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演练》
作者：杨利景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
书号：978-7-5063-6112-5
定价：25元
作者简介：
杨利景，男，1977年生，辽宁朝阳人，中共党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教育报》、《当代作家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辑刊》、《语文建设》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部分成果获奖或被转载。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内容介绍：
杨利景的研究总是情不自禁地有一个文学史的背景，更注重学理性，文字风貌以冷静和求实见长。追求客观性、求实性，注重言说的逻辑力和层层递进的说服力，使文字通向事物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并且流露出一种公正的气质。杨利景的另一优点是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场，立足点比较高，因而他能够摆脱就事论事，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敏锐性。而他对文艺评论的功能、性质的认识比较全面、深刻，并不板滞。
目录：
总序：袁鹰1
序：冷静求实的学术演练雷达1
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批评1
文艺批评：为谁批评？14
文学批评的乱象20
“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25
改造与成长：“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
小说的书写规约42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文学的兴衰60
如何评价当代文学？77
网络文学：“疯长”过后82
重新界定网络文学86
网络文学批评的发展瓶颈90
一场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错位论争94
“红色经典”的时代密码98
“红色经典”改编：警惕走入另一个误区102
论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表现视角的流变107
贴着地面飞翔：孙春平近期小说创作的新变118
以回返的方式抵达推进131
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150
忧伤的田园牧歌168
游离与缺失188
心灵的洗礼与救赎200
作家的责任与文学的重量204
进入《雨巷》的三条路径209
历史的遗迹218
正文：
“十七年” 文学： 如何进入文学史？
上个世纪80年代，唐弢等先生著文指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洪子诚先生认为，“唐弢先生说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主要是对当代人处理新近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性的怀疑。时间过于靠近，心理、情感缺乏距离，大概就容易看不清楚，过于情绪化吧。”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距离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遥远，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时代语境上都已经真正进入了“历史”范畴。逐渐抛却了“当局者迷”的干扰，这段历史的本真面目在我们面前应该渐趋清晰。按照唐弢先生的观点，此时写史应该渐入佳境。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学史家自信而决绝的姿态相比，对于“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近年来的学者们却表现得越来越犹豫不决。问题不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推延而明了，反而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这应该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说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正在走向深入。“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其难度一方面来源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自身的诸多困惑，比如文学史写作如何最大程度地呈现历史原貌？绝对的客观公正是否可能？如果主观因素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处理史家价值判断与文学史实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十七年”文学，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十七年”文学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如何评判这段备受争议的历史？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标准是否科学有效？等等。
一、“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在现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不同史家对“十七年”文学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体现了对这段文学史在价值和立场上的差异。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许多著者对这段历史进入文学史采取了极力压缩的方式。比如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十七年”和文革近三十年的文学只占全书的五章，而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年却占了八章。黄修己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从1949年到1985年，计三十六年，只占全书的两章，而1986年到1998年，计十二年，却占了三章。类似的情况在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孔范今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金汉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金汉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等文学史著作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盲视’几乎成了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李杨：《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甚至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它们都会被毫不犹豫地忽略乃至省略。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是通过‘新时期文学’加以体现的。”李杨：《“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
这一处理方式的认识论基础是对“十七年”文学文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否定。“文革”结束后，出于对以往政治运动对文学的伤害的反感，人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将“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评判文学价值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在这一标准的衡量下，“十七年”文学无疑是处在劣势的，其文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自然要受到质疑和否定。这就勾连出一连串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文学意义的标准是否科学？一段缺乏“文学自主性”的文学历史是否就是缺乏文学史价值的历史？
