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自1980年代末至今，《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长销，充分说明路遥的创作有着并不局限于其写作年代的重要意义。从长远目光看，这30余年间，文学观念和思潮表象似乎变幻无定，但路遥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却始终是文学的主流，影响力不曾衰减。由路遥作品所开启的文学世界及其间典型人物所面临的基本生活情境，也足以指称更为复杂的文学和社会现实。内心的诗意和现实的非诗之间的矛盾冲突，乃是《人生》以来路遥的人物所面临的基本情境模式。这种模式显然相通于列文所论的“吉坷德原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为其基本特征。个人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渴望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或成或败或得或失，生活经验所昭示的结局不外如是。但在成败得失之间，艺术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挽狂澜于将颓。这便是路遥的作品即便有对生活辛酸的细致书写，却总能使普通的生活充满澎湃的诗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原因所在。[详细]

《平凡的世界》：一部有待全面认识的长篇佳作

不可否认《平凡的世界》在大众中因情感共鸣与精神共振而产生了“轰动式”影响。这种轰动式影响一定程度上要感谢“长篇连播”节目。厚夫在《路遥传》中提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测算，当年《平凡的世界》的直接听众达3亿之多，这些听众还拥向书店，高涨的阅读热情使得小说在获奖之前，总计已卖出几十万册。 《平凡的世界》也包含了路遥个人的经验，他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出发来写作。难得的是，路遥为了真正介入到小说的年代历史背景，耐心又细心地查阅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了解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进而把历史现实放到动态进程中把握，将个人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与社会发展进程、国家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相融合，使之成为一个肌理丰富，又如微缩全景景观的有机整体，实现了文学与社会现实和时代历史之间的联系。[详细]

刘心武小说的现实主义内在转换

1958年在《读书》发表《谈〈第四十一〉》，是刘心武创作的起点。但真正“人尽皆知、朝野轰动”，还是因为1977年其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班主任》，这一已载入史册的标志性文本被称作“新时期小说的第一声呐喊”，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已成为当代文学的坐标点。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冯牧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给我们当前的创作提供了范例，这样的范例可以起到开辟道路、引导和促进其他作者在一个新的创作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作用”（冯牧《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 冲破禁区，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路者、奠基者、领跑者，这是刘心武刻进历史的身影。[详细]

刘心武：寻找稳定的“钟摆”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善于思辨的刘心武对艺术总是处在不断的追求与探索中，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已完成了文学创作上的“三步走”。刘心武在《我走了三步——〈大眼猫〉后记》中清晰地向读者交代，《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作品以揭示重大社会问题为己任，满足当时读者对真实性的需求，是其创作的第一步。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等开始，其作品中涉及的问题已由政治性、政策性向社会伦理道德领域转移，是为其创作的第二步。从《蜜供》《银河》《电梯中》《大眼猫》等开始，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已大不同于前两步的创作，是为其创作的第三步。 艺术创作的每一步转换并不像人走路那样容易做到，而需经过作家的深思熟虑才敢试错。作为文学探路先锋的刘心武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有哪些思考？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的一封书信，《刘心武致秦兆阳》，让我们见字如面。[详细]

张洁：女性自我的建构与解构

王安忆对于女作家的“自我”曾有如下论述：“她们天生地从自我出发，去观望人生与世界。自我于她们是第一重要的，是创作的第一人物。这个人物总是改头换面地登场，万变不离其宗。”这样的分析无疑适用于张洁。对于张洁这样“主观型”的女作家而言，其作品往往是自我心灵的投射，是思想探索的宣言。张洁笔下的那些女性形象仿佛被一个强大的理念之手操纵着，从她们身上常常能辨认出作者的身影。但张洁之所以能成为不可替代的“这一个”，还在于她不懈的探索精神，并将探索成果及时地呈现给读者。作者的自我处于不断的“撕碎、撕碎、又拼接”的过程中，这也是作者创作演变的重要方面。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起，张洁就开始建立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并在《方舟》《祖母绿》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固执的女性心理价值世界。 [详细]

