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剑，湖北红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辽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深造班)、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办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研究生班，文学硕士。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鸭绿江》等发表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向阳生长》《山河望》，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玉龙湖》《整个世界都在下雪》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及中国军事文学年度选本。曾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辽宁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等军内外多个文学奖项。

 

比远方更远（节选）

曾 剑

 

引 子

这年初冬，寒风提前到达，我却感觉不寒冷，心里温暖如春。我换好军装，来到那个遥远的小镇。那天黄昏，我看见西天出现夏日才有的晚霞，如喷射的岩浆，壮丽无比。

小镇名为七里坪，红四方面军诞生地，黄麻起义指挥所。我们这批红安新兵，将从这片红色土地上出发，去武汉，转火车，奔赴军营。

送行人的影子越来越模糊。父亲想同我说的话，到底没机会说出来。大客车驶入山坳，我回过头，看不见父亲。所有送行的人，都被挡在山那边，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我突然可怜起父亲。我想哭。我同别的新兵一样，涌出眼泪。

接兵干部冲我们喊，别哭了，别哭了！都是军营男子汉了，还像娘们似的！我们就止住了哭声，只打嗝似的抽泣。

我叫乔大宝，这个名字太随意，没学名时，母亲喊我宝，父亲喊我大宝。上学了，该起学名了，父亲就在我的小名前，加上了姓氏。

换军装前的那个下午，我们被招到镇武装部。部长问我，你想去哪儿？我看着那张表，有北京、广东、锦州。我说，去锦州。

高考失利后，我在家待着，不敢出门，像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不敢面对村子里的人。其实，他们什么也没说，但他们的目光麦芒似的。我想逃离，越远越好。

 

第一章 列兵生活

一

锦州城大。我们部队的操场，更是大得一眼望不到边。一排排深灰色楼房，掩映在参天古木中。树叶落尽，但看不到荒凉，看到的，只有威严。那天军营没落雪。我们下车，站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等着分兵。一个军官站在我们面前点名，点到谁，手一指，被点名者，站到他手指方向的那支队伍里，等着被老兵领走。

我跟在一个老兵身后。我后来知道，他叫刘光明，是我的新兵班长。他个头不高，后背宽阔而厚实；眉毛黑，单眼皮下的眼睛不大，却很聚光。尽管他第一面给我的是微笑，但那眼里的光，令人心生畏惧。他的肩上载着三道黄杠，一粗两细。他是一个老兵。

我正式开始了我的新兵生活。入营第二天，我们去瞻仰革命烈士董存瑞。董存瑞塑像，就在营区中央大道上，那里有一个大转盘。我们入营时就看见了他，手托炸药包是他独特的标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与我们的关系，瞻仰他时，解说员说他是我们的前辈。我们部队前身，就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一路征战，几次换防，进驻辽西。

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面向董存瑞塑像敬礼、宣誓，然后，我们登车，去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全景馆前，逼真的枪声炮声，战地火光，让我仿佛亲临战场。在元旦文艺晚会上，我把那次经历，写成了单口相声。我创作，我表演。晚会是新兵老兵一起。我把大伙逗乐了。我后来听说，大伙笑，并不是我的相声包袱搞笑，而是他们根本听不懂，不知我这个南方人在说什么，在他们眼里，我无异于哑剧表演，他们是因为这个而笑。但我毕竟是让人笑了，达到了喜剧效果，一夜之间，我成了新兵连的名人。第二天，演出队的一个老兵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演出队搞小剧本创作，我说愿意。我们的见面，被班长撞见了。他很客气地让那个老兵回避。他对我说，你不合适那里。演出队是业余演出单位，编制分派到各连。他们半天时间训练军事，半天时间练习吹拉弹唱。你干两三年，搞不出名堂，就退伍了，想提干，吹拉弹唱的老兵一大堆，轮不到你。我满肚子不快，觉得班长自私，想把我留在他身边，给他争荣誉。我敢怒不敢言。

演出队的班长后来没再找我。

我们的新兵指导员叫孙小亭，名字有点女性化，长得也白净、秀气，脸上散发出亲和力，不像我们班长，黑眉一竖，我心就哆嗦。

雪，好大的雪。空气潮湿而寒冷，雪飘起来。风猛烈地刮着，风吹进眼里，雪花吹进眼里，化了，像是在流泪。踏着积雪，吱嘎作响的声音让我痴迷，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雪。

雪停之后，孙小亭给我们上政治课。这堂政治课的内容是唱歌，场地为室外，孙小亭把我们带到营区东的一片树林，这让我们很兴奋。

孙小亭嗓子清澈透亮，歌声很美，话语激情飞扬。他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在我心目中，他近乎完美，简直令我崇拜。

我们踩出的脚印，在我们脚下延伸，那是通向远方的路。

一阵风吹过，一阵来自远方的风。

远方的风在远方呼唤

通向远方的路比远方更远

我脱口而出。

没人发现我在作诗，后来无数次，我想续写这两句诗，都没能够完成。由此，我觉得，写诗，必须要有灵感，硬憋憋不出诗来。

二

新兵下连，刘光明果然把我留在他身边。我成为炮一班的一员。炮一班是全连标杆班，我自豪。

各种集训队相继挑选人。汽车驾驶、汽车修理、通信兵培训……连队的新兵，走了三分之一，我是那个被遗忘的人。我喜欢作文课，高中时就在县报发表诗歌。《解放军报》新闻记者函授班的启事，像一道光吸引了我，我当即写信报名。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实习采访证。我高兴得屁股生了火，坐不住，东奔西颠，到处找线索，挖新闻，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记者。一个星期天，我把采访证往大门岗哨兵眼前一晃，大摇大摆出了营院，到城里去寻找类似于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故事。我回连时，天已擦黑。刘光明在连队大门外等我，我跟着他回到宿舍。全班人列队两边，我自豪，正要向他们汇报我的采访成果，刘光明冲我吼道：站好！我看到一张铁青的脸。我说，我去采访了。我说着，亮出我的采访证，我以为这是我的“尚方宝剑”，没想到班长一把抢过去，撕扯着采访证，并极快地往纸篓里一扔。

刘光明是安徽肥东人，初中毕业。聪明不可盖主，他嫉妒我，我心里不服，不满情绪在眉眼间表露出来。刘光明一声：出操！我们就跟在他身后，走向操场。那个下午，我们原本是休息，这么一弄，全班人都恨我，我自己也带着情绪。我立正时站成三道弯，行进时迈着肥鸭步，刘光明显然能看出我的抵触，但他没与我过多纠缠。他说，全班带回，打扫卫生。

晚点名前，刘光明把我带出宿舍。我心生忐忑，跟着他走。穿过树林，来到器械场，四周空寂无人。明月如镜，我心亦如明镜般清晰，刘光明找我“单挑”来了。刘光明比我略矮。我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他揍我，一拳、两拳、三拳。这是我的底线，第四拳挥来，我就要接招了。出乎我意料，刘光明并没“大开杀戒”，而是把一只手，轻轻地落在我的肩上。他说，喜欢写作，这是好事。但写作是个漫长的过程，你能在这短暂的两年时间里，写出一本《红楼梦》？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靠写作提干？你有文化，好好学习军事，干两年，去考军校。考上了军校，当了军官，那时，你会有很多时间写作。

