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专题--中国作家网

王火：以健雄之笔记录时代
迄今为止，我采访过王火老师3次。2013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首次采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王火时，他就坦言，妻子凌起凤于2011年去世后，他独自生活，仅由大女儿照顾一下饮食。他动情地告诉我：“老伴过世后，我就不大写东西了，说实话，我不大容易从悲伤中转过来……”凌起凤又名凌庶华，是国民党元老凌铁庵之女，曾任于右任的秘书，后来辗转回到大陆，与王火有情人终成眷属。王火小说《战争和人》的成功不能忽略凌起凤的重要作用。我看到他在书案上摆放着妻子的照片，时常擦拭，一尘不染。[详细]
《战争和人》三部曲：对红色经典的自觉追索
1951年，时任上海《工人》半月刊编辑的王火回想自己一路投入革命的因缘和家国天翻地覆的巨变，开始构思创作，他打算花10年时间完成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未曾想，在时代的沧海桑田里，小说手稿毁于一旦。1981年，王火拾笔重述，直至1992年《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册出齐。时间跨越四十载，少年弟子江湖老，这就是《战争和人》三部曲跌宕苍茫的创作历程。 [详细]
陈忠实：将自己滚烫的手指按在时代的脉搏上
说来已30年有余，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有一个文学热点叫“陕军东征”。说的是同一年陕西5位作家的5部长篇小说同时在北京出版的事情。那时，长篇小说出版并不像现在这么繁盛，说它刺激了此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并唤醒了市场也不为过。书有书的命运，当时这5部长篇或收获好评，或引起争议，原因在于作品折射出了浓重的时代情绪，拨动了人们对社会精神状况更深刻的认知与更深入的思考。其中，获共识最多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人们普遍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甚至是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作品反映出那一时期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即使把《白鹿原》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考量，无论其思想容量还是审美境界，亦都有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白鹿原》不仅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此后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等重要图书排行榜中也都榜上有名。[详细]
现实主义：从柳青到陈忠实
柳青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对陕西文学的影响巨大，陈忠实称他为“老师”。他们都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小说，成就卓著。两人的创作亦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在的延续性”。他们是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而在现实主义层面上，由于身处不同阶段，又形成了“同中有异”的艺术格局。在现实主义的山脉中，两人各自独立成峰，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是“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上新的标志，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主义深化的标志。[详细]
张昆华：冯牧与刘白羽
1954年春夏，冯牧率领作家团到滇南、滇西边防部队和边疆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回到昆明后，由于辛劳过度，战争年代就患有的肺结核病日趋严重，当年秋天就在昆明军区医院做了手术。1955年春，冯牧又转到重庆西南军区医院继续治疗，但病情并未好转，次年又入住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切除了肺部特大肿瘤，经过一年多的医治，终于自危难中挽救了生命。由于身体原因，冯牧不宜继续在军队工作，便于1957年底办了转业手续，由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刘白羽接收并安排其到中国作协主办的《新观察》杂志任主编。之后的1961年春天，已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冯牧先生曾来滇出差，我有幸与他第一次见面。我们在澜沧江的沙滩上散步漫谈，在一阵阵温暖的江风吹拂中，冯牧平静地对我说，现在他和刘白羽都不再像年青时当军事记者那样写战地通讯了，而是爱上散文、写作散文了，冯牧先生一边说自己的创作情况，一边也鼓励我进行散文写作。[详细]
一部关于战争灵魂的诗意长篇
1985年，刘白羽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30万字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对于一个始终执著地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想、诗意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家来说，对于一位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瞬间的革命见证人来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刘白羽多年来的夙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即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他曾这样谈到：“《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政治委员》前记）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部小说，萌生了“再写一部”的创作冲动。《第二个太阳》也可以视作《火光在前》的“续篇”。[详细]
凌力：寻找历史与现实有价值联系的一面
《少年天子》获得普遍好评这一点也不奇怪。首先它有宏大的背景。少年顺治是清兵入关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鼎革之际，百废待举，矛盾重重；拥有灿烂文化的汉族与半游牧的满族之间冲突、融合的关系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文化问题，战胜者与失败者及各方利益集团的纠葛、争斗，无时无刻地存在着，而顺治正处于这矛盾漩涡的中心。这一重要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要求形成了共鸣。那时写改革是小说的主旋律，几乎所有的现实创作都要联系改革或延伸到改革，至于所有关联时代的事象、物象、意象或人物形象能否如《少年天子》那样具有丰富的文化色彩并体现出人物塑造的深度，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少年天子》首先或第一步是在两种背景中获得了历史与现实的价值联系。[详细]
