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赓续雅文学传统，重筑审美乌托邦

张炜跨越世纪持续40余年的文学书写，在当代文坛之所以能始终保持鲜明的个人辨识度、强烈的异质性特征，或许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中国雅文学传统的赓续和发扬，不倦追求古典诗文传统在现代文体尤其是现代小说中的复活与再造。这既可视为一种原创性、实验性的艺术输血，还可视作对已显寂寂的审美乌托邦的倾心重筑。从这个意义上去阅读和观照张炜的全部文学世界，或将更透彻地理解他在艺术精神上的倔强与偏执，在守护文化根脉又不惮于文化创新上投入的巨大激情。 张炜曾有言：“雅文学的核心是诗，又被称为诗性写作，而通俗文学是讲故事的，大致属于曲艺范畴，娱乐的功能非常强。如果广义的文学是包括通俗文学的，那么狭义的文学则是指雅文学。”实际上，雅俗文学的理论辩争伴随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始终没有停歇过。[详细]

张炜儿童文学万物谐美的生态建构

从1974年的《狮子崖》到2020年的《我的原野盛宴》，张炜的儿童文学创作历程漫长而又执著，构成了他的文学“半岛世界”多声部中一个相对明朗轻捷的声部。那些纯真烂漫的儿童在好奇与兴趣带动下，在自然山水风物世界寻幽探秘、一路成长。万物谐美，是张炜儿童文学作品共同的审美倾向。如果说《狮子崖》还难以摆脱稚嫩尝试与时代思想的留痕，《我的原野盛宴》则是张炜贡献出的儿童文学精品。作品以一个学龄前至小学阶段男孩为主人公，展开了他由孤独、戒惧、好奇，到被爱、真、美充实的成长过程，既是适合儿童阅读的佳作，也是足以引发成年人赞叹的美篇。[详细]

麦家：“讲故事的人”

麦家笔下的主人公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神秘的天才因身份特殊而游离于世俗生活的边缘，身负神圣使命和济世情怀踽踽而行，颇有些“独行侠”的意味。《解密》中的容金珍、《暗算》里的安在天、《人生海海》中的上校，莫不如此。某种意义上讲，麦家的小说世界确有几分江湖气息，相似的超现实场域、超人式的英雄人物、惊险跌宕的生死对决以及严肃而悲情的游戏之道等，作者以“说书人”的伪装复活了一个诡秘奇谲的传奇世界，塑造了一个个身怀绝技的英雄/侠士形象。这或许也是麦家留给读者的印象：特立独行，剑走偏锋。[详细]

孤独的辩证法和麦家的意义

苏童讲述，和麦家一起参加一个中国作家外访团，其他人都兴冲冲四处逛游，唯麦家例外。当他推开麦家的房门，但见他枯坐房里，独对着不知有何的窗外。问为何不出去走走，答说语言不通，不知去哪里。苏童撞见的，乃是麦家的本我时刻。此令我想起王国维所说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惯于阅世者，每到一地，必带着一双锐利的眼睛，像带着一盏兴味盎然的探照灯，何尝愿意困于斗室。但麦家显然属于另一类作家，乾坤自在胸中。他也非全不阅世。只是外在的繁华世界仍需通过他孤独的精神小径，接通于他无垠的虚构宇宙之中。 [详细]

周大新小说的文化阐释

周大新是个文如其人的作家，这是当下实属罕见的品质。我们已惯于将写作与本人分开，那是小说、虚构，是职业与社会分工；作家在小说中“狂欢”、“放纵”甚至“穷凶极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一般不会为此愧疚、负罪或分裂。然而，这种“行规”却被大新破例了。他的“小说”与“我”说、虚构与行事、美学追求与现实轨仪，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相当一致的底限、禁忌与内涵。它们和德性有关——比如“善良”，这是对大新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可谓直观、鲜明的“共识”了——却又远不局限于此。与其说那是有意为之、谨慎从事的结果（别忘了大新的军人身份），不如说它更多源于本色和天性。 [详细]