刘光明说着，声音低沉下去，像是嘴里含着沙粒。他说，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看人家考军校走了，我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文化不行，就跟人拼体力、拼军事、拼技能。可时代不一样了，仅靠这个，在部队已经很难立足。

刘光明其实很优秀，是旅里班长预提干部对象，但听说难度很大。月色朦胧，映照着刘光明这个月夜的忧伤。他本来是来安慰我的，但现在，好像我应该安慰他几句，可我一句话也没接，任他自说自话。他说，今年是他在部队最后一年，他再努力一把，不行就算了，回家去。肥东的乡下，虽然不富裕，但风景不错。三月份，油菜花盛开，漫山遍野一片金黄，真美。他回去就娶媳妇，用不了几年，他就可以牵着儿子，带着媳妇，走在油菜花田里，看蜂飞蝶舞，不也很美嘛。

刘光明语气平静，但我能感知他内心的无奈，他太想留在部队了。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想，那一刻，一切安慰的话都是苍白无力的。

三

初见马哲思，他身上那股葱花味，从我身边飘然而过；衣袖上的油渍若隐若现，在阳光下反射着微光。若不是戴着军衔，他就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工。他是我们连的炊事班长：麦茬似的总也没刮干净的胡须、短粗胖的脖子、开始凸起的小肚腩，特征明显。

马克思，老兵喜欢这么叫他，引来欢声笑语，他并不在意，自己也笑。我们在新兵连时，单独管理，吃住不在老连队，与马哲思他们这些老兵不熟悉。现在，我们下了连，但羽翼未丰，翅膀还不硬，还得夹起尾巴做人。只要下一年的新兵未到，我们这些列兵，就还要摆出新兵的姿态，抢着干活，比如帮厨。

我就是在给炊事班帮厨时，被马哲思相中，并将我要到炊事班的。

那天，马哲思对我说，你把煤灰掏了。我就去掏煤灰，发现煤堆旁的柴火上，有一本《解放军文艺》，我抓起来，爱不释手。

头题是一个短篇小说，《当过兵的爸》，作者田水泉，列兵。小说文字轻盈，故事并不复杂，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一个列兵，就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我太羡慕了。更令我羡慕的，是他有一个当过兵的爸。我没有当过兵的爸，我只有一个农民父亲，还是一个瘸腿。

见我一直盯着书看，忘记掏煤灰，马哲思问，你爱看书？我点头。他让我跟他到储藏间。菜架上摆放着一只木头箱子。他打开，是一箱子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马哲思说这是金庸全部小说。他开始给我讲金庸。从新兵连到现在，除了训练，就是搞教育，我从没完整地看过一本杂志，更别说书。

你到炊事班来吧，马哲思说，炊事班缺人。

不，我想考军校。我说。

你在战斗班排，没时间复习，能考上吗？马哲思说，别看炊事班起早贪黑的，业余时间很多，早饭后，快的，半个钟头就收拾完了，到十点多钟来做午饭，这段时间都是你的。下午时间更充足。而且，炊事班有规律，在战斗班排，一会儿让你干这个，一会儿让你干那个，一个哨音一道命令。

他说的没错。

我说，那我也不能到炊事班，我得学专业。没有专业，怎么考军校？马哲思说，炮长专业好学，半个月就会。到时候，考学的兵，都要集中到文化队学文化，也学专业。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有个老乡，去年考走了。

我低头不语。新兵连，贼冷的天，总是练出一身冷汗。没想到下了连，时间还这么紧。我来当兵，带着高中课本。那些课本，被冷落在我的留守包里，我到现在没碰过它们。我想采访，写点新闻报道，刘光明撕了我的采访证。他的这个动作伤害了我。炊事班？我有点动心。我说，我怕我们刘班长不乐意。马哲思说，我去找指导员，连队统一安排，都是革命工作，他不会不乐意。

我还没想好，想先放一放。谁知第二天，我就到了炊事班。我后来听说，马哲思到连部闹情绪，说炊事班人手不够，他这个炊事班长，太难，没法干。明里是诉苦，暗里是要挟。那时候，春训动员令刚下，各营、各连都较着劲，比着练。前方打胜仗，后方是保障。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马哲思不敢真撂挑子，但情绪总会闹的，他若闹大了，一连人吃不好饭，今天米饭夹生，明天馒头没发起来，这连队，别说在春训中争金夺银，能保证正常训练都难。

至于刘光明，把他的兵挖走了，他当然不高兴，但他是党员，是集团军训练标兵，是连队骨干，三等功获得者，是代理排长，预提军官对象。他是一个成熟的老兵，他很大度地把手搭在我肩上，说，去吧，但我分明看见他内心的不快、不舍。我抱着我的被子走出一班时，眼泪在眼里打转。虽说只是一班到炊事班，从走廊的这端到那端。

去吧，好好干，有空回班里来，我教你推计算盘。我背后传来刘光明的声音，挂在眼角的泪，终于滑落，我只觉眼前一片迷茫。我不知道我到炊事班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我更迷茫的是，这其实不完全是我的选择。

我离开一班后，连队为了安抚刘光明，把马首立调到了一班。马首立与我同年兵，他是从油库调过来的。他想学专业，考军校。油库那种小远散单位，不利于他的成长。

马首立到一班后，很快替代了我的位置，深得刘光明的赏识。

慢慢地就与老兵混熟了，他们开始套用电视里那两句广告语，拿我的名字开玩笑：大宝，天天见；大宝，挺好的；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有的老兵，还动手在我脸上摸一下，弄得我很难堪，怨恨父亲给我起了“乔大宝”这个名字。没办法，新兵就是这样在老兵们的笑声中，慢慢变成老兵的。老兵呢，其实并无恶意，只是用这些玩笑，给艰苦的军营生活增添调味剂，打发他们剩余不多的军旅时光。对于他们的玩笑，我从来不吱声，等着“媳妇熬成婆”，不久的将来，我也会是一名老兵，我也会用这种诙谐的口吻，与新兵对话。

又一场雪，春天比我老家的冬天还冷。我们扫雪，搞得满世界喧嚣。扫雪的人头攒动，锹声镐声从呜呜的风声里钻出，那场面，真壮观。

我就在扫雪的队伍里。风刀子似的刮着我的脸，我没在意。我干活儿最卖力气，简直有些疯狂。马哲思说，你悠着点，活儿得一点点地干。看你，像跟雪有仇似的。他是心疼我。我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浸泡，挂上了冰碴。

四

此前，我不太关注我们旅的军营广播，除了熄灯号响起之前播放的几首军歌曾让我落下热泪，我对其他并无多大兴趣。那个沙哑的男中音播出的饭前小广播，颇让我不屑。直到这天清晨，一个悦耳的女中音飘然而至。我抬头看窗外，阳光灿烂，天碧蓝如洗。

旅广播室换了广播员。

我们炊事班的四个人，都停下手中活儿，静静地听广播。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我们旅的广播的。那甜美的声音，将我写广播稿的欲望点燃，想象我自己写的稿子，被那么动听的声音朗诵，该是多么幸福。

老兵的消息总是灵通些，马哲思告诉我，那个广播员叫李春芽，我们旅那个帅气的旅长李霄汉，是她亲爹，但李霄汉身边那个女人，却不是她亲娘。

我开始给广播室写稿。我给广播室写稿，不往营部送，直接送到广播室，一是怕万一稿子没被播出，让营部通信员笑话，更主要的是，我想借送稿之机，看看李春芽。那么甜美的声音，定然有一副好容颜。

