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
作者：熊培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8
书号：978-7-5133-0735-2
定价：35元
作者介绍：
熊培云
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
过去或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其文字沟通理性与心灵，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近年来在海内外华文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千余篇，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人人皆可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
代表作有《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自由在高处》(新星出版社)《思想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译著有《中国之觉醒》(法文，香港田园书屋)。
内容介绍；
《思想国》为著名学者熊培云第一部文字结集，精选作者留学巴黎期间撰写的部分文字，其中包括欧游旅途中的感想见闻，对欧洲时事的现场直击，也有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国情现状的深刻观察。这一部“彼岸书”记载的不仅是思想者的精神履迹，更寄托了对未来中国的乡愁与期许，“思想国”这一概念也由此逐渐深入人心，“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里，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与旅行。这将是一个人道的、人本的，以知识为信仰的新新中国。”此次再版增删了部分内容，作者特别为本书撰写了万字长序，省察当下时代，描摹心路历程，使得“思想国”这一主题更加完整丰富。
再版序
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
《思想国》算是我的第一本书。当时我刚回国，有不少心得需要整理。只是由于缺少经验，加上又遇到了些波折，换了东南西北几家出版社，这本书的出版并不十分理想。同样遗憾的是，书名的灵感来自我敬重的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九三年》，然而我在书中对雨果的介绍却只是蜻蜓点水。事实上，在我生命中对我最有影响的两位法国作家，除了罗曼·罗兰，另一位就是维克多·雨果。
回想当年我在法国的学习与生活，有不少记忆与雨果有关。比如说在巴黎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坐在索邦院内的雨果塑像下读书、聊天，喂偶尔落在脚边的鸽子。有一天，正是在这里我读到一则与雨果有关的新闻：在刚刚结束的一项青年投票中，雨果获评法国历史上对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法国，在这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是力挽狂澜的戴高乐总统，也不是纵横捭阖的拿破仑皇帝，而是那个写下了《九三年》、《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的雨果，是那个因为反抗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而流亡近二十年的雨果。
一年后，我去《世界报》总部寻访一位漫画家，同样在那里遇见雨果。《世界报》果然出手不凡，报社大楼的正面是块镶满图文的玻璃幕墙，上面除了一幅倡导世界和平的插画，剩下全是雨果的文字。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是“Sans la presse, nuit profonde”(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至今未忘当年自己是如何站在奥古斯特·布朗基大街上，一次次绕过树枝，仰面默念幕墙上的雨果，久久不肯离去。上下五千年，思念漫太古。今天当我重新写下雨果的这些文字时，突然想起仓颉造字后的“天雨粟，鬼夜哭”。据说在有了文字的那一刻，人类文明开始了。“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在颤慄了。”(《拥护新闻自由》，《中央日报》1945年3月30日社评)
几个月后，就在我即将离开巴黎的时候，我还曾心事重重地流连于孚日广场附近的雨果故居，恳请管理员允许并帮助我在雨果的木书桌和鹅毛笔前留影。我承认，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雨果的作品深深打动了我，他让我看到文化的价值在于弃恶扬善，在于理性的清明，在于人心的决断。那些年，我在雨果身上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之于这个时代的抱负和梦想，即我和我的时代同路人，将以怎样的卑微的努力，使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能够告别革命与苦难的循环，能够从服从刀剑走向信奉思想，真心拥抱一种有智慧和有尊严的生活。
(一)
中国到哪里去？谈到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喜欢拿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与其相提并论。比如说它像辛克莱尔《丛林》里的美国，像水俣病泛滥时期的日本，抑或更像政治和解之前的南非——那时候南非也有人会莫名其妙地死在监牢里，而原因可能只是他在洗澡时不小心踩着了一块肥皂。
当然，读者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历史截面，说今天的中国像是某个时期的苏联、北非、阿富汗，甚至中东——理由也许只是前些天在中国某个地方竟然也发生了自杀性袭击事件。如果遇到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他可能还会皱着眉头说现在的中国像先秦、像盛唐或者晚清。总之，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几个可以重叠的特征将两个天遥地远甚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但那些特征却又是真实的，绝非杜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天的“盛世中国”。这里是朝气蓬勃的新世界，又是悖论满身的旧王国。这里愚蠢与聪明交织，黑暗与光明缠绕。这里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狱。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西单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和一位法国学者聊天。他说，今天的中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也像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780年—1940年)。我笑了笑，说如果对照法国历史，今日中国所处的时代是既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像法国大革命之前。
