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美文观止》(39)

　　只有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感情能使我们从理性及其支配下的表现手段中解脱出来。如把这些手段和直觉相比较，它们在表现力量、表现温柔和光彩方面，是既不充分又不完善的。感情借着音乐中腾空直上的音浪把我们带到超凌尘世之外的高处，——在那里，一片朦胧景色，在众星闪烁之下漂着几许小岛，宛如天鹅般地在太空中遨游、歌唱。感情借着万古常青的艺术之翼把我们带进一个只有它可以进入的奥妙境界，那儿的清新而自由的呼吸使我们心旷神怡，我们满怀预感地参加到无形的存在、没有躯壳的精神生活中去。超越于我们的贫乏、可怜的尘世的躯壳之上，超越于我们的狭隘的小圈子之上，在我们面前展开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使我们啜饮极乐的清泉，使我们因幸福而感到心弦颤抖，使我们浸润于爱情的慵困之中，使我们有理想的展望，仿佛沉在大海中的城市的塔尖般地在我们面前闪烁放光，带我们穿过无法描绘的过去的、围绕在我们的摇篮周围的情景，还有那些上天的创造——以前似曾相识，如今我们又回到它们的怀抱，带我们穿过大自然的冶炼的巧匠，修炼成那幸福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宁静，从汹涌沸腾的情欲之中解脱出来，凌驾其上，远离尘世，引渡到极乐世界。所有这一切，不都是音乐之功吗？从感情产生出来的音乐，不就是和感情一样，在我们还不知道它产生的时候，当它还没有成为思想而僵化凝固的时候，已然在我们心灵中飞翔起来了吗？音乐给予人的陶醉，仿佛遮着一层看不透的神秘的幕，正因为如此，这种陶醉更加珍贵、更加崇高。在其他艺术中，哪种艺术能给予它的信徒以这样的陶醉呢？哪种艺术能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指出翱翔着充满爱意的天使的天国呢？哪种艺术能把艺术家们带上预言者伊里亚的神辇共同遨游极乐的太空呢？

　　上书院去的路

　　[西班牙]阿索林

　　阿索林(1874—1967)，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生于莫诺瓦尔，毕业于马德里大学。他是西班牙随笔体小说的创始者。作品有自传体小说《意志》以及《小哲学家的表白》《堂娜伊内斯》等，随笔、评论集有《村镇》《卡斯蒂利亚》《堂吉诃德之路》《古典的和现代的》等。

　　阿索林小说文体散文化，善于描写城镇上的小人物以及他们平实、温情的日常生活。五四以后，阿索林的作品被戴望舒、卞之琳等介绍给国人。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读了阿索林的随笔，迷上了这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说：“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实在不大像小说，而更像是离开小说很远的散文诗或随笔：它们几乎没有故事情节，往往是一组画面，或一串对话，或是一些流动的意识。”汪曾祺清淡、简洁的小品文和散文化的小说，显然受到阿索林的重要影响。

　　《上书院去的路》简短、真切地记述了作者8岁时被送到叶克拉上学去的过程。他预感到将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地玩耍了，他被“拖出了乐园的欢悦，扔进了一个地洞的黑暗”，从此整天坐在教室里听老师日复一日的讲课。他感到难过、忧愁和恐惧。走到半路上，他跳下马车，想逃学。护送他的人捉住了他：“不，不，安东尼多，我们一定得上叶克拉！”

　　每一个初次上学的小孩，都会有类似安东尼多那种又恐惧、又忐忑的心情，从此羁住野性，丧失自由，过一种枯燥、重复的日常生活。

　　葡萄藤的卷须转黄，灰暗的秋天的黄昏近了，我的忧郁也随着浓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已经到上学去的时候了。我第一次作这种旅行才八岁大。我们从莫诺瓦尔乘车往叶克拉，走下山谷来，爬上山头去。我们带着干粮在身边：一张烙饼，几块炸肉片，一些腊肠。

　　当这个愁惨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看到我的衬衫整理好了，烫好了；被单，枕套，手巾，食巾……于是，在我出发的前一天，一只有粗皮盖的箱子从阁楼上搬下来了，我的母亲把我的衣服装在里面，很仔细。我也得提起那套银食器。现在我有时候沉思地望着食器架，看到那上面放着那一套服侍我八年、如今破旧了的银食器，我一看到它们总觉得有一股真情涌上心来了。