我对我的广播稿能否被播出，心里没底。我虽然中学时就发表过诗歌，但我知道，广播稿与诗歌有区别。

第一次送广播稿前，马哲思身上的那股葱花味提醒了我，我跑回连队，用槐花牌香皂洗脸，让那槐花的香味留在脖颈处。我换上干净常服，而不是沾着煤屑的迷彩。然后，我像特务接头似的，快速而小心地去向广播室。广播室在俱乐部二楼，与放映室相连。遗憾的是，我没看到李春芽。原来我们的稿子，是不需要送到广播室的，俱乐部二楼大厅里有一个收稿箱，像邮局在街上投放的那种邮箱。我把稿子投了进去。

那篇稿子石沉大海。

我被播出的第一篇稿件，是对我们连一次劳动的描写，是对孙小亭赤裸裸的表扬。那天我们平整操场。那个操场，在我们连的东面，那片空地特别阔大，旅里决定把它建成足球场，架球门，铺草坪。那时草还没绿，一锹下去，还能感觉到冻土的坚硬。李霄汉说，小草即将泛绿，这是铺草坪的最好时机，等春天到了，草绿了，再铺的草坪，容易枯。

那是一个大工程，全旅出动，各连分块分片。操场的东边，架设了临时广播站，还插了彩旗。广播里不时传来锣鼓声。

那时候，还未到做饭时间，马哲思说，咱们关键时刻，也去露个脸。等做饭时间到了，我们就去做饭。

我们加入队伍里。那活儿很艰难，先要把地面刨掉一层，把那土铲掉，然后铺草坪。草坪成为草坪之前，是无数被切割成方砖状的草块，草块冰冷而坚硬，它们来自市郊。

那天的孙小亭，引起了我注意。他不像带新兵时那么远远地看着我们，那天他亲自动手。他怕我们铺得不平整，蹲在地上，用手去触摸草块，发现不平的，他就让人返工，或自己用战备锹修整。草块与草块之间，他撒上鲜土，然后，用手去触摸缝隙。他说，草坪必须得铺平，无缝对接，否则，容易崴脚。有一块地，他平整过一次，感觉还是不行，朝我们喊，来一个人。我走过去。他说，是你？他说，不用你，你看，广播站都设到现场了，我们连一篇广播没上，你去写篇广播稿吧。我觉得无比光荣，冲进宿舍，拿起纸和笔。

写什么呢？孙小亭满头大汗的样子在我脑子里浮现。为了准确地感知地面是否平整，有无缝隙，这么冷的天，他不戴手套。他是整个操场，唯一没戴手套的人，就写他吧。

我把孙小亭不畏严寒，亲自干活，亲自当质检员的事写了下来。我把稿子送过去。稿子放在播音台时，李春芽都没看我，她正盯着稿子，认真播报。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她黛眉紧锁、聚精会神的样子真好看。我如同在遥远的荒野，看见一朵百合花，怦然心动。

我回到宿舍，假装接着写稿，其实是不愿面对。万一稿子播出来，当着孙小亭的面，我这么直白地表扬，彼此都会不好意思。

时间不长，我的稿件播出来了。我以为我写得很差，经李春芽声音的修饰，竟然那么美，这改变了我对广播稿的看法。

该做饭了，我往饭堂走，路过东操场，我看见孙小亭站在那儿。我刚在广播稿里拍他马屁，见到他，不好意思，朝远离他的那边走。他看见了我，朝我摆手。我小跑到他跟前，他拍拍我的肩说，对，就这么干。他说的是广播稿。他说，有些工作，就得宣传，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宣传，工作干了，没人知道。

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流，在东北乍暖还寒的早春，我感到周身温暖。

我自此迷上了写广播稿。稿子能被李春芽的声音播出，成为那段时间，我最幸福的事。

一个午后，营部通信员找我，说旅广播室让我去一趟。这个消息让我震惊，我怀疑他搞错了，站在他面前不动腿。他说，快去呀，让你去改稿。这才想起，我给广播室投了一篇稿。我赶到广播室，广播室的门开着，李春芽坐在播音的位置，尖下颏前，有两对麦克风。我敲门进去。屋里还有一个女兵。李春芽气质像一位老班长，其实与我是同年度兵。她说，坐。你的稿子写得不错，整个旅，你稿件的质量是靠前的，文笔好。我脸开始发热，被这样一位同年度女兵表扬，我不适应，但内心还是很欣喜。她话锋一转，指出我的稿子内容有些空，让我加些连队的具体事例。

我按她说的，加了一些内容，但我内心是不服气的，我想，她的文笔未必有我的好，只不过她懂广播稿的套路。

第二天，那篇稿子就播出来了。修改过的稿子，果然给人印象要深。我后来由诗歌散文写作，转向小说创作，我不知道这篇广播稿是不是转折点，我只记得自那以后，我写稿件，不再喜欢华丽的词汇，不再空洞无物地抒情，更不无病呻吟。我的文章，自此不喜欢风花雪月，而更愿意讲实实在在的故事。

我新写了一篇广播稿，送到广播室。遗憾的是，没见到李春芽。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么渴望见到她。我就去了家属院。首长的家属院，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我只想在院外看看，看能否碰上她。

我在门外碰见了一个女人，她身后，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我被那个女人的年轻和艳丽打动，她是那么吸引着我去看她。她身材也好，穿着深红色的貂皮大衣还那么瘦，像一株亭亭玉立的美人蕉。我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进到那个门洞里。这是家属院的一号院，她进的是一号楼，这么说来，是李霄汉的家。我早就听老兵说李霄汉娶了个小媳妇，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李春芽得叫她阿姨，看上去，她更像李春芽的姐。

在进门洞那一刻，那个小男孩回头看了我一眼，那双大眼睛，有着李春芽眼神里那种清澈。他的眉眼间，我能看出李霄汉的模样。他应该就是李春芽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随后看到了李春芽，远远地看见了她。她好像很孤独。营院里，那些女兵都是成双成对，她却独自往来。

我突然有点怜悯她，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人家是旅长的女儿，我有什么资格怜悯人家。她要知道我的家庭是那个样子，她不定多么同情我，或许还会瞧不起我。我这么想，本来想迎着她走过去，假装偶遇，突然没了勇气。我向着相反的方向，迅速逃离。

李霄汉的爱情故事，在我们旅到处流传。

数年前，李霄汉的老婆病逝，李春芽还小。李霄汉忙事业，工作干得有条有理，家却弄得乱七八糟。遇到外出驻训，或执行特殊任务，他就让李春芽寄居在亲戚家。李春芽小，不习惯，每次与他分别，她都要抱着他痛哭。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对孩子伤害太大。这不是家，还得有个家，不为自己，为了女儿。

林兰就是在这时候，出现在李霄汉面前的。林兰是大学讲师。那是一次军民共建活动，由李霄汉带队，那时他是旅副参谋长，阳刚、帅气，是军区强军习武先进个人、学雷锋标兵，他刚从利比里亚维和归国，一等功臣。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英雄。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惜英雄。共建活动的地方代表林兰，对他一见钟情，向李霄汉发起了情感攻势。这位未婚女青年，对李霄汉来说太年轻。李霄汉起先是拒绝，但林兰攻势猛烈，非他不嫁，说她这么多年单身，就是等待他的出现。