前者，1789年开启的大革命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成功，革命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进步，同样带来了预料之外的恶果，甚至一次次回到帝制时代。革命不过是历史转型的开始，而承受了暴力之苦的许多法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已经惧怕流血，从而寄希望于日积月累的社会建设。我曾说中国是“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纪代替流血之世纪，也是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之所想。
至于说像法国大革命以前，并不是说社会矛盾使中国一定会再次爆发革命，而是说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时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国面貌一新：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国民自由可谓有增无减，然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生活难以忍受。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所分析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好比一个生来手脚都被戴上镣铐的人，当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铐，自由虽然增加了，但这种局部改善可能让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让他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当他开始行使双手的自由时，不仅发现脚上的镣铐会间接限制双手的自由，还有可能将脚上的镣铐视为其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并为此感到羞耻；其二，因为恢复了对现实的疼痛感，在手铐被去除后，他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脚镣同样应该去掉，道理是一样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个完全被绑着四肢的人，双手的自由将为他除去脚上的镣铐提供条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虽然他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没有跟上巴黎的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的情绪。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泽厚喊出“告别革命”时，他的思考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的高度；而在2011年底，当年轻的韩寒因为“不想再讨好任何人”而公开“拒绝革命”时，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热讽甚至严厉责骂。无论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韩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最初对“政治不正确”的讨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韩运动”，韩寒的“拒绝革命”是导火索。
(二)
法国如何终于告别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近百年之后？
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酿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们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人道主义、法的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因为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革命的硝烟如何从人心中散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与决断，读者不妨随我到法国西部作一次短暂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乡下，如果你是个我这样的异乡人，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四季繁花、雨水涟涟。最动人是在和风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会突然筛落一阵明晃晃的太阳雨。然而，早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却是比巴黎还更腥风血雨，因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营，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杀戮之地。大约十年前，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一份有关革命的判词，一曲人道主义的挽歌。
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保皇派叛军枪杀革命的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烧光杀光，决不留情”。面对贵族的烧杀，蓝军则以暴制暴，绝不宽恕。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蓝军围困以后。本已成功脱逃的朗特纳克为救三个落难火场的孩子被蓝军擒获，因为在半路上听到一位母亲绝望的求救，他又折回来了。受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蓝军司令官戈万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于是放走了朗特纳克。为此，戈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断头台。根据革命派的法令，“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都必须处以极刑”。而坚持行刑的，正是戈万的老师西穆尔丹。他们有师生之谊，又有革命理想，原本深爱着对方，然而不幸的是，革命的教义杀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师杀死了革命的学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改造不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消灭人。在雨果笔下，当革命的意义超出了人的意义，革命便只有死路一条——当戈万脑袋落地，西穆尔丹举枪自尽。显然，雨果并不诅咒革命，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所以在《九三年》里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而戈万的态度却是，“你要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让一切回到具体的人的命运本身，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革命而战，“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三)