作为“还乡”的周大新小说

就周大新的小说“寻乡”而言，虽然在其开始创作军事题材小说之时就有零星闪现，但更明晰的呈现还是在1986年之后。那时，周大新凭借短篇小说《汉家女》和《小诊所》开始扬名文坛。“汉家女”在故乡因“不想在家拾柴、烧锅、挖地了”，便利用军人有“不准调戏妇女”的纪律，以查体之时的“非礼”相要挟，迫使接兵干部答应了她入伍的请求，后来在军队成为了一名护士。然而，小说中“汉家女”及其丈夫正在办理复员和转业地方的情节则预示着，他（她）们还将回到故乡（回归）。《小诊所》中，岑子已然复员回乡，因其在军队当过卫生员，故与人在故乡合办起了小诊所。小说中虽然并未交代他因何离乡和回乡，但他的人生轨迹还是相当清晰的。如果说《汉家女》和《小诊所》还是周大新无意识地对其故乡南阳进行的小说“寻乡”，那么1988年其创作《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小说之时，已经有意识地对其故乡南阳进行小说“寻乡”了。《豫西南》系列虽然讲述着“逃离土地的一代人”的故事，但“逃离”与“回归”永远是与故乡之关系的一体两面，仍然潜藏着“回归”的机缘。1990年，周大新创作了《走出盆地》，其主人公邹艾“在地—逃离—回归”的人生轨迹则更加清晰。[详细]

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以有情的方式构建美

想到迟子建作品时，首先会想到一种寒冷，是的，她书写的是哈尔滨，那里总给人冰封天地之感，但与此同时，分明又会感受到一种诗性的温暖，会想到冬天里人们冻红的脸颊，想到黑夜里放起的璀璨烟火，想起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想到额尔古纳河边远古的传说……写寒冷时写暖意、写孤独时写热闹、写人群时写生灵，写“天地不仁”时也写下“人间有情”，这是独属于迟子建文学的魅力。30多年来，迟子建以这样的方式为当代中国建造了属于她的文学故乡。那里水草丰美、森林浩瀚，那里人与动物、植物同生共长，那里的人们勇毅、乐观、坚忍生存。从《北极村童话》到《亲亲土豆》，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从《候鸟的勇敢》到《烟火漫卷》，迟子建和她的大森林、北极村、额尔古纳河、漫天的雪花、黑土地，以及黑土地上的人民一起，构建了苍茫、浩瀚、郁郁葱葱的纸上乡塬，那是当代文学史上最迷人的东北风景。[详细]

桦皮船漂进了博物馆——再读《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借助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讲述，将这支使鹿部落下山定居前最后一天的日常生活与它近百年的历史、文化变迁糅合在一起，呈现了一个迥异于现代社会的文明样态及其无可挽回的没落命运。题材的内蕴与迟子建的文学风格相遇，温情与苍凉兼而有之的格调便充盈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自问世以来，叙事学、民俗学、女性主义、生态美学、文化人类学甚至于植物学的知识，都曾被批评家征引，提供了不同的进入《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路径。无论是怎样的打开方式，游猎文明的挽歌总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透过挽歌式的哀伤情调，作品也道出了文明兴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敖乡的鄂温克族之所以有使鹿部落之称，是因为驯鹿在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资料中占有核心位置。 [详细]

古镜未磨，照破天地——重读《秦腔》

“一部作品是好是坏必须得等50年，半个世纪后还有人读就是好作品，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是《病相报告》发表后贾平凹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话虽有些“绝对”，却道出了贾平凹的自信以及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好的作品，思想和艺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读者总能从中有新的发现和认识。从反向来看，读“从前”的作品参照作者当时的思想观念，也对读解其后来的创作给出判断有所帮助。人在年轻或创作起步阶段，所思所言难免青涩、尖锐、豪壮，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对照早间思想观念阅读其后创作，不仅有助于考察作者创作态度的变化，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还能对作者思想、艺术观念发展的轨迹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详细]

徐刚：贾平凹乡村叙事的写作姿态

“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在长篇小说《山本》的题记中，贾平凹如此写道。据说，《山本》原来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叫做《秦岭》，只因与旧作《秦腔》重复，而被忍痛割爱。然而，“山之本来”的意涵，丝毫没有掩盖他书写“秦岭”的豪情壮志。这部50万言的长篇早已成为他的“秦岭之志”。 如果说贾平凹早年的“商州系列”所包含的地方性还镌刻着“文明和愚昧的冲突”的印迹，暗含着一种边缘之地的活力，等待“寻根文学”的“重新发现”，那么《山本》里的“秦岭”则似乎脱开了“商州”这一闭塞之地的神秘。从边缘到中心，由地方到中国，尽管依然残存着丰饶的“野情野味”，但在其意图之中，毕竟深藏着力吞山河的气魄。借《山本》之势，贾平凹悠然化身为秦岭山脉博物风情的说书人。[详细]

