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评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中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应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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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三部曲》：茶烟血痕写春秋“三部曲”前两部描写了江南茶都杭州城里一个经营茶叶的儒商家庭三代人近百年的变迁史。故事背景起自19世纪60年代，终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小说以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大跨度展现历史风云的艺术魄力，把中国近现代史的波涛、杭州城历史的缩影，以杭天醉、杭嘉和为代表的杭氏家族史的脉络，浑然一体地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经典茶人形象。小说笔触远及中国几千年茶史之赜隐几微，探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茶性、茶风、茶韵交融沾溉之底蕴，在中国茶业的兴衰起落中，展示了中国茶人不屈不挠为振兴茶业、强盛国力而苦心孤诣的卓绝努力。作品不避讳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和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化”百姓的历史阴影，着重表现有血性、有毅力，维护民族尊严、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中国茶人的柔韧灵魂。杭天醉的软弱和杭嘉和由软弱而坚毅的变化就表现了作家于这两方面的立意。小说对林藕初、沈绿爱等识见远大、才禀过人、情怀深长而又刚烈明决的女性的描绘，尤其悲壮感人。这种状绘巾帼英魂的笔墨，往往又别具一种深邃和犀利，与大胆揭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苦闷积郁的笔触浑融在一起。在世纪之交，中国作家中曾有不少人试图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作出艺术概括，一大批历史跨度长、社会场面大，情节复杂、细节丰富、人物众多、篇幅浩大的作品，形成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茶人三部曲》便是这其中后起的佼佼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自有格局和传统的家族小说中，也可独树一帜。 [详细]
茶要慢慢品——重读《茶人三部曲》可能正因为对茶和茶文化的热爱与坚持，王旭烽才能写出《茶人三部曲》这样的杰作。作品自获奖后，便被公认为不仅是杭州历史文化的一张名片，更是一本关于茶和茶人命运的专著。全书130万字，从1990年动笔至1999年底改定，王旭烽用了整整10年。为了写好这3部小说，王旭烽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她说：“一部好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程度，二是具有不可重复性，三是在文本、语言、结构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要有差异。我在小说中用了三种语言，即使用了成语、诗词，追求工笔画般的细致；用了吴越方言，杭州人读起来特别亲切；还有外来欧化的长句子，尤其是在展示内心世界和抒情时用。”王旭烽是学历史的，她认为历史学锤炼了她的品格，“穷尽一生追求一个真理是我们的座右铭”。据说，当年王旭烽完成第三部作品时曾领着孩子到街上庆祝，买了一束鲜花让孩子捧着，因为孩子也是这部书的半个作者——写作第一部时，王旭烽尚在孕期，而第三部完成时，她的孩子已上学。“十年磨一剑”，当然铸就经典。 [详细]
再读《长恨歌》：有情生命的庄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者阅读《长恨歌》，对标的文学比较对象是张爱玲，而不是白居易。这显然来自于海外的文学评价。1996年，王德威发表著名评论文章《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此后，王安忆开始多次回应自己与“张爱玲所引领的‘海派传统’的区别”。“海派传统”“像张爱玲”在1996年的海外地区是一个好评。但回归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海派”一词的出现，来自于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鲁迅等作家之间的一场笔战，批评文学与商业的联结。[详细]
王安忆重写了张爱玲，正如张爱玲重写了《红楼梦》不仅是王安忆对张爱玲的评价和认识，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王安忆所创作的小说中某些故事想象逻辑、叙述方式和行文风格的转变，也都或多或少地看得出张爱玲文学资源的成分。但这又并不表明，王安忆的创作就是张爱玲在90年代的翻版。正如前文谈到的，一方面她们是不同时代的上海人，另一方面她们的身世、经历和人生养成也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王安忆在“遭遇”张爱玲之前就已经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并已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了。“张爱玲”这一因素，不过是给她小说创作的地域视角注入了新活力，产生了一种新动力。在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她“重写”了张爱玲，正如张爱玲“重写”了《红楼梦》一样。 [详细]
张学昕：阿来的意义在这些年的阅读体验中我始终认为，阿来是一位极其睿智的当代作家。我所说的这种“睿智”是指他对写作本身的超强悟性和天分，乃至他面对世界和事物时所具有的先天的“佛性”。可以说，他是1990年代最早意识到时代和生活已开始再次发生剧烈变化的作家，也是彼时最先意识到文学观念需要及时、尽快调整的作家之一。因此，当他在1994年写作《尘埃落定》时，许多作家还沉浸在1980年代文学潮流的嬗变和以往的文学叙述方式、结构方式的惯性里。[详细]
重读《尘埃落定》：从“傻子”的形象说开去《尘埃落定》却并没有带给我们沉重的历史感。文本没有精确的时间点，只有模糊的时间段的叙述：白色汉人对红色汉人的围剿、红色汉人把白色汉人打败了、白色汉人的军队开走了，在开篇部分，我们甚至需要从麦其土司“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去告状”这样的叙述中来获知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在跳跃的时间链中，阿来借历史来完成自足叙事的创作初衷跃然纸上，历史叙事在他的笔下幻化为寓言式的诗性叙事。[详细]