回顾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或曰“运动”，或曰“起义”，或曰“暴动”，为什么无一堪称革命？因为这些暴力群体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杀戮哲学，爱的都是水浒式反抗而不是穆勒式自由。
整理各式各样的革命，从最终结果来看，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这种情况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是考虑到它并没有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故而并非真正的革命。即便从一开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纲领，但因为结果并不触及上述实质性变化，所以至少从客观上说是革命没完成或者革命半途而废。如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一世，大权在握后偏偏又让自己当起了英国国主。“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的现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它们多被视为“治-乱”宿命中的一环，与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种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这是最残酷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因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将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终结果是血流成河——从逻辑上说，当已经束手就擒的国王可以被当作敌人杀掉，任何反对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杀掉。其历史典型是法国大革命。谓其残酷，是因为这里的“打掉了脑袋”不只是打掉了国王的脑袋，而且打掉了革命者的脑袋。简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打掉了革命者”。革命不断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先是丹东死了，接着是罗伯斯庇尔死了。到最后，最荒谬的一幕是，当革命难以为继，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个历史的拾荒者捡了起来，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第三种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脑袋”。这是最光荣的革命。它着力改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而不是消灭人，更不是照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更换血淋淋的统治者。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它不是通过流血而是经过各方妥协解决了革命的诉求。经此一役，反对派不仅赶走了倒行逆施的国王，而且转年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权利法案》，自此英国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原则。当然，值得一议的是，英国当年的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詹姆斯二世放弃抵抗，还是有暴力(或者压力)作为后盾：一来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杀戮的前例，二来支持议会的义军(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日本人来之前在互相开炮，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省——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也是最应担起的责任。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做到的。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造坏的关系)有了另一层含义，即政治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新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
(四)
没有思想，就不会有理性的社会。理性之魅，在于节制与担当。所以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火烧出来，同时又不让它熄灭。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讲座中，我见到了许多热爱思想的人们，大家本着一颗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讲座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贵阳，我是在到了之后才知道，邀请我去的是一群爱读书的老年人。因为《重新发现社会》的缘故，他们拐弯抹角找到了我。多么让人感恩的相遇！还记得那天，阳光正好，我们在花溪公园，贤良桥畔，谈国家与社会，谈读书与阅世，在座者多是白发苍苍。在他们身上，我闻到了久违的八十年代的气息。那是一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美好年代，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思想共和国而又戛然而止的悲情年代。
时至今日，在一个既没有真正完成又没有真正告别革命，而暴力还在指挥头脑的年代里，这样美好的记忆在我的生命中毕竟稀缺。好在无论遇到怎样的逆境，我们总能够化逆境为条件，坚持做一些事情。
2011年，《南方周末》报道了我在湖北蕲春参加立人大学的暑期讲学的事。由于学校突然停电，当晚学生们只能点着蜡烛听我讲课。仿佛夜航船，多么浪漫的夜晚啊！然而背后的故事却没有那么浪漫。否则，转天上午在并不需要电的情况下，我们何苦将课堂转移到河滩上？
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从威权到社会，“统治者思维”却无处不在。“认真你就输了！”这是犬儒世界的墓志铭。而我偏偏是个认真的人。苏格拉底说，不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同样，不曾抵抗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人真能阻止另一个人独立思考。就像弥尔顿说的那样，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思想自由，其荒唐无异于关上园门抓园子里的乌鸦。你以为地面归你管，可是乌鸦另有维度，它还有翅膀属于天空。你一靠近，它便飞远了。
