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以有情的方式构建美

想到迟子建作品时，首先会想到一种寒冷，是的，她书写的是哈尔滨，那里总给人冰封天地之感，但与此同时，分明又会感受到一种诗性的温暖，会想到冬天里人们冻红的脸颊，想到黑夜里放起的璀璨烟火，想起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想到额尔古纳河边远古的传说……写寒冷时写暖意、写孤独时写热闹、写人群时写生灵，写“天地不仁”时也写下“人间有情”，这是独属于迟子建文学的魅力。30多年来，迟子建以这样的方式为当代中国建造了属于她的文学故乡。那里水草丰美、森林浩瀚，那里人与动物、植物同生共长，那里的人们勇毅、乐观、坚忍生存。从《北极村童话》到《亲亲土豆》，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从《候鸟的勇敢》到《烟火漫卷》，迟子建和她的大森林、北极村、额尔古纳河、漫天的雪花、黑土地，以及黑土地上的人民一起，构建了苍茫、浩瀚、郁郁葱葱的纸上乡塬，那是当代文学史上最迷人的东北风景。[详细]

桦皮船漂进了博物馆——再读《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借助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讲述，将这支使鹿部落下山定居前最后一天的日常生活与它近百年的历史、文化变迁糅合在一起，呈现了一个迥异于现代社会的文明样态及其无可挽回的没落命运。题材的内蕴与迟子建的文学风格相遇，温情与苍凉兼而有之的格调便充盈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自问世以来，叙事学、民俗学、女性主义、生态美学、文化人类学甚至于植物学的知识，都曾被批评家征引，提供了不同的进入《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路径。无论是怎样的打开方式，游猎文明的挽歌总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透过挽歌式的哀伤情调，作品也道出了文明兴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敖乡的鄂温克族之所以有使鹿部落之称，是因为驯鹿在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资料中占有核心位置。 [详细]

古镜未磨，照破天地——重读《秦腔》

“一部作品是好是坏必须得等50年，半个世纪后还有人读就是好作品，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是《病相报告》发表后贾平凹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话虽有些“绝对”，却道出了贾平凹的自信以及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好的作品，思想和艺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读者总能从中有新的发现和认识。从反向来看，读“从前”的作品参照作者当时的思想观念，也对读解其后来的创作给出判断有所帮助。人在年轻或创作起步阶段，所思所言难免青涩、尖锐、豪壮，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对照早间思想观念阅读其后创作，不仅有助于考察作者创作态度的变化，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还能对作者思想、艺术观念发展的轨迹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详细]

徐刚：贾平凹乡村叙事的写作姿态

“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在长篇小说《山本》的题记中，贾平凹如此写道。据说，《山本》原来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叫做《秦岭》，只因与旧作《秦腔》重复，而被忍痛割爱。然而，“山之本来”的意涵，丝毫没有掩盖他书写“秦岭”的豪情壮志。这部50万言的长篇早已成为他的“秦岭之志”。 如果说贾平凹早年的“商州系列”所包含的地方性还镌刻着“文明和愚昧的冲突”的印迹，暗含着一种边缘之地的活力，等待“寻根文学”的“重新发现”，那么《山本》里的“秦岭”则似乎脱开了“商州”这一闭塞之地的神秘。从边缘到中心，由地方到中国，尽管依然残存着丰饶的“野情野味”，但在其意图之中，毕竟深藏着力吞山河的气魄。借《山本》之势，贾平凹悠然化身为秦岭山脉博物风情的说书人。[详细]