《少年天子》：皇权下的“精神病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新历史小说”风靡文坛。作家们用陌生化的手段再现被主流话语框定的历史，文学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历史研究”的况味。当然，这种研究仍然是在用形象和虚构说话，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史料研究。同时，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曲延续了“历史+传奇”的传统写法，唤醒了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兴趣。随后这一系列作品在精湛的影视改编中火借风势，相关作品“盗版现象”的猖獗足以证明受众与市场对于历史的兴趣。 [详细]
路遥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自1980年代末至今，《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长销，充分说明路遥的创作有着并不局限于其写作年代的重要意义。从长远目光看，这30余年间，文学观念和思潮表象似乎变幻无定，但路遥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却始终是文学的主流，影响力不曾衰减。由路遥作品所开启的文学世界及其间典型人物所面临的基本生活情境，也足以指称更为复杂的文学和社会现实。内心的诗意和现实的非诗之间的矛盾冲突，乃是《人生》以来路遥的人物所面临的基本情境模式。这种模式显然相通于列文所论的“吉坷德原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为其基本特征。个人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渴望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或成或败或得或失，生活经验所昭示的结局不外如是。但在成败得失之间，艺术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挽狂澜于将颓。这便是路遥的作品即便有对生活辛酸的细致书写，却总能使普通的生活充满澎湃的诗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原因所在。[详细]
《平凡的世界》：一部有待全面认识的长篇佳作
不可否认《平凡的世界》在大众中因情感共鸣与精神共振而产生了“轰动式”影响。这种轰动式影响一定程度上要感谢“长篇连播”节目。厚夫在《路遥传》中提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测算，当年《平凡的世界》的直接听众达3亿之多，这些听众还拥向书店，高涨的阅读热情使得小说在获奖之前，总计已卖出几十万册。《平凡的世界》也包含了路遥个人的经验，他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出发来写作。难得的是，路遥为了真正介入到小说的年代历史背景，耐心又细心地查阅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了解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进而把历史现实放到动态进程中把握，将个人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与社会发展进程、国家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相融合，使之成为一个肌理丰富，又如微缩全景景观的有机整体，实现了文学与社会现实和时代历史之间的联系。[详细]
刘心武小说的现实主义内在转换
1958年在《读书》发表《谈〈第四十一〉》，是刘心武创作的起点。但真正“人尽皆知、朝野轰动”，还是因为1977年其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班主任》，这一已载入史册的标志性文本被称作“新时期小说的第一声呐喊”，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已成为当代文学的坐标点。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冯牧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给我们当前的创作提供了范例，这样的范例可以起到开辟道路、引导和促进其他作者在一个新的创作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作用”（冯牧《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冲破禁区，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路者、奠基者、领跑者，这是刘心武刻进历史的身影。[详细]
刘心武：寻找稳定的“钟摆”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善于思辨的刘心武对艺术总是处在不断的追求与探索中，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已完成了文学创作上的“三步走”。刘心武在《我走了三步——〈大眼猫〉后记》中清晰地向读者交代，《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作品以揭示重大社会问题为己任，满足当时读者对真实性的需求，是其创作的第一步。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等开始，其作品中涉及的问题已由政治性、政策性向社会伦理道德领域转移，是为其创作的第二步。从《蜜供》《银河》《电梯中》《大眼猫》等开始，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已大不同于前两步的创作，是为其创作的第三步。艺术创作的每一步转换并不像人走路那样容易做到，而需经过作家的深思熟虑才敢试错。作为文学探路先锋的刘心武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有哪些思考？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的一封书信，《刘心武致秦兆阳》，让我们见字如面。[详细]
张洁：女性自我的建构与解构
王安忆对于女作家的“自我”曾有如下论述：“她们天生地从自我出发，去观望人生与世界。自我于她们是第一重要的，是创作的第一人物。这个人物总是改头换面地登场，万变不离其宗。”这样的分析无疑适用于张洁。对于张洁这样“主观型”的女作家而言，其作品往往是自我心灵的投射，是思想探索的宣言。张洁笔下的那些女性形象仿佛被一个强大的理念之手操纵着，从她们身上常常能辨认出作者的身影。但张洁之所以能成为不可替代的“这一个”，还在于她不懈的探索精神，并将探索成果及时地呈现给读者。作者的自我处于不断的“撕碎、撕碎、又拼接”的过程中，这也是作者创作演变的重要方面。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起，张洁就开始建立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并在《方舟》《祖母绿》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固执的女性心理价值世界。 [详细]