相较于某些官员的一面软弱一面颐指气使，社会成员间自带干粮的互害与自毁更让人失望。有些时候，你只是秉持自己的良心与理性在表达一种观点，然而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份份“死刑判决”。而这也是我这些年的真实阅历。当我谈自由的时候，有网站以“西奴”的罪名将我推上绞刑架。当我谈改良时，又被激进的“革命派”推上断头台。当我谈个体的具体命运，希望社会能够公正地对待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又有数以千计的留言前来向我索命。虽然你可以宽心地说那只是些“胡言乱语”，但许多人因为种种“暴力话语”而对未来失去安全感也是千真万确的。
告别革命，同样在日常的话语与行动中。知识分子必须学会谦卑，他应该是理性的奴仆，而不是真理的化身。他反对别人做君王的时候，也必须打掉自己心里的王冠。他必须告别内心的暴力，因爱智慧而肩负道义，但又不被政治激情所淹没，以避免朱利安·班达所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而理性之路又是何等艰难！写下《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班达本人，当年曾是怎样清澈——他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人类虽然作恶，但是崇善；可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知识分子发明了一套理论，使得政治家不但作恶，而且崇恶。然而即便是他这样一个小心翼翼的知识分子，一颗在德雷弗斯案中坚持正义的法国良心，竟然在后来鬼迷心窍，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辩护。
正是因为认同知识分子必须谦卑，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八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作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
你很难相信，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社会和知识界是告别革命了的。温家宝总理担心“文革再次发生”。如果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话语暴力，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讨论的就不是文革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文革为什么没有离去。
顺我者友，逆我者“汉奸”；顺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学会平等对话。本来，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需要派别平衡，然而在中国想找一个坚定且有底线的左、中、右派却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冒充左派败坏左派的名声，复仇主义者冒充右派败坏右派的名声。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维让左派消灭右派，右派消灭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灭中间派。人们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审美的观点，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敌人。
2012年的方韩之争，据说有夫妻因为意见不和还离婚了，但愿这不是真的。在此过程中，我真切地见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如何被污名化。当一些我平素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满嘴“公知”、“母知”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与“公知”撇清，我看到这个自甘堕落、无善不摧的社会，又在互掷刀剑，自毁长城。
每个人道德未必相同，但总有共通之处，道德本可以彰显人的高贵与神性，然而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也被污名化。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认为是“抢占道德高地”。事实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须内心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读书人一生取经，命当如此。所以我在微博上对灰心丧气的朋友们说，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五)
“别绕圈子啦，熊先生，讲讲中国会在哪一年转型成功吧。”当讲座进入提问环节，我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追问。只言片语间，半是对美好生活的心驰神往，半是对困厄现实的焦躁不安，仿佛中国若不转型成功，这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了。
当然，我并不是这样想的。即使是身处逆境之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即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至于中国何时成功转型，我只能一笑置之。我不是手扶墨镜的算命先生，虽然从趋势上看我相信这个国家终究会朝着一个宽阔的前途走，但也不能断定前面就没有深渊和回头浪。今日中国仍是个未解之谜。无论你戴不戴墨镜，无论你公开支持谁或反对谁，在你之外仍有无数的变量和因果链条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醉后不知天在水，坐在时代浩浩荡荡的梦境里，你不知道风朝着哪个方向吹。
上面的问题时常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现在大学门口的保安都是哲学家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提出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对于大多数主张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什么问题。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好好活着，穷尽此生欢乐，是人生第一要务。一旦日子过得不好，比如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征，自己被跨省追捕，他们就会问第四个“终极问题”——“中国到哪里去”。
中国到哪里去？它不仅是困扰中国人心灵的“终极问题”，同样让世界各地的中国学专家茶饭不思，为伊消得人憔悴。如读者所知，这曾经是个已经解决了的终极问题——中国将奔向共产主义。然而现在，在经历了上一世纪的迷失以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不再那么好高骛远。他们更想知道的是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自己所期许的未来。