寻绎张洁《沉重的翅膀》的精神诉求：留下真情从头说

张洁深受共和国“红色文化”的熏染，早期创作萦绕着化不开的“革命情结”和“苏联情结”，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单纯与乐观，奉行着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使命与担当。这些时代印记与个人特质共同构成了《沉重的翅膀》的书写底色。《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一文明确点出了张洁的创作缘起，“我的思想老是处在一种期待的激动之中。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因此，当同时期绝大多数作家仍致力于描绘“创伤”“伤痕”时，张洁已经率先站立于改革潮头，用“明朗又忧郁”的笔触书写改革推进之艰辛、精神重建之困难。这种关注真正问题、暴露深刻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勇气也为张洁带来许多误解、批评，谢冕就曾评价说，“她并非异端，但却是一个挑战”。[详细]

《黄河东流去》：一部“悲中见壮”的史诗

到了黄昏时候，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天忽然黄了！它不像晚霞夕照，也不像落日余晖，却像是一层几十丈高的黄尘和水雾弥漫在天空。接着狂风呼叫起来，这风也怪，它是从地面溜过来的，不见树梢有大的摆动，却把地里的麦子，路旁的野草吹得像捺住头一样直不起腰来…… “怎么这么大灰气？什么也看不清！”话音还没落地，只见从东北方向，齐陡陡，一丈多高的黄河水头，像墙一样压了下来。 李麦还当是云彩，天亮眼尖，她看到几个大麦垛漂在半空，就急忙大声喊：“水！黄河水下来了！”[详细]

《黄河东流去》的资源性意义

尽管获奖名单公布后往往会有各种争议的声音出现，但毋庸置疑，“茅盾文学奖”业已成为在当代中国标识度和认可度最高、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文学奖项之一。对广大读者而言，在拣选长篇小说阅读书目时，“获奖名单”可以发挥较为权威的“指南”功能——在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认可，便获得了一块响亮的“金字招牌”，这也是对作品“经典”地位的有力证明；而对专业人士而言，不少获此殊荣的作品也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些足资借鉴、效法，或从中汲取思想与艺术滋养的文学“典范”，他们受到其启示、指引，或在其提供的一些作品“范式”基础上继续拓展发挥，进而创造出别样的文学景观。可以说，这些获奖作品无形中也以这样的方式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潮流更迭与发展趋向——这或许也是历届获奖作品作为“当代正典”的“资源性意义”之一。 [详细]

从《李自成》看姚雪垠的文学贡献

《李自成》是姚雪垠70年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从下笔开始，作者就立志把它写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性多卷长篇。1974年曾将全书题要抄奉茅公，茅公欣然回复：“来函谓全书有五卷之多，逾百万言，想见笔锋所及，将不仅为闯王作传，抑且为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绘一长卷，作一总结。如此规模，不愧鲁殿灵光。” 从1957年到1997年，姚雪垠用40年心血打造了一部《李自成》。超级慢动作，很难见容于当今的快节奏，而姚雪垠却任凭青眼白眼，他从来都只管昂首走自己的路。当年，他对丁玲讲：批判你的“一本书主义”，我就很想不通。你的“主义”挺好哇！如果作家们都照你的“主义”办，每个人都精雕细刻出“一本”传世经典来，我们祖国的文学事业该有多伟大！[详细]

姚雪垠：老将青史殊勋在

1982年12月15日，是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颁奖的一天。父亲的《李自成》第二卷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东方》《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五部优秀长篇小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父亲和其他四位获奖作家登上主席台，领取了奖章、证书和3000元奖金。这笔奖金相当于父亲当时一年多的工资，但在会后他全部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对少年儿童事业表示一点心意。 光阴荏苒，不觉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至今已过去37个年头了。茅盾先生与父亲虽早已先后作古，《李自成》背后的故事特别是茅盾对《李自成》第一、二卷的重视、支持和评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传播于一时，成为文坛佳话。而父亲与茅盾先生的彼此往来书信，已成为重要的文学遗产。[详细]

得法而努力地耕耘

1954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长李国文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这时他只有24岁，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宣传部做了一名文艺编辑。在这里，李国文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改选》。小说以自然来稿的方式投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这时，一名刚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分配到《人民文学》，跟他一样是一名文艺编辑。这位小青年没有特约作者，从海量阅读通信来稿开始锻炼自己的鉴别力。《改选》被他发现了。再一看，不只这一篇，这个作者竟然一口气寄来了6个短篇。小青年心怀对文学的热诚给同样热诚的这位本市作者按照寄信人地址邮去了编辑回信，约李国文来《人民文学》编辑部见面。 李国文来了。[详细]