张平长篇小说：无比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2018年，张平的新长篇小说《重新生活》刚一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这是继2004年的《国家干部》之后，其出版的又一重量级现实主义力作。而早在2000年，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就已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受众群，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某种程度上，张平被看作一个反腐作家，他的小说被认为是反腐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详细]
张平：对百姓立场、中国叙事、民本美学的坚守一般而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总会受到研究者更多的青睐，然而《抉择》获奖后却没有得到学术圈足够多的重视。从《祭妻》《姐姐》到《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国家干部》，张平几乎每部作品都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关注。2018年其携新作《重新生活》亮相上海书展，也再次受到大批读者的关注。然而，大部分的文学史叙述者似乎并不认为这是足以将其作品纳入文学史研究视域的理由。[详细]
于爱成：《白门柳》的微言索隐《白门柳》开篇是一个“引子”。这个引子是一篇“咏梅”美文，通篇写的是一棵古梅的由来、沧桑、新生、繁盛、寂寞、老死、还魂的一世传奇。作者以散文笔调进行行状描写，以拟人手法进行内在刻画。然而这个引子却往往会让读者忽略。笔者也是在看完《白门柳》全文后，重新审视这个开头，才稍可破译出作者的微言大义。 “老梅”的故事原型实则与中国古典小说发生了交集。“老梅”怎么看都像是红楼梦中的“顽石”。[详细]
历史小说的三大难题与《白门柳》的创作经验《白门柳》中几乎每一处细节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出处，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有文学评论家曾赞叹：“举凡日常生活中的发式服饰、居所的器件陈设、文化上的戏班书坊、礼仪文物，地理上的道路河流、车舟交通，军事上的攻防格局及阅兵场面，政治上的典章制度与朝廷内幕，恐怕史学家都未必能得其详，他却写得凿凿有据，且绘声绘色。”[详细]
王火：以健雄之笔记录时代迄今为止，我采访过王火老师3次。2013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首次采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王火时，他就坦言，妻子凌起凤于2011年去世后，他独自生活，仅由大女儿照顾一下饮食。他动情地告诉我：“老伴过世后，我就不大写东西了，说实话，我不大容易从悲伤中转过来……”凌起凤又名凌庶华，是国民党元老凌铁庵之女，曾任于右任的秘书，后来辗转回到大陆，与王火有情人终成眷属。王火小说《战争和人》的成功不能忽略凌起凤的重要作用。我看到他在书案上摆放着妻子的照片，时常擦拭，一尘不染。[详细]
《战争和人》三部曲：对红色经典的自觉追索1951年，时任上海《工人》半月刊编辑的王火回想自己一路投入革命的因缘和家国天翻地覆的巨变，开始构思创作，他打算花10年时间完成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未曾想，在时代的沧海桑田里，小说手稿毁于一旦。1981年，王火拾笔重述，直至1992年《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册出齐。时间跨越四十载，少年弟子江湖老，这就是《战争和人》三部曲跌宕苍茫的创作历程。 [详细]
陈忠实：将自己滚烫的手指按在时代的脉搏上说来已30年有余，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有一个文学热点叫“陕军东征”。说的是同一年陕西5位作家的5部长篇小说同时在北京出版的事情。那时，长篇小说出版并不像现在这么繁盛，说它刺激了此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并唤醒了市场也不为过。书有书的命运，当时这5部长篇或收获好评，或引起争议，原因在于作品折射出了浓重的时代情绪，拨动了人们对社会精神状况更深刻的认知与更深入的思考。其中，获共识最多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人们普遍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甚至是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作品反映出那一时期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即使把《白鹿原》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考量，无论其思想容量还是审美境界，亦都有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白鹿原》不仅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此后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等重要图书排行榜中也都榜上有名。[详细]
现实主义：从柳青到陈忠实柳青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对陕西文学的影响巨大，陈忠实称他为“老师”。他们都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小说，成就卓著。两人的创作亦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在的延续性”。他们是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而在现实主义层面上，由于身处不同阶段，又形成了“同中有异”的艺术格局。在现实主义的山脉中，两人各自独立成峰，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是“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上新的标志，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主义深化的标志。[详细]