其实，中国到哪里去并不重要，或者说并非问题的关键。既然你并不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你唯一能够决定的是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态度，那么就想想你自己该到哪里去。这才是你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悲悯的，你就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如果你热爱言论自由，你就要毫不吝惜地表达你的自由，你不能辜负你的热爱。
我曾经想着以评论立世，军书羽檄，风樯阵马，好不快哉！十几年过去，有时我真觉得自己需要彻底回到内心，我疲倦于和这个国家纠缠不清，我不想让自己过得太支离破碎，我想回到文学，我想另起炉灶，我想和这个时代平起平坐。我很清楚让我终身受益、恩泽灵魂的是文学，而非时事评论。当我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我的心灵圣经，将《九三年》视为告别革命的预言书，我更明白文学与宗教一样，另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那个文字搭建的城堡里，你有着现实世界永远无法剥夺的自由。由此反观现实世界，人人生而平等，在灵魂上的平起平坐也是天经地义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是自我世界的帝王。我们的终极问题不是这个国家到哪里去，而是我们自己要到哪里去。我将重新发现社会视为“中国的新革命”，我同样愿意看到“中国的心革命”。我们热心于改造世界，其实我们自己恰恰是那个最需要改造的世界。我这样说，并非落魄的李煜羡慕渔父归隐，吟咏“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不是为了向世界告别，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世界。
(六)
《思想国》首版出版后，有读者在网上批评我是不是有些迷信法国。其实我从来没有迷信过任何国家，我不过是将我留学时所看到的自认为美好的事物呈现给读者。否则，在我谈到雨果、罗兰和托克维尔时，我也应该向读者介绍我是如何热爱勒庞，因为他也是法国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我并不喜欢那位为纳粹辩护的政治海盗。我去国民阵线(FN)总部暗访时，甚至被他们当成坏分子报了警。
和许多读者一样，我有发自内心的信仰，我没有玩世不恭地去赞美或者诋毁某个人。有信仰的人是坚定的，也是幸福的，他只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无惧于命运将他带向何方。同样是我在前文不吝赞美的雨果，在他流放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拿破仑三世大赦，然而他拒绝了。他说他接受辛酸的流放，哪怕无终无了。他说法兰西流放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家的自由，只有自由回去的时候，他才肯回去。而当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认为需要保卫自己的祖国时，他毫不犹豫地用稿费换回了两门大炮。
感谢这些年的阅读，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伟大的头脑和心灵。在法国以外，还有雪莱、波普尔、伯林、梭罗、尼布尔、哈维尔、奥古斯丁、茨威格、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康德……而且，他们不限于西方世界，他们同样出现在中国及其周边的东方。我相信不论古往今来，只要你有心，就会有无数独立而向上的灵魂与你不期而遇。
2007年4月，我在柬埔寨有一次短暂的旅行，痛惜那个国家的破败，哀叹红色高棉政权带来的千疮百孔。而就在此前一个月，一位叫哥沙纳达的法师刚刚逝去。当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还为哥沙纳达推出了悼念文章。正是哥沙纳达的故事让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更多崇敬之心。
他双手胸前合十，瘦小的身影在柬埔寨中部雨林的羊肠小道中深一脚浅一脚俯首前行。行走时必须时时留意脚下，地雷甚至埋到小路边。湿气模糊了眼镜，汗水却令头顶更加光亮。黄色的袈裟被拉起以免和灌木丛纠缠，下面露出结实的鞋袜。身后诵经之声随鼓点起伏，引领200-300名僧俗步行穿越柬埔寨，只为祈求和平……弹壳从行众头上呼啸而过，炮火四处开花。一些人死去了。怯懦之人逃回家中，法师却一意孤行，穿行于冲突地区。行众时常发现身后跟随了大批难民，和他们一样走痛了脚，带着满载床垫、平锅以及活鸡的牛车和自行车一路跋涉……(《玛哈·哥沙纳达法师》，《经济学家》2007年3月22日)
1974年，波尔布特上台后，原本高贵的僧侣作为“社会寄生虫”很快被驱逐出寺院，剥下僧袍，甚至被折磨致死。到了1978年，柬埔寨境内几乎没有了活着的僧人。高压统治下的幸存者流亡至泰国边界，在那里建立了难民营。几年以后，红色高棉被赶进丛林，一些有责任心的僧侣在哥沙纳达法师的带领下，开始离开寺院，走向民间。当他们开始“真理朝圣”，每天三、四点便出发，而沿路的人们也会早早地在路上守候他们，跟上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重建人心，“告别革命”的队伍在柬埔寨越走越长。
据说有一次，一些和平行者陷入红色高棉武装和政府士兵的交火中。很多士兵看到他们都会放下武器跪着哭着祈祷：“我们不想战争，但我们没有办法，但愿我手中枪里的子弹在打进人身体的时候不至于让他丧命。”
因为倡导和平，阻止战争，把柬埔寨的难民营、监狱、贫民区、战场当作他修行的庙宇，哥沙纳达被人称为“柬埔寨的甘地”。最初读到他的故事时，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僧侣们走过的每个脚印里都长出莲花。这是一次次感化人心的旅程。世界如此离乱，但即使是一个手握刀剑的人也在试图找回自己。
先问你要去哪里，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而不是时代去哪里，国家去哪里，世界去哪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是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国家，你便拥有怎样的国家。你走到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世界可能还跟不上你，国家可能还跟不上你，时代可能还跟不上你，但只要你已经在为自由担起责任，你就要有耐心，对未来的日子保持虔敬之心。就像我曾经在新年来临时表达过的——如果三月播种，九月将有收获，焦虑的人啊请你不要守着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经平整，种子已经发芽，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
好了，我意识到自己恶习难改，我已近乎绝望地看到这又是一篇冗长的序文。我只是想与你平起平坐，聊一聊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想法包括忧虑，但是为了不让你过于劳累，我还是赶紧关掉我的电脑。坦率说，作为思想国的公民，我更在乎的是我是否言之成理，至于我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如加缪所说，若无生之绝望，何来生之热爱，管它呢？
2012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