　　从莫诺瓦尔到叶克拉是六个或八个钟头的路程：东天发白我们就动身，下午很早就到了。马车颠簸在崎岖的石道上。我们有时候歇一歇，在道旁的橄榄树底下吃一点点心。想起来也觉得十分可喜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怎样从半路上高处一个石凹里，望过一片暗沉沉的牧野去，就可隐约地看到高楼的白尖顶，新教堂的大圆顶闪耀在太阳光里。

　　于是，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袭来了：我觉得好像已经被一把拖出了乐园的欢悦，扔进了一个地洞的黑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怎样想逃走。那个老仆人现在还常常笑我呢，当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我跳下马车，跑过田野去；他捉住了我，哈哈大笑地说：“不，不，安东尼多，我们一定得上叶克拉！”

　　可是的确我们到底不得不上叶克拉：马车向前走去了，我又进了那个阴森的夜城，我又看到自己无法挽救地成为了一条没有头的链子的一节，闲步在走廊上，或是，不做声也不动，坐在课堂里一张长椅上。

　　(卞之琳译)

　　至死不渝

　　[丹麦]尼克索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1869—1954)，丹麦作家，生于哥本哈根。8岁时随全家迁居哈姆腊内海峡南侧波恩荷尔姆岛的小镇尼克索(又译纳克塞)。他少年时放过牛，当过鞋匠、泥瓦匠，经历过人间底层的磨难，后写作成名，故被誉称为“丹麦的高尔基”。他原名马丁·安德森，后以小镇尼克索的镇名为终身笔名。著有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蒂特：人的女儿》《红色的莫尔顿》等，短篇小说集有《黑鸟》《破晓前》等，还有广泛描写社会生活的4卷《回忆录》。

　　《至死不渝》是作者的一篇童年回忆，回忆他少年时在小岛上听到、见到的民间音乐天才、视音乐为生命的包恩和他小儿子雅奴斯，虽会演奏众多乐器、能作曲，还能制作和修理乐器，但没有得到发展机会，反被自私、冷酷的社会环境所扼杀的悲惨故事。

　　人间天才罕见。罕见的天才能够展现和辉煌，需要环境的呵护和伯乐的推荐。没有好的机遇，天才就会埋没，甚至白白毁掉。故尼克索愤怒地感慨道：“即使有一小部分埋没在民间的卓越天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那么整个世界今天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常常听说，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只要有才能，就能为自己开辟道路，天才是不会埋没的，他可以获得一切发展的机会。说这种话的通常是那种人，他们想要证明我们的社会已经这样完善，以致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都是各得其所的。

　　我每逢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不由回忆起许多在为了生存的殊死斗争中不幸牺牲的人。即使有一小部分埋没在民间的卓越天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那么整个世界今天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昔日的谚语说得对，哀悼没有生出来的孩子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看到天才出现以后，虽然他为了保存自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却仍旧不得不牺牲在最平淡的日常生活的残酷压迫下，难道这不令人悲痛吗？

　　在幼年时代，我不止一次听到成年人讲到天才的音乐家包恩。他是一个普通农民，住在波恩荷尔姆岛的北部。岛上的居民几乎人人都知道他的命运。包恩善于演奏任何一种乐器，他能用完全不是乐器的东西，例如普通的木板、窗上的玻璃以及空瓶，奏出种种的曲调。他自学了记谱法，能把听到的曲调当时记下来。包恩创作了不少乐曲，并且改编了其中的一些曲子供乐队演奏。他组织了一个大型乐队，自己担任指挥，不久这个乐队就闻名于全岛。但他同时又当农民，辛勤地耕种着自己的小小一块土地。

　　包恩并不埋怨自己的命运，但当然也希望他的音乐作品能够问世。所以当牧师把他的某些作品送到首都专家手里去的时候，包恩并不反对，反而焦急地等待着回音。然而回音始终也没有等到。大概是人家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什么了不起吧。包恩也就渐渐地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但过了几年之后，包恩有一天到城里去，看到一本新创作的乐谱，他发现就是他自己送到首都去的那些曲子，著名的作曲家只是稍稍把它们改头换面就冒充是自己的作品了。

　　包恩回到家中，把他所有的一切乐器抓起来摔得粉碎，焚毁了所有的乐谱和草稿，并且任何时候都不准他的儿子想到音乐上面去。如果可能的话，他恨不得从他们身上把他所教的一切都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