《野葫芦引》：要在葫芦里装宇宙

宗璞先生从1985年57岁开始创作《南渡记》，到2019年91岁出版《北归记》， 历经33年完成了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四记”的创作。其间，作家经历了父丧、夫丧，以及其他一些亲人的亡故。自己的健康状况亦不佳，只在创作《南渡记》时身体稍好一些。创作《东藏记》时大病一场，眼疾加重，视网膜几度脱落。从《东藏记》后半部分起到《西征记》直至《北归记》的写作都是口授。《北归记》写作将近一半时，宗璞先生差一点脑中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又是多么顽强的毅力，令作家坚持完成了《野葫芦引》“四记”的创作？ “其实也简单，就是要留下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可珍贵的，而且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一段历史、一段生活。”“我写这部长篇小说，很希望通过对几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记载，起到一点历史的借鉴作用”，“我很想真实地写出当时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我也想写出那特定时代的人生遭遇”。[详细]

诗意的逃亡——重读《东藏记》

相比于《南渡记》的辗转、《西征记》的惨烈和《北归记》的动荡，《东藏记》书写的是主人公寓居昆明的一段难得的平静时光。虽然依然深受“跑警报”和生活拮据之扰，但至少全家团圆、生活安定。作为一家之主的孟樾是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妻子吕碧初出身名门，温柔贤惠，三个孩子也都听话懂事，乖巧善良。这个五口之家完美如硝烟战火中盛放的腊梅，沁人心脾。于是，即使是在跑警报的时候，弗之也能够“进了腊梅林，缓步而行，欣赏着阵阵幽香”。虽然小说明确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腊梅林可不是诗和梦想的世界了”，但这“现实生活”虽然艰苦，也只是无数普通人的人间烟火：做惯了太太的人需要亲自生火做饭，享受惯了大书房的教授要在煤油箱上读书，有保姆安排照顾的孩子需要帮忙做家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是富足的。不仅夫妻恩爱，父慈子孝，还以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教育众人，“我们真正的秘密武器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于是即使身处战乱，狭窄的住宅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个小家庭仍然是战乱之中的“梅花源”，正如碧初所说，“想不到逃难逃进了花园里”，“东藏”的日子也由此成为一种“诗意的逃亡”。 [详细]

柳建伟和他的“时代三部曲”

柳建伟从事创作至今已逾35载，历程大略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85至1995约10年间属于创作准备与尝试期，其间从评论、中短篇小说到纪实文学，柳建伟四面出击，漫天撒网，虽收获不匪，于不同体裁都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佳构：如评论《瞄准生死劫》《伟大的夭折》等；中篇小说《苍茫冬日》《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纪实文学《红太阳 白太阳》等，但都还不足以引起文坛瞩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的第二个阶段，堪称柳建伟发愤蹈砺的发力期，作家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文学推土机”之巨大力量。以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组成的“时代三部曲”成功突围，成为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第三个阶段则是新世纪初至今，柳建伟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后，主要奉献了电影“三惊系列”：《惊天动地》《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以及《飞天》和电视剧本《爱在战火纷飞时》等，继《英雄时代》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在影视圈又获奖频频，一时间在军中文坛有“福将”之誉。 [详细]

《北方城郭》：一部现实主义的“北方奇书”

对于柳建伟，不少读者会习惯性地“归类”为军旅作家或“主旋律”作家。他曾以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也曾出版过一系列优秀作品，但在我看来，至今他最优秀的作品还是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这是一部被文学史低估了的优秀之作，也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一部当之无愧的“北方奇书”。 作为柳建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北方城郭》曾被出版界誉为能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并提的现实主义巨构。小说在40多年的时间跨度内，“对中国城乡现实生活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描绘”，“深刻描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2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北方城郭》，我依然能被它浓烈如酒的文风所吸引，为那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魅力以及小说的历史深度和精神力度所折服。[详细]

《英雄山》：英雄传奇的“现代性”重构

《英雄山》的特别之处在于，悬疑的情节、极端的处境、镜像的命运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赋予读者极强的代入感、参与感。历史不再被局限于彼时彼地的特定时空，而成为一种可以通约和共享的情境。小说中的人物游走于这种亦真亦幻的情境中，也便沾染了某种“二次元”的特征。如同漫画和游戏世界中的人物一样，在通关练级、加血续命的逻辑链路之下，人物得以在不同的肉身和角色间跳荡，打通曾经被区隔在决然对立世界中的生命经验和思想意识，这是此前阅读传统军旅小说无法得到的快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爽感”。[详细]