“作家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

在《冬天里的春天》的创作谈中，李国文就说到他是“以现实生活为经，以历史回忆为纬”，小说通过“现在的”于而龙的视角去回忆“过去的”历史，因而就有了现在与过去的对比。现在的于莲和过去的芦花，现在的叶珊和过去的四姐，现在的王纬宇和过去的王纬宇，现在的石湖和过去的石湖，历史与现实互为影子，前者浮出，后者沉下，而于而龙便是联结这历史与现实的画面的镜头，反复地在现在和过去的摇摆中追忆历史、追问人性——时代的更替就一定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吗？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中三种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一是如谢若萍好不容易从苦难岁月中解脱后只想安度余生对历史所采取的“忘记”的态度，二是研究过历史的“一切从需要出发”的王纬宇对历史所采取的“模糊”的态度，三是经过历史的教训的于而龙对历史采取的“反思”的态度。[详细]

魏巍：为大时代吹响号角的人

魏巍临终在病榻上，念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写他传记《走向燃烧的土地》的峭岩，另一个是我。这是最后时刻守在他身边的诗人石祥亲口告诉我的。 魏巍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魁梧的汉子，他有着典型的北方人的大块头和红脸膛，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他很像我们在部队常见的那种比较高级的指挥员，只是那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和那待人谦和的作派，让人相信他是个作家。 1939年，19岁的魏巍在西安的《国风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黄河行》，从此开启了他漫长的诗歌创作旅程。他写于抗日烽火中的《高粱长起来吧》《游击队部的夜》《谁敢再来讨伐“扫荡”》《好夫妻歌》等诗作，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斗争中，发挥了启迪、激励和教育作用。这些诗作多收入诗集《黎明风景》，在这部诗集的“后记”中，魏巍把自己的诗比做“小司号员年轻的号音”，而当我们把魏巍一生时断时续的号音接续起来听的时候，会听到一个时代的宏伟乐章。[详细]

终结与先行

魏巍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军旅生活的作家。他于抗战烽火初燃之时投身军旅，一手拿枪，一手执笔，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战斗，也在各个时期留下过文学的足迹。他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写下的长诗《黎明风景》，真实地抒写了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在那黎明前的暗夜里苦战奋斗的生活场景与情怀。他在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奔赴前线部队深入生活和采访，写下不少战地通讯、特写和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成了为人民战士的崇高荣耀命名的轰动一时的佳作。《东方》是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生活，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他在“文革”时代顶着压力，冒着风险，默默地进行艰辛的艺术求索。小说终于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出版，成为进入新时期之前军旅文学复苏的最初标识。 [详细]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手稿谈

发生于《许》手稿内部的文本修改大致可分五类：一、文字改错。二、字面或句意疏通。三、改动标题。标题变动一共四处：小说在构思阶段原拟题为“许茂家里的女儿们”，后定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六章原为“寂寞”，后改为“田园诗”；第七章的原标题为“颜少春初访葫芦坝”，后改为“初访”；第十章曾拟题为“夜长梦多”，后该章节被整合进第三章第二节。四、文字增补或删除。比如：“他不仅破例地要喝一点酒，而且酒后还要和女婿们谈谈庄稼经；远地归来的女儿们听着他幸福地回忆起合作化、高级社年代担任作业组长那阵，如何费心费力地经营集体的农副业生产，都不由得十分感动。因为那些年，她们都在娘家，一家人好热闹，老头儿忙着集体的事情，整天脸上泛着红光。那年头，是许家最为昌盛发达的年代，也是许茂一生中最为光辉的年代啊！”[详细]

周克芹的乡土创作之路

周克芹是改革时代最早的幸运者和受惠者。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当代文坛就不会有著名作家周克芹。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被遣返回乡的有知识爱文学的农民，一个几十年在风雨中扎根农村土地的农技员。他与农民同呼吸共患难，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历史命运感同身受。他深知新时期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换来的一场改革，是一场历史悲剧换来的改革”。（《时代·改革·文学》，《周克芹文集》下卷，第133页）因其如此，他自觉地把书写农村改革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学使命，既为改革鼓与呼，亦为改革忧和思。他说：“改革是我们当今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的创作应该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做出历史性的深刻的反映”（《关于如何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通信》《当代文坛》1985年第1期）。从1978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1990年他去世前的《秋之惑》，他在新时期创作的全部乡土小说按时序连结起来就是一部形象生动的、中国农村改革前十余年的文学编年史，同时也是一部农村社会现代转型期的农民心灵史。[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