《野葫芦引》：要在葫芦里装宇宙

宗璞先生从1985年57岁开始创作《南渡记》，到2019年91岁出版《北归记》， 历经33年完成了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四记”的创作。其间，作家经历了父丧、夫丧，以及其他一些亲人的亡故。自己的健康状况亦不佳，只在创作《南渡记》时身体稍好一些。创作《东藏记》时大病一场，眼疾加重，视网膜几度脱落。从《东藏记》后半部分起到《西征记》直至《北归记》的写作都是口授。《北归记》写作将近一半时，宗璞先生差一点脑中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又是多么顽强的毅力，令作家坚持完成了《野葫芦引》“四记”的创作？ “其实也简单，就是要留下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可珍贵的，而且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一段历史、一段生活。”“我写这部长篇小说，很希望通过对几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记载，起到一点历史的借鉴作用”，“我很想真实地写出当时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我也想写出那特定时代的人生遭遇”。[详细]

诗意的逃亡——重读《东藏记》

相比于《南渡记》的辗转、《西征记》的惨烈和《北归记》的动荡，《东藏记》书写的是主人公寓居昆明的一段难得的平静时光。虽然依然深受“跑警报”和生活拮据之扰，但至少全家团圆、生活安定。作为一家之主的孟樾是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妻子吕碧初出身名门，温柔贤惠，三个孩子也都听话懂事，乖巧善良。这个五口之家完美如硝烟战火中盛放的腊梅，沁人心脾。于是，即使是在跑警报的时候，弗之也能够“进了腊梅林，缓步而行，欣赏着阵阵幽香”。虽然小说明确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腊梅林可不是诗和梦想的世界了”，但这“现实生活”虽然艰苦，也只是无数普通人的人间烟火：做惯了太太的人需要亲自生火做饭，享受惯了大书房的教授要在煤油箱上读书，有保姆安排照顾的孩子需要帮忙做家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是富足的。不仅夫妻恩爱，父慈子孝，还以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教育众人，“我们真正的秘密武器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于是即使身处战乱，狭窄的住宅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个小家庭仍然是战乱之中的“梅花源”，正如碧初所说，“想不到逃难逃进了花园里”，“东藏”的日子也由此成为一种“诗意的逃亡”。 [详细]

柳建伟和他的“时代三部曲”

柳建伟从事创作至今已逾35载，历程大略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85至1995约10年间属于创作准备与尝试期，其间从评论、中短篇小说到纪实文学，柳建伟四面出击，漫天撒网，虽收获不匪，于不同体裁都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佳构：如评论《瞄准生死劫》《伟大的夭折》等；中篇小说《苍茫冬日》《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纪实文学《红太阳 白太阳》等，但都还不足以引起文坛瞩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的第二个阶段，堪称柳建伟发愤蹈砺的发力期，作家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文学推土机”之巨大力量。以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组成的“时代三部曲”成功突围，成为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第三个阶段则是新世纪初至今，柳建伟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后，主要奉献了电影“三惊系列”：《惊天动地》《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以及《飞天》和电视剧本《爱在战火纷飞时》等，继《英雄时代》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在影视圈又获奖频频，一时间在军中文坛有“福将”之誉。 [详细]

《北方城郭》：一部现实主义的“北方奇书”

对于柳建伟，不少读者会习惯性地“归类”为军旅作家或“主旋律”作家。他曾以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也曾出版过一系列优秀作品，但在我看来，至今他最优秀的作品还是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这是一部被文学史低估了的优秀之作，也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一部当之无愧的“北方奇书”。 作为柳建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北方城郭》曾被出版界誉为能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并提的现实主义巨构。小说在40多年的时间跨度内，“对中国城乡现实生活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描绘”，“深刻描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2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北方城郭》，我依然能被它浓烈如酒的文风所吸引，为那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魅力以及小说的历史深度和精神力度所折服。[详细]

《英雄山》：英雄传奇的“现代性”重构

《英雄山》的特别之处在于，悬疑的情节、极端的处境、镜像的命运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赋予读者极强的代入感、参与感。历史不再被局限于彼时彼地的特定时空，而成为一种可以通约和共享的情境。小说中的人物游走于这种亦真亦幻的情境中，也便沾染了某种“二次元”的特征。如同漫画和游戏世界中的人物一样，在通关练级、加血续命的逻辑链路之下，人物得以在不同的肉身和角色间跳荡，打通曾经被区隔在决然对立世界中的生命经验和思想意识，这是此前阅读传统军旅小说无法得到的快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爽感”。[详细]