宋嵩：理解《历史的天空》的当下境遇

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在影视界，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徐贵祥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并举。作为长篇小说，两部作品均初版于2000年；而作为由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天空》（2004）和《亮剑》（2005）也似孪生兄弟，一前一后接踵而来；再加上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乃至细节上都有颇多相似之处，问世之初均曾在读者和观众中引发巨大反响。回望世纪之交的最初10年，类似的文学（文艺）作品喷涌而出，除上述最具代表性的两部，经常被人放在一起讨论的还有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石钟山的《父亲是个兵》《父亲进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原著）等……[详细]

历史小说的转折与《张居正》

小说酝酿和写作的10年间（从1993年至2002年），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矛盾也陆续呈现，现代化思潮开始出现分化，改革初期的期待和想象成为了某种“过去时”，新的市场化改革更多地表现出一些实用主义的气质。随着改革越来越步入“深水区”，改革的精神也产生了某些深刻变化。诞生于此时的小说《张居正》，一方面试图借助作品来展露作家对新的改革时代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以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原则来重新诠释和反思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路径，这既是一次以艺术方式进行的统合历史、弥合历史张力的努力，又是一次意义含混、歧义重生的表意实践。 [详细]

重塑“楚狂”——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经典性意义

《张居正》最突出的美学贡献是重新塑造了张居正具体而生动的“楚狂”形象。小说主人公张居正系明代荆州府江陵县人，因其家乡位于故楚大地的腹心，故其人亦有“张江陵”之别名。作为张居正的“乡党”，熊召政在写作中自然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地域认同和情感代入。他曾说过，“楚狂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无疑是个性鲜明、光芒四射的一位。”[详细]

《茶人三部曲》：茶烟血痕写春秋

“三部曲”前两部描写了江南茶都杭州城里一个经营茶叶的儒商家庭三代人近百年的变迁史。故事背景起自19世纪60年代，终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小说以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大跨度展现历史风云的艺术魄力，把中国近现代史的波涛、杭州城历史的缩影，以杭天醉、杭嘉和为代表的杭氏家族史的脉络，浑然一体地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经典茶人形象。小说笔触远及中国几千年茶史之赜隐几微，探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茶性、茶风、茶韵交融沾溉之底蕴，在中国茶业的兴衰起落中，展示了中国茶人不屈不挠为振兴茶业、强盛国力而苦心孤诣的卓绝努力。作品不避讳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和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化”百姓的历史阴影，着重表现有血性、有毅力，维护民族尊严、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中国茶人的柔韧灵魂。杭天醉的软弱和杭嘉和由软弱而坚毅的变化就表现了作家于这两方面的立意。小说对林藕初、沈绿爱等识见远大、才禀过人、情怀深长而又刚烈明决的女性的描绘，尤其悲壮感人。这种状绘巾帼英魂的笔墨，往往又别具一种深邃和犀利，与大胆揭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苦闷积郁的笔触浑融在一起。在世纪之交，中国作家中曾有不少人试图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作出艺术概括，一大批历史跨度长、社会场面大，情节复杂、细节丰富、人物众多、篇幅浩大的作品，形成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茶人三部曲》便是这其中后起的佼佼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自有格局和传统的家族小说中，也可独树一帜。 [详细]