李霄汉最终同意把林兰娶回家，李春芽是关键。失去母爱的李春芽，对林兰一见如故，林兰大学专业是教育心理学，很会与李春芽沟通，两人很快成为朋友。

更多的细节我没听说，总之，那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至于后来传言，说李春芽与林兰有了嫌隙，那是后来的事。

五

那天，我正在炊事班烧火，灰头土脸，通信员过来喊我，说我家属来队，让我到大门岗去接。其时，我手里还拎着烧火棍，僵在那里。我觉得通信员一定是搞错了，我家不可能有人来。通信员说，没错，门岗值班室的电话，让七营二十连的乔大宝去接人。

我看一眼马哲思，他说，去吧。

通往大门岗的路那么漫长，我一路小跑，是谁来了呢？我坚信他们是搞错了。当接近大门岗时，我看见了父亲，他穿一套蓝色士林布，里面套着棉袄和棉裤，那套衣服十几年了，从我有记忆起，那就是他最好的一套衣服，除了炎热的夏天，父亲出门做客，就是那身衣服。夏天显得肥大，冬天在里面塞上棉袄棉裤，那外套便又显得瘦。现在，棉袄棉裤，被那件衣服包裹着，像我们小时候衣服长不过身体，衣服像要被撑开。父亲竟然穿着单鞋。可能因为冷，他的脚趾在空荡荡的单层高靿胶鞋里蠕动，那是我邮寄给他的军用胶鞋。他以为东北的三月像我们那里的三月呢。他拎着一只蛇皮袋子，站在还带着寒气的春风里瑟瑟发抖。但他是笑着的，朝着我讨好地笑，这是他面对我时常有的表情。他不请自来，来了不提前打招呼。他笑，希望得到我的原谅。

我在大门岗签了字，把父亲往连队领。

父亲同门卫班长打招呼。如果说方言，谁也听不懂，他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的是普通话。他说，你（李）好！他咬着舌头发出的音，让我浑身发冷，似有鸡皮疙瘩骤然滋生。

父亲的瘸腿还很明显，尽管他努力地隐藏。走在宽阔的营区中央大道上，父亲晃动的身影特别打眼，我不敢直视。我加快步伐，走到父亲身前去，这样，我就看不见他走路的样子。

我们路过董存瑞塑像。父亲看过电影《董存瑞》，他说，大英雄。原来他是你们部队的。我说，他们部队，是我们部队的前身。

真好！父亲说。我听出他声音里的骄傲。

迎面列队走来几个兵，约一个班。我停下来，让他们先走。父亲见我停下，他也停下。宽阔的营区主道，完全不影响他们。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看见父亲行走的样子。

走近了，才发现，是我们连的兵，这个月，油库轮到我们连站岗，这是六班的兵，他们是去换岗的。带队的是李渊，六班班长。我把脸朝向一边，想装作没看见他们，李渊却主动跟我打招呼，他说，你爷爷看你来了？

爷爷！我觉得脸上发烫。从我见到父亲那一刻发现他讨好的笑，我就没正眼看他。我不敢正视。父亲弓腰驼背，低着头，却翻着眼看我。他还在笑，那笑很假，很僵硬，像陌生人一样，这让人觉得尴尬。也正是他扯着嘴角的笑，将我最后一点自尊撕得粉碎。那笑在他的额头、眼角、鼻翼，全扯起皱纹。父亲半白的头发全白了。他看上去那么苍老，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五十岁的人，看上去足有七十岁。

我没有回答李渊，他的判断没错，此刻，我的父亲看上去，更像我的爷爷。

我突然不想让父亲到连队，不想让他去见我的战友们。我说，爸，我突然想起来了，部队不让家里人来队。父亲说，不让？下河湾的王正清，到部队去看他儿子，我来的前两天，他刚回，他可高兴呢。

我说，我们部队正在紧张训练。他说，要准备打仗吗？我说，要搞军事比武。父亲看着我的脚，军用黑棉鞋上，那乌黑的油渍暴露了我的身份。你在炊事班？父亲惊呼道。我点头。我急忙又摇头，我说，不是，是临时帮厨。但我的谎言，显然被父亲的双眼戳穿，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失望，甚至是痛苦，但没有愤怒。父亲一辈子卑微，几乎从不敢对人愤怒。他唯一敢愤怒的，只有我的母亲，一个半哑的女人。

父亲没再说话。他的脸变得铁青，脸上的皱纹铜版画似的坚硬而粗糙。他说，我这就回去，我这就回！

父亲说着转过身，向大门岗走。我跟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一声不吱。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他缺乏勇气说出来，我也就装糊涂。我深刻地体会到东北天的寒冷。脸上似有猫爪抓挠，脚上像穿了一只铁板鞋，冷硬而沉重。

出大门时，哨兵拦着我要营里的批假条，我说，我不出去，我就把他送到站点。我说着，指了一下那个公交站，那是205路公汽的终点，也是我们去市里的起点，离大门三十米的距离，哨兵一眼就能看到。他犹豫了一下，看着父亲摇晃着的身体，说，马上回来！

车还未到，我们等车，说着话。我说，爸，你先别急着回家，火车站对面有个“温馨旅社”，你在那里住下，明天是星期六，我请假出来，带你去看海。营院你刚才也看到了，就那个样子，没什么好看的。

父亲说，我还是早点回去吧，我不放心你妈。

父亲说到我妈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母亲说话结巴，声音缓慢，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她的智商照正常人弱。

车来了，父亲上车。父亲把蛇皮袋递给我，我不要，父亲硬推给我。车启动，父亲走了。望着远去的车，望着那只在车窗外朝我舞动着的黑瘦的手，我的心像被掏空，却又特别沉重。

营院门前，是护城河。河的两边浅水处，还支棱着冰，而父亲的脚上，还穿着单鞋。我蹲在地上。我的眼泪再次涌出。

雪后的中央大道，被战友们打扫得见不到一粒尘埃，路两旁的雪，是那么纯白，我手中的蛇皮袋，相比这些，极不谐调。我像是翻墙进来捡破烂的捡荒者。我很想把那蛇皮袋塞到垃圾箱里，但我到底舍不得。我站到路的外侧，借助树墙掩护，打开袋子看。是炒红薯片、炒花生、气果。我拎着蛇皮袋回了炊事班。马哲思问我，你家谁来了？安顿好了吗？我说，一个亲属，看我一眼就走了。马哲思哦了一声，指着蛇皮袋问，装的什么呀？我没吱声。别的亲属来队，都带烟酒，父亲就给我带这些东西，没法送给战友们，拿不出手。

马哲思发现我流过泪，他说，大宝，你没事吧？我说，没事。然而，声音是哽咽的。我默默地拿起烧火棍，接着烧火。蒸屉里的馒头散发出掺杂着酵母的香味，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唾液就会往上涌，但这次，我一点食欲都没有。那天晚餐，我什么也没吃。我突然对炊事班的工作提不起兴趣，我什么也不想干。

晚饭后，洗涮锅盆、打扫食堂、拖地、给煤炉子压火。干完该干的一切，我回到连队。我没有回到炊事班，而是走到我们七营楼后，倚着一棵白杨树落泪，就听一个人喊：乔大宝，是你吗？

