务员端来一大盘刚出锅的大饼，饼子也读ping啊，只是声调不一样！
有一次我曾跟一位是基督徒的泥水匠有过争论，他本意不想让我多花钱。当地有一种带黄色的白色涂料我不喜欢，听说其中加一点蓝色粉末能够更白，我就跟那个泥水匠说：
“去买些‘la’来，混进白色涂料里面。”
“‘La’！蜡是不能混进白涂料里面的。”
“不，可以，”我毫无经验却很自信地说，“赶快买些来。”
“没有什么用，只能浪费您的钱。”
“没关系，我不在乎，去买吧。”我说。
“不，” 那个身材矮小的泥水匠很固执，“它没法混合在一起。”
我有点不高兴了，查了字典，我用汉字写下来，递给他，“赶快买些过来。”
“噢！” 他看了看汉字说，“您说的是‘la’―蜡，可您想要的是‘la’―蓝。”就是因为语调的不同造成如此的误会。
甚至就在我写作这一章时，我听到一位女士读约翰福音“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时读音有些错误，念成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钻子。” 尽管有语调和别的方面的困难，中文也绝不会像有些人认为是不可能学好的语言。只要具备了一般的语言能力就能够学会使用它，那些有语言天赋的人几乎能讲得跟当地人一样。(苏慧廉：《温州晚清纪事》)
路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她叫仆人去买杨梅，结果仆人买了羊尾给她。谢福芸也说自己曾将“菇”听成“鬼”。
解决之道，就是给汉字注音。其实赴华的西人早有此想法，他们发现，中文可以用拉丁字母(也称罗马字母)拼写出来。
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最早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采用音素字母为汉字注音，进一步完善了拉丁字母注音法。注音法的集大成者是晚清在华任职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他根据北京官话制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即“威妥玛拼音”方案，曾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西来传教士不仅用拉丁字母给官话注音，也给各地方言注音。给方言注音，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民众也能读《圣经》。这种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言文字，因始于教会，称为“方言教会罗马字”，也叫“白话字”或“话音字”。方言教会罗马字，对不识字的普通中国人而言，堪称福音，因为它比汉字简单。据说当时乡村妇孺学习一两个月，即可用以通信。当然，后来的外国传教士也使用这方案学习各地方言。
苏慧廉自然也想到用拉丁字母给温州方言注音，他总结道：“正如多数语言学家所做的那样，最佳拼音方案采用英语的辅音和意大利语的元音发音，……经过艰苦努力，他把拼法进行分类，编制了一个体系，发现十分容易用‘拉丁字母’拼读汉语。”
苏慧廉笔下的“他”就是苏慧廉自己。有人说给温州方言注音是苏慧廉的发明，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苏慧廉采用了这样方法，因为在他之前(或同时)，已有多位传教士用此法为所居地的方言注音。据《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记载，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当时至少有十七种方言用罗马字注音。
温州话因有了苏慧廉这套注音方法，就不那么难读难说了。除了用拉丁字母为温州方言编了一套拼写系统外，苏慧廉还编了本日常用语表。后来赴温的传教士多是用这套办法学习温州话。
1891年来温的英国传教士海和德甫抵，就用温州话给大伙唱了首赞美诗。他“秀”完后，旁边的中国人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海先生还不会说中文就已经会用温州话唱歌？”其实，海和德只是根据拉丁字母的注音念出这些字而已。再后来的传教士孙光德则说自己是依照用拉丁字母写成的材料布道的。“有一次，一个人走到讲台前，拿起我的笔记稿看了看，然后对听众大声说：太精彩了，我一个字都看不懂，但他居然是用中文讲的。”
苏慧廉后来成为温州方言专家。另一个英国人孟国美编写《温州方言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Wenchow Dialect)时，苏慧廉亦施以援手。“从编辑到校对，整个过程他都有热情的建议，尤其是在单字声调方面，他的见解尤有价值。”孟国美1892年12月在此书的前言中予以感谢。
街头与教堂
“我第一次试着讲道始于1883年6月，那时我来温州还不到半年。我找到《圣经》经文，欣然发现有一篇中华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慕稼谷副主教用宁波方言写成的布道词。我想我懂得这篇训谕，于是随意摘抄一些并以自己的话语进行加工，然后，某个晚上我费劲给约有三十人的基督徒团体讲了这篇布道词。末了，我问大家是否懂得，他们都笑着用温州话回答：“Oh tung-djah ba。”
“Oh tung-djah ba”是温州方言“沃听着罢”的罗马字注音，意即我们“都听见了”。
这是苏慧廉的自述。极有语言天赋的他竟然只用了半年就能用温州话讲道。在1883年12月10日苏慧廉写给英国差会的一封信中，他也自豪地称，在过去的三个月，为自己在这难懂的语言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深感欣慰。
苏慧廉不久后便能讲一口流利的温州话。有一次，做完礼拜回家，那晚星光满天，他看奥秘的星空入了神，结果忘了进自家的门，撞到本地一家商店的大门上，手里的钥匙也掉了。为了找钥匙，他用温州话请里面的人点一下灯借个光。没想到里面传来骂声：“你真的丢了钥匙？真是好借口，快滚，要不我就喊人了！”苏慧廉只能逃走，因为他发音地道，别人已把他当成本地的骗子了。