茶要慢慢品——重读《茶人三部曲》

可能正因为对茶和茶文化的热爱与坚持，王旭烽才能写出《茶人三部曲》这样的杰作。作品自获奖后，便被公认为不仅是杭州历史文化的一张名片，更是一本关于茶和茶人命运的专著。全书130万字，从1990年动笔至1999年底改定，王旭烽用了整整10年。为了写好这3部小说，王旭烽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她说：“一部好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程度，二是具有不可重复性，三是在文本、语言、结构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要有差异。我在小说中用了三种语言，即使用了成语、诗词，追求工笔画般的细致；用了吴越方言，杭州人读起来特别亲切；还有外来欧化的长句子，尤其是在展示内心世界和抒情时用。”王旭烽是学历史的，她认为历史学锤炼了她的品格，“穷尽一生追求一个真理是我们的座右铭”。据说，当年王旭烽完成第三部作品时曾领着孩子到街上庆祝，买了一束鲜花让孩子捧着，因为孩子也是这部书的半个作者——写作第一部时，王旭烽尚在孕期，而第三部完成时，她的孩子已上学。“十年磨一剑”，当然铸就经典。 [详细]

再读《长恨歌》：有情生命的庄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者阅读《长恨歌》，对标的文学比较对象是张爱玲，而不是白居易。这显然来自于海外的文学评价。1996年，王德威发表著名评论文章《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此后，王安忆开始多次回应自己与“张爱玲所引领的‘海派传统’的区别”。“海派传统”“像张爱玲”在1996年的海外地区是一个好评。但回归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海派”一词的出现，来自于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鲁迅等作家之间的一场笔战，批评文学与商业的联结。[详细]

王安忆重写了张爱玲，正如张爱玲重写了《红楼梦》

不仅是王安忆对张爱玲的评价和认识，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王安忆所创作的小说中某些故事想象逻辑、叙述方式和行文风格的转变，也都或多或少地看得出张爱玲文学资源的成分。但这又并不表明，王安忆的创作就是张爱玲在90年代的翻版。正如前文谈到的，一方面她们是不同时代的上海人，另一方面她们的身世、经历和人生养成也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王安忆在“遭遇”张爱玲之前就已经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并已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了。“张爱玲”这一因素，不过是给她小说创作的地域视角注入了新活力，产生了一种新动力。在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她“重写”了张爱玲，正如张爱玲“重写”了《红楼梦》一样。 [详细]

张学昕：阿来的意义

在这些年的阅读体验中我始终认为，阿来是一位极其睿智的当代作家。我所说的这种“睿智”是指他对写作本身的超强悟性和天分，乃至他面对世界和事物时所具有的先天的“佛性”。可以说，他是1990年代最早意识到时代和生活已开始再次发生剧烈变化的作家，也是彼时最先意识到文学观念需要及时、尽快调整的作家之一。因此，当他在1994年写作《尘埃落定》时，许多作家还沉浸在1980年代文学潮流的嬗变和以往的文学叙述方式、结构方式的惯性里。[详细]

重读《尘埃落定》：从“傻子”的形象说开去

《尘埃落定》却并没有带给我们沉重的历史感。文本没有精确的时间点，只有模糊的时间段的叙述：白色汉人对红色汉人的围剿、红色汉人把白色汉人打败了、白色汉人的军队开走了，在开篇部分，我们甚至需要从麦其土司“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去告状”这样的叙述中来获知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在跳跃的时间链中，阿来借历史来完成自足叙事的创作初衷跃然纸上，历史叙事在他的笔下幻化为寓言式的诗性叙事。[详细]

张平长篇小说：无比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

2018年，张平的新长篇小说《重新生活》刚一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这是继2004年的《国家干部》之后，其出版的又一重量级现实主义力作。而早在2000年，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就已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受众群，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某种程度上，张平被看作一个反腐作家，他的小说被认为是反腐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详细]

张平：对百姓立场、中国叙事、民本美学的坚守

一般而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总会受到研究者更多的青睐，然而《抉择》获奖后却没有得到学术圈足够多的重视。从《祭妻》《姐姐》到《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国家干部》，张平几乎每部作品都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关注。2018年其携新作《重新生活》亮相上海书展，也再次受到大批读者的关注。然而，大部分的文学史叙述者似乎并不认为这是足以将其作品纳入文学史研究视域的理由。[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