是刘光明。我的哭声炸开。见到新兵班长，像见到了家人。他问，咋啦？我说，我爸来了。他说，在哪？家里有什么事吗？咋还哭呢？我说，我让他走了。我把下午的事同他说了。

混蛋！那么远，几千里地，你不让他住下。赶紧去追！

他匆忙跑到营部，向营长要了张假条，就带着我往大门岗跑。门岗班长给我们两张军人通行证，那是为特殊紧急情况准备的，怕集团军纠察队碰见，没有各单位军务部的通行证，一律视为私自离队。

你们快去快回，别出啥事！那个班长冲着我们背影喊，出了事，我可兜不住。

205路公汽停在那里，刘光明并不上去，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让我坐他身后。

我们赶到温馨旅社，没见父亲，也没有他入住的登记。我们赶到火车站，一问，晚上有一趟开往武汉方向的火车，是慢车，那趟车马上就开了。我们穿着军装，说送一个人，检票员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跑上站台时，车已启动。车身碾过的铁轨，在灯光下闪动着两道白亮的光。我的心被那两道光拽得生疼。

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奔涌着。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买到座位，我祈愿在火车上，有人给他让座，我想应该有，毕竟他看上去足有七十岁。

回去吧，刘光明说。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化作一声叹息：你呀……

回来的时候，我们坐上最后一趟公交车。座位很多，我选择最后一排靠窗户的那个位置，我没有同刘光明坐一起，他也没坐过来。我不敢离他那么近，他可能也想给我一个独自反思的空间。

我们回到连队时，晚点名已结束。

我没洗漱，爬上床，用被子捂着头，痛苦地抽泣。我可怜父亲。父亲差点成为一个军人。父亲年轻时去验兵，瞒着奶奶，直到穿上军装，快走了，寻思要走了，怎么着也得告诉老人家。哪知我奶奶拦在接兵的大解放前，就是不让车走。奶奶害怕父亲到部队。我的二爷，奶奶的小叔子，就是奶奶送到部队的，他一去不回，战死沙场，成为奶奶永远的痛。

奶奶这一阻拦，就将父亲的整个人生，推向另一个方向。我年轻的父亲，脱下已经穿在身上的军装，第二天，还回到生产队的队伍里。那天，生产队起石头，打算盖队部。父亲不小心伤了膝盖，没钱及时治疗，那腿就有些瘸。父亲家境不好，加上腿瘸了，村子里几个对他印象好的大姑娘，就都远离了他。

六

二十六岁那年，父亲娶比他大三岁的我的母亲为妻。母亲六岁时，发过一次高烧，自此耳朵不灵敏。“耳聋三分呆”，母亲看上去就有别于常人。母亲说话也不利索，母亲知道自己这个毛病，就尽量少说话，怕遭人嘲笑，别人说话，她也尽量少接茬。我家便成为一个缺少语言交流的场所，那种几乎没有语言的生活，让我压抑，我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事实上，我偷偷流过很多次泪。我努力学习，就想考上大学，考到很远的地方上大学。得知高考失利的那个下午，我不敢回家，我朝着学校的方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我爬上一座山，站在最高处远眺。山对面还是山，而且看上去比这座山更高。我于是下山，穿越田埂和水塘，往对面的那座山爬。结果，等我爬上山顶，又出现一座山，看上去更高，我于是向那座更高的山出发。我不知道我那天爬了多少座山，走了多少里路，天近黄昏，太阳落下去了，我还一直在山谷里向着另一座山奔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似乎满肚子的屈辱，需要通过征服这一座座山，才能消弭。我甚至想这么一直走下去，直到把自己走丢了。我的鞋磨破了，裤腿和衣袖被荆棘划成一条一条的，脚上全是血泡，手臂和小腿上，伤口道道渗血。我饿了。天黑了，恐惧袭来，那一刻，我是那么想回家，但是，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听到青草婆娑声，是两只狼向我走近，它们看着我。我起先以为是狗，当我发现是狼时，只觉一股冷气冲向头顶，双腿立刻软下来。这时，不远处亮起了灯火。狼怕光，掉转身子，朝着远离灯火的方向离去。

循着灯火，我走进一间小屋，一个灶，一张床，一个老人。老人烧火，给我做了红苕米粥，又将灶头的温水倒进盆里让我擦澡。之后，我和老人，在一张很窄的单人床上挤了一夜。

我醒来的时候，阳光照进来，屋子里的烟味很浓，老人已经不在了。灶上有半盆大米饭，有一碟盐萝卜丝。我吃了三碗。之后，我等着老人，想对他道谢。等了一阵子，没见人，我就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相信那天发生的事，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梦境，或者是我误入了一个童话世界，那个童话里的老人，用一盏微弱的灯光，一张狭窄的床，给了我温暖。否则，我那天的冲动，很可能就会把我带进狼之肚腹。

离家有三里远的地方，我就听见了父亲的呼喊。他的喊声在山谷回荡。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嘶哑，似乎喉咙已破裂。我拨开树枝，冲出密林，沿着呼喊冲过去，沿着遍布杂草和荆棘的山路，跌跌撞撞奔跑。我心中对家的排斥，瞬间被父亲那带着血丝的呼喊燃尽。我双脚感到晨露的清凉，感到父亲的声音里，流淌着浓浓的暖意。

我以为父亲会狠狠地扇我耳光，或者干脆像别人的父亲那样，让我跪倒在地，用荆条狠劲抽打。但是，父亲没有，他一句话没说，或许，他在我躲闪的目光里，看出了我的愧疚。他没有责怪我，只顾自个蹲在地上哭。他蹲在我身边，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他在抽泣。我从没见父亲这样大哭。父亲身后跟着几个劝说他的人，一个老人说，哭啥，不是找着了吗？

他是后怕。父亲惊恐和后怕的表情让我觉得，如果我那天发生不测，父亲一定会跟随我而去。可以说，我是他活下去的理由，我是他的唯一。

我也哭。我原本只有害怕，不会哭泣，是父亲一个男人的哭泣，触动了我的泪腺。

一身军装，让父亲对我重新燃起希望。父亲断然不会想到，我到连队，竟然是在炊事班，是一个烧火的。父亲盯着我那双布满油渍和煤灰的黑棉鞋的目光，灼痛了我。

我要下连！我掀开被子，当着整个炊事班人的面，朝马哲思喊。

马哲思盯着我，仿佛不认识我。

我要下连，我说，班长，我不想在炊事班干。马哲思说，咋啦？先干着吧。我说，不咋，班长，我就想下连。我盯着马哲思，目光坚毅。我是个新兵，我从未用这么样的目光盯着任何人，更何况一个老兵，我的直接领导。

马哲思说，行，那我明天向指导员请求一下。我怕他不请示，或者请示了，“假传圣旨”，说连队干部不同意。我站到走廊里，看见连部亮着灯，我就去敲门。

孙小亭说，连长是管训练的，到战斗班排，得等他回来再说。你先在炊事班待着，当时上炊事班，可是你同意的。

我见孙小亭往后拖，急了，眼泪涌出来。我说，指导员，你就答应我吧，我要下连，我要学军事，我要拿枪操炮，参与军事训练。

孙小亭见我哭了，说，你把六个班长，还有你们炊事班长叫到会议室来。

半个小时后，马首立过来帮我抱被子，拿脸盆。我回到了一班。

我走出炊事班宿舍时，马哲思追出来说，袋子，你还有个袋子在炊事班。我说，那是家里给我带的吃的，留给炊事班吧，谁愿意吃谁吃。马哲思没吱声，出去了，约莫十来分钟，他回来，把那个袋子拎到了我们班。那天是周六，可适当延迟熄灯时间。我把袋子解开。那些东西，他们不一定爱吃，但我得拿出来，莫让他们觉得，我有什么宝贝藏着掖着。