宋嵩：理解《历史的天空》的当下境遇

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在影视界，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徐贵祥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并举。作为长篇小说，两部作品均初版于2000年；而作为由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天空》（2004）和《亮剑》（2005）也似孪生兄弟，一前一后接踵而来；再加上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乃至细节上都有颇多相似之处，问世之初均曾在读者和观众中引发巨大反响。回望世纪之交的最初10年，类似的文学（文艺）作品喷涌而出，除上述最具代表性的两部，经常被人放在一起讨论的还有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石钟山的《父亲是个兵》《父亲进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原著）等……[详细]

历史小说的转折与《张居正》

小说酝酿和写作的10年间（从1993年至2002年），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矛盾也陆续呈现，现代化思潮开始出现分化，改革初期的期待和想象成为了某种“过去时”，新的市场化改革更多地表现出一些实用主义的气质。随着改革越来越步入“深水区”，改革的精神也产生了某些深刻变化。诞生于此时的小说《张居正》，一方面试图借助作品来展露作家对新的改革时代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以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原则来重新诠释和反思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路径，这既是一次以艺术方式进行的统合历史、弥合历史张力的努力，又是一次意义含混、歧义重生的表意实践。 [详细]

重塑“楚狂”——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经典性意义

《张居正》最突出的美学贡献是重新塑造了张居正具体而生动的“楚狂”形象。小说主人公张居正系明代荆州府江陵县人，因其家乡位于故楚大地的腹心，故其人亦有“张江陵”之别名。作为张居正的“乡党”，熊召政在写作中自然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地域认同和情感代入。他曾说过，“楚狂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无疑是个性鲜明、光芒四射的一位。”[详细]

《茶人三部曲》：茶烟血痕写春秋

“三部曲”前两部描写了江南茶都杭州城里一个经营茶叶的儒商家庭三代人近百年的变迁史。故事背景起自19世纪60年代，终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小说以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大跨度展现历史风云的艺术魄力，把中国近现代史的波涛、杭州城历史的缩影，以杭天醉、杭嘉和为代表的杭氏家族史的脉络，浑然一体地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经典茶人形象。小说笔触远及中国几千年茶史之赜隐几微，探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茶性、茶风、茶韵交融沾溉之底蕴，在中国茶业的兴衰起落中，展示了中国茶人不屈不挠为振兴茶业、强盛国力而苦心孤诣的卓绝努力。作品不避讳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和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化”百姓的历史阴影，着重表现有血性、有毅力，维护民族尊严、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中国茶人的柔韧灵魂。杭天醉的软弱和杭嘉和由软弱而坚毅的变化就表现了作家于这两方面的立意。小说对林藕初、沈绿爱等识见远大、才禀过人、情怀深长而又刚烈明决的女性的描绘，尤其悲壮感人。这种状绘巾帼英魂的笔墨，往往又别具一种深邃和犀利，与大胆揭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苦闷积郁的笔触浑融在一起。在世纪之交，中国作家中曾有不少人试图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作出艺术概括，一大批历史跨度长、社会场面大，情节复杂、细节丰富、人物众多、篇幅浩大的作品，形成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茶人三部曲》便是这其中后起的佼佼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自有格局和传统的家族小说中，也可独树一帜。 [详细]

茶要慢慢品——重读《茶人三部曲》

可能正因为对茶和茶文化的热爱与坚持，王旭烽才能写出《茶人三部曲》这样的杰作。作品自获奖后，便被公认为不仅是杭州历史文化的一张名片，更是一本关于茶和茶人命运的专著。全书130万字，从1990年动笔至1999年底改定，王旭烽用了整整10年。为了写好这3部小说，王旭烽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她说：“一部好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程度，二是具有不可重复性，三是在文本、语言、结构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要有差异。我在小说中用了三种语言，即使用了成语、诗词，追求工笔画般的细致；用了吴越方言，杭州人读起来特别亲切；还有外来欧化的长句子，尤其是在展示内心世界和抒情时用。”王旭烽是学历史的，她认为历史学锤炼了她的品格，“穷尽一生追求一个真理是我们的座右铭”。据说，当年王旭烽完成第三部作品时曾领着孩子到街上庆祝，买了一束鲜花让孩子捧着，因为孩子也是这部书的半个作者——写作第一部时，王旭烽尚在孕期，而第三部完成时，她的孩子已上学。“十年磨一剑”，当然铸就经典。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