张昆华：冯牧与刘白羽1954年春夏，冯牧率领作家团到滇南、滇西边防部队和边疆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回到昆明后，由于辛劳过度，战争年代就患有的肺结核病日趋严重，当年秋天就在昆明军区医院做了手术。1955年春，冯牧又转到重庆西南军区医院继续治疗，但病情并未好转，次年又入住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切除了肺部特大肿瘤，经过一年多的医治，终于自危难中挽救了生命。由于身体原因，冯牧不宜继续在军队工作，便于1957年底办了转业手续，由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刘白羽接收并安排其到中国作协主办的《新观察》杂志任主编。之后的1961年春天，已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冯牧先生曾来滇出差，我有幸与他第一次见面。我们在澜沧江的沙滩上散步漫谈，在一阵阵温暖的江风吹拂中，冯牧平静地对我说，现在他和刘白羽都不再像年青时当军事记者那样写战地通讯了，而是爱上散文、写作散文了，冯牧先生一边说自己的创作情况，一边也鼓励我进行散文写作。[详细]
一部关于战争灵魂的诗意长篇1985年，刘白羽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30万字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对于一个始终执著地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想、诗意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家来说，对于一位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瞬间的革命见证人来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刘白羽多年来的夙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即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他曾这样谈到：“《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政治委员》前记）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部小说，萌生了“再写一部”的创作冲动。《第二个太阳》也可以视作《火光在前》的“续篇”。[详细]
凌力：寻找历史与现实有价值联系的一面《少年天子》获得普遍好评这一点也不奇怪。首先它有宏大的背景。少年顺治是清兵入关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鼎革之际，百废待举，矛盾重重；拥有灿烂文化的汉族与半游牧的满族之间冲突、融合的关系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文化问题，战胜者与失败者及各方利益集团的纠葛、争斗，无时无刻地存在着，而顺治正处于这矛盾漩涡的中心。这一重要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要求形成了共鸣。那时写改革是小说的主旋律，几乎所有的现实创作都要联系改革或延伸到改革，至于所有关联时代的事象、物象、意象或人物形象能否如《少年天子》那样具有丰富的文化色彩并体现出人物塑造的深度，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少年天子》首先或第一步是在两种背景中获得了历史与现实的价值联系。[详细]
《少年天子》：皇权下的“精神病象”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新历史小说”风靡文坛。作家们用陌生化的手段再现被主流话语框定的历史，文学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历史研究”的况味。当然，这种研究仍然是在用形象和虚构说话，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史料研究。同时，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曲延续了“历史+传奇”的传统写法，唤醒了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兴趣。随后这一系列作品在精湛的影视改编中火借风势，相关作品“盗版现象”的猖獗足以证明受众与市场对于历史的兴趣。 [详细]
路遥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自1980年代末至今，《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长销，充分说明路遥的创作有着并不局限于其写作年代的重要意义。从长远目光看，这30余年间，文学观念和思潮表象似乎变幻无定，但路遥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却始终是文学的主流，影响力不曾衰减。由路遥作品所开启的文学世界及其间典型人物所面临的基本生活情境，也足以指称更为复杂的文学和社会现实。内心的诗意和现实的非诗之间的矛盾冲突，乃是《人生》以来路遥的人物所面临的基本情境模式。这种模式显然相通于列文所论的“吉坷德原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为其基本特征。个人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渴望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或成或败或得或失，生活经验所昭示的结局不外如是。但在成败得失之间，艺术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挽狂澜于将颓。这便是路遥的作品即便有对生活辛酸的细致书写，却总能使普通的生活充满澎湃的诗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原因所在。[详细]
《平凡的世界》：一部有待全面认识的长篇佳作不可否认《平凡的世界》在大众中因情感共鸣与精神共振而产生了“轰动式”影响。这种轰动式影响一定程度上要感谢“长篇连播”节目。厚夫在《路遥传》中提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测算，当年《平凡的世界》的直接听众达3亿之多，这些听众还拥向书店，高涨的阅读热情使得小说在获奖之前，总计已卖出几十万册。 《平凡的世界》也包含了路遥个人的经验，他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出发来写作。难得的是，路遥为了真正介入到小说的年代历史背景，耐心又细心地查阅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了解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进而把历史现实放到动态进程中把握，将个人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与社会发展进程、国家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相融合，使之成为一个肌理丰富，又如微缩全景景观的有机整体，实现了文学与社会现实和时代历史之间的联系。[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