我拿出我的军用脸盆。这种黄色硬塑脸盆是我们的好伙计，不怕摔，不怕冻，也不怕烫。条件所限，我们用它洗脸、洗脚，个别人还用它洗屁股，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野外驻训时，遇到炊具不够用，用它装吃的。这次，我把零食往盆里倒。炒花生、红薯片、气果。我没法一个班一个班地送，我在走廊里喊了一声，我说，都到一班来吃花生。来了半屋子人，说笑着，问，是谁家亲属来了，还是谁探亲回来了。他们抓花生和红薯片吃，对我们老家的气果子都不伸手，他们大都是北方兵，没见过我们那儿的这种自制零食，它用红苕粉、糯米粉和成面团，搓成小细条，手指头粗细，晒干，拿到锅里用河沙炒。别人家这些东西，都是母亲做。我母亲不会，父亲也想我同别的孩子那样，在腊月正月里也有零嘴吃，就学着做。父亲做出来的，比别人母亲做的还好吃。

气果品相并不好，浑身充满气孔，这是它名字的由来。他们先是嫌弃的。我捡起一颗，塞到嘴里，很香很脆地吃着。李渊看我吃得香，也捡起一颗，塞进嘴里，说，真好吃。接着，更多的人把手伸向了气果。很快，脸盆见底，我再去倒时，从蛇皮袋里掉下一团塑料包裹。我打开塑料包裹，是用报纸包着的两条烟。

是两条“将军城”，我们红安卷烟厂最好的烟，一条得三百块。父亲将它们埋在那些零食里面，竟然不告诉我一声。父亲就是这样，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希望我用这两条烟，打点一下领导，以求得栽培照顾。他心里比我还清楚我需要什么。

尴尬了。我开始撕烟的外包装。刘光明抓住我的手，他说，先吃零食。我没听他的，把烟拆开，凡是抽烟的老兵，无论他是不是班长，每人一包。我硬着头皮，做着这件事。

李渊叼着烟，从半开半合的嘴里吐出几个字：你爷爷带来的？我没接话，我想哭。

那个晚上，我赢得了所有老兵的尊重。李渊说，这么好的烟，都给我们老兵抽了，乔大宝，够哥们儿！

七

马首立回到六班当副班长，作为下年班长人选。

我文化底子行，这使得我从瞄准手到炮长专业，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而别人，形成这样的跨越，刘光明说，大都得一年。

八一来临，八一是我们的节日。

集团军举行专业大比武，我和马首立代表我们旅，参加全旅炮手炮长专业比赛。计算盘计算数据，我第一名，马首立第三。利用方向盘给火炮赋予射向，马首立第一，我第三。我俩总成绩相当。比赛结束，带队的作训科长用军线向旅长政委请示，给我和马首立报请三等功，获批准。

军事比武后，全旅举办迎八一篮球赛，以营为单位，旅机关单独组队。先是小组循环，然后是淘汰赛，战到最后，我们七营对阵旅机关，争夺冠亚军。那场球赛，实际上是李霄汉与我们教导员之间的较量。教导员身高近两米，年轻时是军区篮球队的运动员，靠篮球提干，年龄大了改的行政。李霄汉身高不敌我们教导员，但他轻巧、灵活。我们七营的主要得分手是教导员，机关队主要得分手是李霄汉。

教导员有身高，有体魄，抢篮板和篮下投篮是他强项。我们七营一直围着他这个点打。起先还行，他能前场后场两边跑。他在篮下轻轻一跳，双手能把球按进球筐。但他毕竟块头太大，移动缓慢。他只能打半场球。下半场，他在前场主攻，后面无人断球、给他传球；他在后场抢下篮板，传出去，前场的人屡投不中，整个球队，像瘸了一条腿，顾此失彼。相比较，李霄汉太帅了。他一米八，在业余球队里，那身材不高不矮，看上去舒服，动作协调。坐在主席台上那么威严的一个人，在球场，他把所有的官兵征服了。他的远距离三步上篮，像武林高手在水上漂，那么轻盈潇洒。他在篮下勾手上篮，像优秀的射手在奔驰的马上，一个“回头望月”，动作隐蔽而准确。

那场球赛，我们七营以微弱的优势取胜，其实，真正的胜者是李霄汉，他的英姿，在官兵心中印象深刻、久远。

那场球赛，我写了一篇广播稿。我把我们的教导员赞美了一通，我也难以抑制自己对李霄汉的崇敬，写到他三步上篮进球，写到他勾手投篮。

第二天早晨开饭前，李春芽悦耳的声音传来：只见七营人高马大的教导员，伸手、接球，轻轻一跃，双手扣篮，球进了。类似于这样的描写，多达三处。可能因为李霄汉是她爸，李春芽删改了我的广播稿，她对我关于李霄汉的描写，只字未提，这让我很惆怅。

那次全旅篮球赛，我虽然没有上场，却也有了收获。我报道教导员，他高兴。我被评为全旅年度优秀报道员，获营部嘉奖，奖品是一块蓝色的枕巾，我一直留到现在。那是我到部队后的第一个奖品，是我内心的一片蓝天。

刘光明大专自考顺利通过，他拿到手后，找军务，装进了档案，这使得他提干有了转机——文凭不再成为他的拦路虎。刘光明没超龄，还有一次机会。当然，机会得到明年，这年年底，申请留下，为明年上半年提干再作努力。那段时间，刘光明睡梦中都是笑的。

老兵退伍后，连队一下子显得空旷，各宿舍安静下来。

那天晚上，刘光明带我去站岗。那岗哨在营院西南角，是我们旅的轻武器弹药库，有步枪手枪子弹，有手榴弹，没有炮弹，炮弹在十几里外的山洞里。弹药库有兵，他们站内岗，外岗由各营连轮流值班。外岗在弹药库后的山坡上，站在岗楼，弹药库一览无余。

这个星期，弹药库的岗哨轮到我们连。这天晚上十点至十二点，由我们班站，口令为“黄河”。站弹药库的岗哨，各连特别谨慎，两人岗，至少有一名老兵，实枪实弹。那天晚上，刘光明带我。

我们的前一班岗是六班，李渊和他们班的一名列兵。我们换岗，交接完毕，站岗。刘光明那天着凉了，刚站片刻，跑到岗亭后面的坡地方便。他跑得有些远，我回头看他时，月地里什么也看不见，他隐入了树林。我握紧手中枪，巡视四周。这时候，我看见右前方一个黑影，像是一个人的脑袋在不远处的坡地探出来。离我有四五十米的距离。那只脑袋探出来后，又缩回去了。

我大喊一声，谁？口令？没人回应。刘光明在我身后不远处问我，什么情况？我说不知道。我看见他往这边走。这时，那个脑袋再次探出来。我大声喊：口令？没有回复，它再次缩回。这天下午，我们刚接到旅机关通报，说铁岭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歹徒抢劫枪杀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往南逃窜，已过了沈阳。他随身带着自制短枪，射程达五六十米，警方正在追捕，提醒沈阳往南的乡镇居民，都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是他，鬼鬼祟祟的。我举起枪来，打开保险，朝向那个坡地，朝向那只脑袋出现的地方。我想，他前两次一定是试探，看我们有多少人，如果人少，他说不定要来袭击我们。这时，我看见那个脑袋再次探出来，耳朵畔还有一杆枪支着。我大喊一声，不许动！说话间，我就扣响了扳机。