“哇，他连我们骂人的话也听得懂。”温州人惊叹。“不过，这些脏话，他从来不说。”苏太太说。因为他是基督徒。
一旦打破了语言的僵局，传教的工作就可展开了。苏慧廉到温州的目的是传教，但中国传统一向讲究“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冲突，在根源上决定了传教的不易。
晚清新教初来时，传教士曾被人称为“太妃糖先生”，说他们为了吸引国人的注意，经常用太妃糖开路。苏慧廉的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中国的一条大街，一位魔术师在变把戏，也许是那有名的芒果戏法，一大群人围着他。一位传教士走过来，带着要卖的书和要传播的福音。人们看到他，会与传教士一样，注意力集中在正在长大的芒果树上。在戏法结束之前，魔术师已收了好几次钱，因此不会有人说传教士利用这伙聚集起来的人群使魔术师受损。魔术师变完了戏法，有人就问传教士，外国人会不会玩这种把戏？ “你们是想让我来一个？”他反问。于是人群就围了过来，想看一看外国人变把戏。“你能把牙齿拔下，又装回去吗？”他问一位满口亮晶晶牙齿的男人。“但是我能，来看！”牙齿取出来了，人群发出“哎呀”的叫声。随后牙齿又装回去了，“哇！哇！”大家又是一片叫声。“现在我可以为你们取下我的头吗？”他又问。“哦，不！先生，不，不，不要啊！”大家喊开了。“好，我这里有几本书能教给大家比拔牙、甚至砍头更神奇的事。这些书会告诉我们怎样给人换心，教他爱好人不爱坏人。” (苏慧廉：《温州晚清纪事》)
苏慧廉当时有没有在温州街头以此把戏吸引路人，他的书中没有说。
1883年秋，温州举行府试，一时学子云集。苏慧廉也抓住这个机会派发福音小册子。因为是免费，取阅者蜂拥而至。
苏慧廉初抵温州的岁月，住在嘉会里巷的寓所里。那里除居所外，还有个小教堂。虽称之教堂，其实仅是一间店铺，狭小而黑暗。苏慧廉后来对它做了简单装修，并配置桌椅，成为他在温州的第一个工作站。这个小教堂临街，因此亦可称之为街头教堂。
基督教入华初期，街头教堂布道是惯用的传播福音方式。曹雅直初到温州，也于同治九年(1872)“ 租得五马街胡东升店屋，即宝城银楼大新隆布店旧址，作为礼拜布道之所，每天开门传教”。
每天去街头小教堂布道是那时传教士的惯例，……这种方式无疑源自那些说书人。他们或坐在一个茶棚里，或露天而坐，记述历史故事和逸闻趣事，还不时穿插一些幽默故事和热门的俏皮话。(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
温州城区当时已有十万人口，街上也是车水马龙，但进入教堂的很少。
人群川流不息，急着赶时间去工作。也没人想到他们需要我们的宝贝，不过他们确实很需要，他们的需求会向我们伸出渴望的双臂。我们坐在那里等候，我们感受到他们正有力地牵动着我们的心弦，不要期望哪位中国人会大喊“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差不多是同样的情景，在我们门前匆匆而过的幽灵般人群中，“中国人” 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渴求救赎，但又想逃避。 (苏慧廉：《温州晚清纪事》)
终于有人进来了。传教士让他坐下，自己却站着，想办法激起他的兴趣。对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而言，听一个洋人站着讲话是很有吸引力的。外面经过的人，看到屋内有人，也进来看热闹。据苏慧廉记载，当时街头教堂为了吸引路人进来，还为来访者提供茶水与香烟。
在那样一个怀疑、厌恶外国人的年代，采取这样的方式是明智的。有些传教士甚至还不止提供香烟——如果可能的话——每周日还会为信徒提供免费的午餐，这直接导致了那些“为物质利益受洗的基督徒”的产生。基督徒的善良助长了这样的风气，因为当时入教的人不多，而且这些人大多贫寒，对生活也很绝望，为做礼拜很多人得走很远的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习俗成了教会的负担，对教徒也产生了危害。但现在如果抛弃这样的传统，弄得不好的话就会引起误会。一位现在仍工作在第一线的优秀传教士，就巧妙并智慧地用无害的方法结束了这样的传统。做礼拜时，他向教徒说，下次礼拜时会每人赠送一只篮子，以便他们自带午饭来。当然，这样的举措在当时引起了众人的窃窃私语，不过后来并没有造成坏的结果。
这是苏慧廉后来的回忆及反思。他刚到温州时，是不是也这样做，不得而知。
进入街头教堂的人稍微多起来，苏慧廉便开始讲道了。他先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并派祂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间，耶稣为了为世人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路熙回忆，苏慧廉面对非基督徒的听众，往往会像使徒保罗一样，说这样的开场白：
你们自己的谚语说你们的生命来自老天，而不是来自偶像。你们信靠老天而获得食物，而非偶像。良心被称作天良，和平喜乐是天赐之福，这都不是靠拜偶像得来的。你们的语言里面，最大的愿望就是来世可以登上天堂。为什么要敬拜人们手做的泥菩萨，忘了天地之主——你们的天父呢？
我们来这里为你们唤回祂。因为祂深深爱你。想一想，如果你们自己的儿子忘了你，不理睬你，拒绝承认你和服从你，你会高兴吗？你会难过，你会生气。那么天父看到你们这么远离祂，祂会高兴吗？祂希望你们为了自己可以回来。 (见苏路熙：《乐往中国》)
然后就是圣子的故事，再接着讲寓言和他自己的经历。苏慧廉还教他们祷告的方法，并说：“如果一个人天天向主祷告，坚持了一个月，而主没有帮助他，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街头教堂，苏慧廉除了自己讲道外，还聘请一位王姓本地人做帮手。他们两人费尽口舌，但收获甚微。进来的人本来就少，更何况其中很多人仅是来看看“野蛮”的外国人及其服饰。苏慧廉后来在撰写《李提摩太在中国》时，承认了这个几近失败的开局。李提摩太后来由街头传道转向“寻找上等人”的计划，苏作为他的密友，可能也受此启发或影响。不过，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