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96年《小说界》开设“70年代以后”栏目开始算起,“70后”作家登上文学大舞台已有24个年头,如今“70后”一代已然成为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从2020年开始,《作品》杂志陆续推出了系列“70”作家的长篇评论,对其人与文进行充分阐释解读。鉴于此选题的价值,中国作家网特设专栏进行推介。

弋舟

弋舟

弋舟

弋舟论

很容易在起笔时这样开始,“弋舟,当代中国文学“七零后”最为令人瞩目的作家之一,祖籍江苏,生长于西安,久居兰州……”。如此表述尽管未尝不可,但我忽然意识到某种危险,某种滑向被最大公约数所笼罩的懒惰,某种对个体独异的怠慢,而那正是体贴文学所忌讳的大而化之。[详细]

李浩

李浩

李浩

李浩论

李浩赞赏布洛赫所说的“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认为文学创作应从“未有”出发,发现新世界。他擅长质问、怀疑,从不回避孤独、冷漠、恶毒、阴暗等人心最隐秘角落里的情绪,人们在精神世界的困惑和迷惘,才是他要挖掘的富矿。生存与死亡、命运与偶然、抵抗与消极都是他小说中常出现的主题。[详细]

阿乙

阿乙

阿乙

阿乙论

在多数可称之为学问的事业中,经历了前期自我证明的激情之后,人们总应当找到一种激情的替代物。在我看来,阿乙找到的便是对写作的不断开拓。他曾将作家的使命理解为:通过写作,给笔下的人物一个定义,进而给一代人留下一种精神上的印证。这三种寓言完成之后——城市的寓言、自由的寓言、回指于自身的寓言——我觉得他也抵达了自己设立的价值标杆。此时此刻,面对亨利·菲尔丁的那句话:“这里替读者准备下的食品不是别的,乃是人性。”阿乙当无愧怍。[详细]

付秀莹

付秀莹

付秀莹

付秀莹论

比起那些年少成名的“80后”,“70后”的付秀莹出道可谓晚矣,年过三十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然而她起步即速跑,一篇《爱情到处流传》使付秀莹的名字在文坛迅速流传开来;在短短几年间,一批颇具水准和标识度的作品相继问世,当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出版时,已有资深评论家称赞其初具大家风范。[详细]

盛可以

盛可以

盛可以

盛可以论

盛可以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政治”问题,与福柯和阿甘本理论思想中的“生命政治”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它们又有着很大的不同。盛可以以自己作为作家的敏锐触觉,一直在书写人活在现代社会必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身体压迫和生命抑制。盛可以或许有接触过福柯、阿甘本的著作,或许与“生命政治”一类观念有过思想上的呼应,但她所完成的诗学实践,并没有演绎概念、图说理论的嫌疑。[详细]

田耳

田耳

田耳

田耳论

第二天是大年初四,邮差送来了一封邮件,给这位年轻人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他半年前投出的一篇题为《胡子》的短篇小说刊发在了《花溪》杂志上。也是在这一刻,一位以“田耳”之名讲述众生悲喜的作者,开始摸索着、晃晃悠悠地迈入文坛。[详细]

张楚

张楚

张楚

张楚论

创作年表无疑是现实的。但隐藏在其后的面孔则充满了虚构和不确定性。揭示它,更像事物映像的自动屏显或蚌壳缓慢打开。我不断地翻看这张年表,像寻找秘密。忽然,这一纸年表旋转起来,它停下时,一座仿佛水上的小镇——倴城就海市般浮现出来。它遍布参差不齐的房屋,充满光亮和阴影的街道,街道两边的店铺、树木、花草以及沉默穿行其间的影子般的行人。[详细]

卢一萍

卢一萍

卢一萍

卢一萍论

对生活在这片广袤国土上的大多数人而言,帕米尔高原是绝对意义上的“异域”——遥远、荒蛮、语言不通、景象宏阔奇异,一个若非刻意而鲜少有可能亲临的抽象地名。二十多年前,来自四川大巴山深处的汉族人卢一萍却满怀欣喜地与帕米尔相逢,不是作为匆匆过客,而是一株甘愿于冻土扎根的棱狐茅,以风沙与寒荒作养料,决意在那常年缺氧、远离尘嚣之境绽放独属于己的生命绿意。[详细]

魏微

魏微

魏微

魏微论

魏微的写作,出发于一本并不知名的地方文学杂志《崛起》。1994年,《崛起》刊登了魏微的《小城故事》《清平乱世》两个短篇,1995年又刊出了她的《恍惚街坊》。大抵每个作家都会“悔其少作”。跟看旧照片不同,旧照片唤醒了旧时光,透过时间的滤镜望去,青涩的面庞常使人不由会心一笑。可是,旧作品的青涩唤起的却多是脸红,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少作,假如不是特别自恋,总不免觉得傻气、幼稚,不愿示人。[详细]

黄灯

黄灯

黄灯

黄灯论

借助新媒体的影响力,黄灯的出场,和王磊光、范雨素一样,更像一场意外,更多时候,她被冠以“网红”的称呼,和“爆款”这种描述新媒体传播力的词语紧密相连。从公开出版的作品看,黄灯只有《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在2016年以前,和更多高校从业者一样,依仗当下的学术体制获得进入大学的敲门砖博士学位,写作上的主要目标,则是完成和当代批评相关的各类论文。[详细]

梁鸿

梁鸿

梁鸿

梁鸿论

梁鸿身上的“标签”是多重的:批评家、作家、学者、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它们看似在部分边界上有所重合,但是对于梁鸿来说,每一个身份都经历了漫长时光的浸染、不同类型写作的打磨,以及反复而严肃的自我省思与拷问。这种多重性、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要谈论的基调与方向:谈论梁鸿,不仅仅是在谈作品,更重要的是,是从其作品的生产与在场追溯它们的来龙去脉,是在她思想图谱与美学谱系的变迁里,拓印出中国当代社会状况在“70后”身上发生的辐射、塑造与定型的过程。[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