刘光明听见枪响，冲过来，把枪口对准我射击的方向。这时，就听那边喊，哎哟，痛。刘光明，是我，李渊……我冲出岗亭，要向那边冲，刘光明喝住我，他说，万一他是遭人劫持呢？咱们趴下，匍匐前进。

这时候，弹药库的兵听见枪声，都携枪冲了出来，问我们什么情况。刘光明朝那边喊话，那边说是李渊。双方只喊话，不敢探头。

是李渊的一个恶作剧。他为这个恶作剧付出了代价。他的耳朵被我一枪打了个豁口，鲜血直流。如果我的枪法再准一点，射击点往中间去那么一两厘米，李渊不死也残。

在司令部对我们调查审讯时，李渊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交过岗后，没有走大道，走小路。本已离开了弹药库，他想替连队查岗，看刘光明和我是否警惕。他让与他一起站岗的列兵先走，他杀回来，借助坡地掩护，趴在坡下，盯着我们看。李渊平时就爱闹，此时，他突然想逗一下刘光明。他摸到一根粗树棍，把棉帽摘下来，趴伏着，用树棍支起帽子，伸过头顶，这就是月光下我看见的“脑袋”。他耍弄了两次，见我们没有任何反应，他伸出头来，想看我俩是否在岗亭里，就在这时，我朝他喊话，并且扣动了扳机。

为什么不问他口令？一个军官问我。

问了两次，对方不回答，第三次，我才开的枪。我说。

他问李渊，为什么不回答？

没管我要口令，李渊说，他急忙改口：离得远，又有风，我没听见。

你为什么要开枪？是有意还是无意？军官问我。我说，有意……无意……我不知怎么回答好。军官问，到底有意还是无意？我说，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我脑门上汗如雨下。

最后处理结果：李渊视纪律于不顾，对哨兵没有敬畏之心，竟怀挑逗之意，为了严肃军纪，给他本人一个教训，同时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鉴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渊怕事情闹大，坚持说耳朵没问题，是皮肉之伤。他那点皮肉伤忽略不计），给予李渊警告处分一次。

至于刘光明和我，警惕性比较高，但缺乏观察，没能做出准确判断，尤其刘光明，作为老兵，遇到特殊情况，没能给新兵正确的指令，提出口头批评。

调查我们时，先是单独问话，后把我们三人找一起。我始终没提刘光明上坡下林子里如厕的事，若说了，他擅自离岗，情况更严重。

连队出了事故，孙小亭在全旅军人大会上作检查。这件事，成为我们旅的一个笑话，让我们连的兵，很长一段时间在外连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这件事，不知对刘光明提干是否有影响，我不知道，不敢去想。我后悔，落下泪来。我眼窝浅，动不动就落泪。

 

第二章 有人叫我班长

八

那天天气不好，天空中零星飘起雪花，慢慢地，雪就下得猛烈了。正午时，树上开始有了积雪，地上一层白，接着，就听见队伍踏在雪地上，发出咯吱的声响。

脚步声凌乱，不用看，知道是新兵。我脸贴在窗玻璃上望着窗外。这是他们来部队的第一天，新兵班长喊着口令，他们听着他的口令，把脚步很沉地踏在雪地上。因为是新兵，加之雪的干扰，他们的脚步声并不齐整，有一个兵甚至顺拐，顺拐时不忘昂首挺胸，酷似一个机器人。

整个队列看上去傻乎乎的。

新兵班长马首立不断地喊着“一二一”，新兵们极力跟着他的口令调整步伐，越调越乱。马首立于是更努力地扯着嗓子喊口令，那脖子便很像长颈鹿，我忍不住笑。笑过之后，不禁有些伤感。我和马首立是同年兵，他是班长了，我连个班副都不是。我的目光，从马首立长长的脖颈，滑落到那群新兵身上。

我看着他们。他们傻傻的样子让我想起我入伍的那天，我们穿着棉衣棉裤，臃肿得像北极熊，目光怯怯的，见了军官都喊首长，见了老兵都叫班长。现在好了，见谁都叫班长的，不再是我，是他们。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我升级为老兵，我在连队的地位因此改变。我不再生活在连队的最底层，不用抢着打开水、扫地、给老兵洗衣服。这些细小工作，新兵会像我当新兵时那样，一把抢过去。

我渴望有人叫我班长。我觉得一个军人告别他的新兵生涯，成为一个老兵，不是有新兵来到他身边，而是始于有人叫他“班长”。

我几步跨出宿舍，迎着队伍走过去。我很有礼貌地给他们让道。他们眼光怯怯地从我身边走过，这令我兴奋。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去年的我。并没人喊我班长，我有一丝失落。

就在这支队伍快要从我身边离去时，我听见一个人喊：班长好！是队列最后那个兵。我凝视他，黑而细长的眉，眉骨突出，单眼皮，尖下颏，脸白净，很有棱角的一个小伙子。他个子不高，略显肥大的军装套在他瘦小的肩上。他看上去并不太像一个军人。我记住了他，他是第一个喊我班长的人。我很快知道，他叫李小朋。我们的友谊开始了。

九

新兵训练时间是四十五天，元旦过后不久，新兵下连。马首立去了旅文化队，也就是文化补习班，全旅打算考军校的兵，相聚一起，学习训练，准备考军校，时间长达近六个月，足见旅里重视。马首立走前向我告别，我整个人差点瘫下去。

怎么就没有我？马首立走后，我问刘光明。

刘光明说，关于我，连队另有打算。我将作为预提班长对象，到教导队学习，学习完毕，回连当班长。我说，我不想，我就想考军校。刘光明说，连队已定，他无能为力。我问，连里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刘光明说，连队三年了，没评上先进连队，主要是军事训练这块在后面拖着。连里想打一个翻身仗，急需你这样的人出成绩。我说，那马首立呢，马首立比我还优秀。刘光明说，马首立与你不一样，马首立是考士官学校，他五月份就考，一年毕业，还回咱们连队。你愿意考士官学校吗？

不愿意。

这不得了，刘光明说，连队也有苦衷，害怕人才外流。

这不耽误我的前程吗？

连队的前途同样重要，刘光明说，指导员原是我们连副连长，当你们的新兵指导员后，提升为连队指导员。我们连是落后连，他急需拿出成绩。连长面临转业，回成都老家等转业命令去了。现在连队指导员当家。他还想培养你，送你到军区参加炮兵专业比武，去摘金夺银。果真那样，荣誉是你的，也是他的。

原来如此。

我去军营超市买了一条“人民大会堂”，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攒下的津贴。在连部，我把烟递给孙小亭，孙小亭说，本来，我一个搞政治工作的，有些事不该跟你说，但我还是说了吧。现在部队倾向于招地方大学生，每个旅每年士兵考上军校的，也就那么十七八个，关系户比较多，落到平民百姓身上的，寥寥无几。