一个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实是，“十七年”文学确实在当时深受政治的影响。很多学者惯于用“一体化”或“一元化”来形容当时文学的基本态势。指的是在意识形态力量的参与下，当时文学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文学形态等都表现出高度趋同的倾向。“‘一体化’与文学历史曾有过的‘多样化’，和我们所理想的是‘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构成正相对立的状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当时评价文学作品优劣高低的标准也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但是，对基本文学事实的认定并不代表对以“文学自主性”作为衡量这一时段文学意义和价值标准的认可。所谓“文学的自主性”，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脆弱和模糊的概念。文学不是一门封闭自足的艺术，而是一门开放的艺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族等各种因素都会对文学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反过来，文学也会对上述这些因素发生一定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从古至今，文学始终没有真正做到过所谓的“自主”。在此我们不必列举封建社会诸如“文以载道”之类的文艺思想对文学的规训，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普遍被认为是文学摆脱了政治束缚的时代，文学其实也很难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主”。这不仅指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从属于政治的作家管理机制、评奖制度、作品审查制度等的规约和指导，同时，更为显在地，在这个商品意识空前膨胀的社会中，文学艺术更难以摆脱商业大潮的裹挟。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据此也否定当下文学的价值而使其淡出文学史呢？
客观地讲，不但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十七年”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当代人确立的任何价值标准都难以保证不在将来受到后人的质疑，包括一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性”标准。这是因为，任何标准其实都是一种主观预设的想象，这种想象植根于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模式。政治标准、艺术标准、自主性标准、文学性标准、现代性标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们为自己确立的一个参照体系。我们不反对运用这一参照体系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进行评判，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都拥有的权力。并且，完全抽离了价值判断的文学史著作也是不可想象的，那样只能使文学史沦为一盘史料堆砌而成的散沙。洪子诚先生曾经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尝试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学立场”，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在《文学史》中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与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因此，如果凭借预设的评判标准将某一段文学排除在文学史外，造成历史的空白，无疑是武断与粗暴的。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存在的历史意义，“十七年”文学尤其如此。
首先，“十七年”文学是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等视为“一元化”文学形态的萌生和发展阶段，那么“十七年”文学则可以被视为成熟阶段。1949年以后，解放区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模式被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十七年”文学则是这种经验全面推广的结果。文革文学虽然对“十七年”文学采取的是一种否定的姿态，被江青等人称为“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的文学，但在内在机理上二者是有深刻的渊源的。只不过文革文学已经是这种文学形态“盛极而衰”的产物，走向极致的同时，其内部也在酝酿着一种反动的力量，比如文革后期地下文学的兴起。
其次，“十七年”文学见证了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探索文学道路的过程。虽然新中国将解放区文学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借鉴过来，但是，解放区文学毕竟是一种区域性文学，被作为整体模式推广后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建国前，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的解放区文学，是作为包括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在内的三元文学形态中的一元出现的，建国后，解放区的文学形态对其他文学形态形成了强烈的挤压效应，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曾斩钉截铁地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4页。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并存的格局必然要被打破，文学的单一化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文学方面主要就是力图解决这一矛盾。并且，“十七年”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具体语境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前者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后者则是处在一种战争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使一种战争文化下产生的文学模式在和平建设时期成功转型，这也是需要解决的矛盾之一。建国后一系列针对文学创作领域的批判、斗争，其实是反映了在探索有效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发展模式的努力和焦躁状态(借文学批判另有所谋者当别论)。
再次，“十七年”文学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段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特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十七年”时期，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笼罩在一种激越、兴奋，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氛围之中。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作为对现实世界主观再现的文学作品，同样秉承了这一精神特色。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是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业史》、《暴风骤雨》、《上海的早晨》，无不于字里行间再现着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也正是“十七年”文学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其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可取代的“这一个”的独特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十七年”文学缺席或被删减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肯定是一部不完整、存在巨大缺憾的文学史。
从根本上说，文学史的书写疏离不了价值判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认为，文学史最本原的任务却在于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记录和描述上，而非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在记录和描述的过程中自发地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潜在地指导记录和描述的，但这种价值判断本身无法担承起“史”的重任。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讲，“十七年”文学是完全陌生的，他们进入这段历史的通常方式就是借助于文学史的叙述。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指的是贯穿在历史叙述中的价值观念是叙述人的，或者说是史家的，它们具有当代性。只有作为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才是历史的，这种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不会像史家观念一样随时代之变而变。因此，文学史在“史”的层面上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记录和描述，因为某一历史现象背离了史家期望的价值立场就将其裁减掉是荒唐可笑的，也背离了文学史的初衷。“说当代文学只有评论而没有史，说它只有浩大声势而没有相对成熟的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程光炜：《更复杂地回到当代文学史中去》，《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推荐语：