寻绎张洁《沉重的翅膀》的精神诉求：留下真情从头说
张洁深受共和国“红色文化”的熏染，早期创作萦绕着化不开的“革命情结”和“苏联情结”，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单纯与乐观，奉行着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使命与担当。这些时代印记与个人特质共同构成了《沉重的翅膀》的书写底色。《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一文明确点出了张洁的创作缘起，“我的思想老是处在一种期待的激动之中。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因此，当同时期绝大多数作家仍致力于描绘“创伤”“伤痕”时，张洁已经率先站立于改革潮头，用“明朗又忧郁”的笔触书写改革推进之艰辛、精神重建之困难。这种关注真正问题、暴露深刻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勇气也为张洁带来许多误解、批评，谢冕就曾评价说，“她并非异端，但却是一个挑战”。[详细]
《黄河东流去》：一部“悲中见壮”的史诗
到了黄昏时候，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天忽然黄了！它不像晚霞夕照，也不像落日余晖，却像是一层几十丈高的黄尘和水雾弥漫在天空。接着狂风呼叫起来，这风也怪，它是从地面溜过来的，不见树梢有大的摆动，却把地里的麦子，路旁的野草吹得像捺住头一样直不起腰来…… “怎么这么大灰气？什么也看不清！”话音还没落地，只见从东北方向，齐陡陡，一丈多高的黄河水头，像墙一样压了下来。李麦还当是云彩，天亮眼尖，她看到几个大麦垛漂在半空，就急忙大声喊：“水！黄河水下来了！”[详细]
《黄河东流去》的资源性意义
尽管获奖名单公布后往往会有各种争议的声音出现，但毋庸置疑，“茅盾文学奖”业已成为在当代中国标识度和认可度最高、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文学奖项之一。对广大读者而言，在拣选长篇小说阅读书目时，“获奖名单”可以发挥较为权威的“指南”功能——在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认可，便获得了一块响亮的“金字招牌”，这也是对作品“经典”地位的有力证明；而对专业人士而言，不少获此殊荣的作品也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些足资借鉴、效法，或从中汲取思想与艺术滋养的文学“典范”，他们受到其启示、指引，或在其提供的一些作品“范式”基础上继续拓展发挥，进而创造出别样的文学景观。可以说，这些获奖作品无形中也以这样的方式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潮流更迭与发展趋向——这或许也是历届获奖作品作为“当代正典”的“资源性意义”之一。 [详细]
从《李自成》看姚雪垠的文学贡献
《李自成》是姚雪垠70年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从下笔开始，作者就立志把它写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性多卷长篇。1974年曾将全书题要抄奉茅公，茅公欣然回复：“来函谓全书有五卷之多，逾百万言，想见笔锋所及，将不仅为闯王作传，抑且为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绘一长卷，作一总结。如此规模，不愧鲁殿灵光。” 从1957年到1997年，姚雪垠用40年心血打造了一部《李自成》。超级慢动作，很难见容于当今的快节奏，而姚雪垠却任凭青眼白眼，他从来都只管昂首走自己的路。当年，他对丁玲讲：批判你的“一本书主义”，我就很想不通。你的“主义”挺好哇！如果作家们都照你的“主义”办，每个人都精雕细刻出“一本”传世经典来，我们祖国的文学事业该有多伟大！[详细]
姚雪垠：老将青史殊勋在
1982年12月15日，是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颁奖的一天。父亲的《李自成》第二卷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东方》《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五部优秀长篇小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父亲和其他四位获奖作家登上主席台，领取了奖章、证书和3000元奖金。这笔奖金相当于父亲当时一年多的工资，但在会后他全部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对少年儿童事业表示一点心意。光阴荏苒，不觉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至今已过去37个年头了。茅盾先生与父亲虽早已先后作古，《李自成》背后的故事特别是茅盾对《李自成》第一、二卷的重视、支持和评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传播于一时，成为文坛佳话。而父亲与茅盾先生的彼此往来书信，已成为重要的文学遗产。[详细]
得法而努力地耕耘
1954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长李国文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这时他只有24岁，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宣传部做了一名文艺编辑。在这里，李国文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改选》。小说以自然来稿的方式投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这时，一名刚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分配到《人民文学》，跟他一样是一名文艺编辑。这位小青年没有特约作者，从海量阅读通信来稿开始锻炼自己的鉴别力。《改选》被他发现了。再一看，不只这一篇，这个作者竟然一口气寄来了6个短篇。小青年心怀对文学的热诚给同样热诚的这位本市作者按照寄信人地址邮去了编辑回信，约李国文来《人民文学》编辑部见面。李国文来了。[详细]
“作家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
在《冬天里的春天》的创作谈中，李国文就说到他是“以现实生活为经，以历史回忆为纬”，小说通过“现在的”于而龙的视角去回忆“过去的”历史，因而就有了现在与过去的对比。现在的于莲和过去的芦花，现在的叶珊和过去的四姐，现在的王纬宇和过去的王纬宇，现在的石湖和过去的石湖，历史与现实互为影子，前者浮出，后者沉下，而于而龙便是联结这历史与现实的画面的镜头，反复地在现在和过去的摇摆中追忆历史、追问人性——时代的更替就一定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吗？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中三种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一是如谢若萍好不容易从苦难岁月中解脱后只想安度余生对历史所采取的“忘记”的态度，二是研究过历史的“一切从需要出发”的王纬宇对历史所采取的“模糊”的态度，三是经过历史的教训的于而龙对历史采取的“反思”的态度。[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