我说，我想成为那寥寥无几中的一个。

孙小亭把“人民大会堂”塞回我手里，说，我不抽烟。他说，营里决定的事，难以改变，你就努力学专业吧，争取提干。

我把孙小亭胸前的抽屉拉开，把烟轻轻放进去。如果不是关乎我的前途命运，我断然不敢去买烟，也不敢做这个送烟的动作。孙小亭把烟拿出来，扔在办公桌上，一脸怒气。他说，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个？你不是做这种事的人，看把你紧张的。老兵回家探亲，给战友们带一包两包家乡烟，让战友们尝尝他老家特产，可以理解。可你特地去买这个，就过分了。

他说，把烟拿回去！

他起身说，我这就到营部，帮你争取一下。

他没能争取到。我说，是因为我枪走火的事？孙小亭说，跟那没关系。他说，教导员说你是个好苗子，咱们营当“一号”培养，力争让你提干。我们这个营的战斗班排，三年没有提干的，怪咱们战斗班排的骨干优势不明显，不突出，不超群。他看好你，让我告诉你，让你安心我们七营，我们全力培养。

我望着孙小亭，满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刘光明，他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了内心的失落，我不想成为第二个他。我说，我还是想考军校，考上了我就去读，考不上，我还是七营的兵。孙小亭说，文化队时间长，差不多半年，一旦没考上，等你再回来，就不是原来的你了，军事训练、炮长专业，别说突出，能跟上就不错了。

我说，马首立咋去了呢？我知道，我不该把马首立拿出来说，这样不够哥们儿，但不这么说，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马首立是初中文凭，他提不了干，所以，让他去考士官学校。连队重点培养你，也算是因材施教。这是连队党支部和营党委会议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孙小亭说，你先回去吧，好好干工作，过段时间，你就会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

我走出连部。我看见李渊，他从足球场那边往这儿走，那里有个旱厕。连队有室内厕所，但不允许抽烟，老兵喜欢到旱厕，两件事一起办。我其时正憋得慌，内心的委屈无处诉说。我向李渊奔走过去，李渊不像别的老兵总摆着一副严肃面孔，他随和，喜欢同我们开玩笑。他豁达，我一枪把他耳朵打个缺口，他都没记仇。我说，李班长，我想跟你说个事。李渊示意我们到旱厕，他怕刘光明看见。刘光明身为班长，同别的班长一样，忌讳自己的兵跟另一个班的班长和老兵走得太近。

旱厕里无人，我们站在里面。李渊递给我一支烟，我点燃。我不会抽烟，纯粹是为了去味。我把连队不让我进文化队的事说了。我说，自私，他们只想他们自个。我以为李渊会顺着我说，他却说，不能这么说，这不能叫自私。往小了说，这是为了连队，往大了说，是为了整个营、整个旅。我说，我有这么重要？他说，一个你没这么重要，每个连队都保留一个你这样的人，就显得重要了。

我为找不到共同语言而失落，他话锋一转，说，这其实是他们眼界不够开阔，你考军校，当军官，将来带兵训练，甚至作战，是服务全军，这贡献更大。他说，有一个办法可行。我心里一动，问什么办法。他说，去找李春芽。我问，找她管什么用？他说，她爸是李霄汉呀。你能否考上军校，旅长说了不算，你进不进文化队，还不是他一句话。

我说，我哪敢找她。我跟她不熟。他说，还要咋熟，你写的稿子她播出那么多。我说，不行，就算我找她，她也不一定会帮我。

李渊说，反正主意我给你出了，去不去做是你的事。

午饭前，李春芽的声音再次响起，当她读到“文化队马首立来稿”时，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滋味，马首立都开始写稿了，他以前连心得体会都写不好。文化队真培养人啊。

午休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而按要求，我们需卧床休息，当然，被子不打开，反正有暖气，室内不冷。我装作上厕所，走出连队。我其实是走向旅俱乐部。在俱乐部二楼，我看到了她——李春芽，她隔着窗玻璃也看见了我。她打开门，走出来。她问我，你来送稿？我以为在文化队能碰上你，你不考军校？你文笔这么好，可以考南京政治学院，考新闻系。我很想对她说，我不考，连队不让考，你去跟你爸说一声，让我进文化队吧。可我只张了一下嘴，却发不出声。我感觉到自己要哭。我怕我真的哭出来，便冲下楼去。

我走出广播室。天空飘着雪花，雪花越来越密集，天宇像拉上白色帷幕，我看见帷幕的后面有一双眼睛在凝视我，那是父亲的眼睛，那眼里燃烧着火。还有母亲，我看见母亲的眼里闪着泪光，我听见遥远的南方传来一声“宝”，那是母亲在喊我。而我，从未叫过母亲一声妈，我叫她“奶”，是奶汁的奶。父亲说，我小时候想吃奶，就这么喊她，习惯了，后来想改，没改过来。这称谓，浸泡着一个残疾家庭的辛酸和屈辱。现在，天幕下，母亲的一声“宝”，把我唤回了那个家，我感到自己就要窒息。我必须逃离。

我没有退路，我决定去找李霄汉。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体内突然有了一股力量。我敲响了李霄汉办公室的门，三楼，301房间。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进！那个声音响亮、浑厚，把我吓了一跳。我的匹夫之勇突然远遁，想退却，已来不及了，他的一声“进”，就是一道命令。

李霄汉的威严，他眼里犀利的目光，他富有磁性的声音，像数支狙击步枪，从不同的角度击中了我。我努力地让自己站得笔直，面对这个四十多岁的军官。

什么事？李霄汉问。

我想考军校。我说。

那是干部科的事。李霄汉说，他的语言干净简洁。

名单里没有我，我说，他们不让我进文化队。

这事你找干部科。李霄汉说。

我回答说，是！然后我就往外走。我再不走，怕就要瘫倒。可我知道找干部科没有用。我想引起李霄汉的同情，我想起那个叫田水泉的列兵，想起他那篇《当过兵的爸》，想起他有了一个当过兵的爸后，在部队颇受关照。在就要迈出他办公室的那瞬间，我脱口而出：首长，我爸也当过兵，他还受过伤，腿瘸了。

我看见李霄汉猛地抬头，“啊”了一声，问，怎么受的伤？他参加过战争？我说，不是，是挖工事受的伤。我的话，把我自己都吓着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了，像中了邪，说出这么大一个谎言。我急忙逃离，就听李霄汉说，等等。

我回转身，再次站立。我看见李霄汉拿起电话，按了几个号码。他问我，你叫什么？我说，叫乔大宝。他说，乔大宝？有印象，集团军比武，获过奖。他问，哪个营？我说，七营二十连。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他莫不是找军务档案室，核实我父亲曾经是不是一名军人。我后悔走进这威严的大楼，后悔走进他的办公室。完了，这下闯祸了，自己挖坑，坑了自己。

李霄汉对着电话说，白科长，七营二十连有个乔大宝，想考军校，你看他要是符合条件，就让他到文化队报到。那边姓白的科长说，是、是、是，首长，我这就落实！

我走出办公楼，背后一身冷汗，浑身虚脱，一点劲都没有。

我想起我写的两句诗：

远方的风在远方呼唤

通向远方的路比远方更远

我心里清楚，那远方的风，其实是我心中那个远方的梦，它以风的形式存在。它易消散，但很快又在远方出现，召唤着我。

我走回连队。李小朋在门口等我。新兵下连，李小朋就被孙小亭选为连部通信员。李小朋说，干部科来电话，让你上文化队去报到。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