杨利景的研究总是情不自禁地有一个文学史的背景，更注重学理性，文字风貌以冷静和求实见长。追求客观性、求实性，注重言说的逻辑力和层层递进的说服力，使文字通向事物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并且流露出一种公正的气质。杨利景的另一优点是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场，立足点比较高，因而他能够摆脱就事论事，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敏锐性。而他对文艺评论的功能、性质的认识比较全面、深刻，并不板滞。
前言、序、后记
冷静求实的学术演练
雷达
今年申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青年批评家多达七人，且各有强项，一时难以厘定，而入选名额最多却只有两个。我和朱向前负责理论部分，通读书稿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杨利景和赵月斌。继而递交全体评委审读、投票，仍是他们二位领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依我看，赵月斌的文字更具感性，选题不时剑走偏锋，但犀利，问题意识强，注重当下性，给人锐利的新鲜感，却也存在不大顾及把问题放到“史”的框架中。这可能与他并非学院派，同时搞创作有关。杨利景就有所不同，他在思考的缜密、理性的深度和问题的现实感上，都更善于把学院派“后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从容，与专业派“直面现实，干预灵魂”的切近，糅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研究总是情不自禁地有一个文学史的背景，更注重学理性，而他的文字风貌，以冷静和求实见长。
我在阅读他的整部书稿的过程中，时时感到，追求客观性、求实性，注重言说的逻辑力和层层递进的说服力，使文字通向事物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并且流露出一种公正的气质，也许是他的理论批评最突出的特点。例如，对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现状的研究、批判和评估，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杨利景也是写了一系列文章的。这其实是个并不好回答的棘手问题，必然牵涉到整个文化环境及相关问题，甚至与整个历史文化语境脱不开干系。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是孤立地义愤填膺式的文章居多，或给出一个近乎全盘否定的结论了事。这样的批评当然很痛快，且易于博得一片叫好。但是，问题并不因“义愤”而得以解决。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那种一方面把问题置于新的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同时能够真正进入批评话语的内里，找到问题的症结，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引出可靠结论的文章。
我看到杨利景的几篇文章就很讲“理”。他是冷静的，深思的。比如，他指出当今文学批评的奇怪现状，一面在队伍上、数量上的极其繁荣，另一面却是影响力的日益衰弱，这就一下子进入了问题的实质。他提出，把所有关于批评的症结都归罪于批评家的“失节”是否公正？或者说，将批评的重振完全寄希望于批评家的道德自律是否现实？当下批评乱象的背后是否有更为强大的推手？他说，如果连真善美都不能达成共识，那就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了，需要把根本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思想淡出，学术登场”也好，“杂志引退，学院崛起”也罢，主要指向的是文学批评范式和理路的嬗变。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变化实则体现在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价值立场、评判标准以及批评的角色功能等更为内在的方面。在他看来，自90年代至今，市场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决定力量，作家与出版机构很自然地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作家和出版机构共同的市场诉求中，文学批评被“征用”以及批评家自觉的“权力寻租”行为就开始了。这里，他借用了“征用”和“权力寻租”两个概念是比较准确的。
我认为，杨利景文论的另一优点是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场，立足点比较高，因而他能够摆脱就事论事，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敏锐性。他认为，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文艺批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进而能够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才是文艺批评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今天的文艺批评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一根本，走向了舍本逐末的歧途。杨利景的这一认识貌似重复常识，其实很有眼光，关系到今天怎样看待文艺批评的生命力的大问题。再比如，在他看来，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所遵循的自由竞争与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团结协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利益优先原则与社会主义无私奉献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全新的命题；而对这些难题的破解，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最终结果；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它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难题的破解密切相关。这就是从根本上看问题。他对文艺评论的功能、性质的认识，是比较全面、深刻的，并不板滞。他强调文艺评论一面是科学，同时是一门艺术，所以他说，他激赏的批评要从心底流出，带着心跳。
在这部书稿中，我以为留下深刻思索痕迹的，具有独见的，展示杨利景学术操练的主要成果的，应该是那些关于十七年如何进入文学史，关于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研究，关于知识分子和精神启蒙的话题的论文。它们也许都写于作者在高校任职期间，却并无呆板的学究气。对于十七年文学，他认为，无论是“压缩”、“忽略”以至于逐出文学史之门，还是挖掘“潜在写作”或者“重新解读”文本，其实从出发点上来讲都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对这段历史基本文学形态的厌恶，导致这种厌恶的理由可以是“一元化”、“政治化”，也可以是所谓的“虚假性”、“宣传性”等等，于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重建一种崭新的、可以满足我们期待的文学史就成为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然而，在杨利景看来，问题在于，不但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十七年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值得怀疑的，包括一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性”标准也是变动不居，难成准绳的。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学史的书写疏离不了价值判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史最本原的任务却在于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记录和描述上，而非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在记录和描述的过程中自发地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潜在地指导记录和描述的，但这种价值判断本身无法担承起“史”的重任。他还纠正说，许多十七年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流露的情感并不一定就是“虚伪的”、“做作的”。作家也并非圣贤，也不能保证洞穿一切，对于后来被历史证明的一些荒谬之举也难免曾经欢欣鼓舞地摇旗呐喊过。但是，现在的许多学者不知是为了谴责当时政治的“非人性化”，还是为了给作家寻一个借口，从而彰显作家的与众不同，往往将作家的真情实感归结为政治的强迫，片面地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批评当然是有见地的。
由于热切地关注现实，积极地介入现实，使杨利景的写作不可能是坐而论道的，隐身书斋型的。他认真地研究迟子建、孙春平的创作，表现了他细致的艺术直觉和喜欢研究作品的趣味，但更多的时候，他被网络文学、当代文学评价之类的话题所吸引，在这些即时性的问题上，他似乎显得更有激情。
我不认为杨利景是一个已经具有自己稳定的学术领域和风格类型的批评家。我认为他仍然处在成长中，可塑性很大，不确定因素也很明显。他具有优秀的素质，比如，问题意识，直指事物的根本的能力；再比如，求实，求真，朴素，严谨，构成他评论的主要格调。总之，他真诚，不矫饰，不绕弯子，不作秀。他拥有一种思辨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对杨利景寄予更高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