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世界》 (6)

　　一直以来，集体主义教育的经验被奉为圭臬。由于由于集体主义忽视个体的人格，社会合作和人际间情感的交流的能力被剔除，创新思维遭到压制。以致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困惑跟小男孩一样：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为了考试，再没有别的用。

　　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小学开始有的人就被贴上了“差生”的标签。2011年10月，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称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为教育其上进，该校便为这部分学生发放了绿领巾。这引起了家长和部分孩子的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歧视。但学校进一步解释这一做法是为了“激励上进，并非歧视”，他们也是借鉴的外地学校的做法。

　　仅仅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就被迫戴上“绿领巾”，要是在美国，校方有吃官司的危险。美国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行为独立性和关系平等性，无论“差生”还是“优生”，教师都会一视同仁，并告知学生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要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出或好或坏的评判。”或许，在这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重视能力与素质的社会，中国的教育理念和诉求也应该适时而动，以顺应普世的大潮。

　　2769字  08乞二代”说：我不想要饭，我要上学                 

　　一个幼小、可爱的男孩，伸着一双黢黑的小手，一个直径约有四十厘米大的塑料盆被他一双小小的手举过头顶向前来宣务山求神拜佛的人们乞讨“生活”，“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遍遍在他嘴里向身边走过人叫唤着，乞求着……

　　年仅四岁半的康招宝，已经有了整整四年的乞讨生涯了。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乞讨界”也颇有“声望”，因为年龄小讨龄却不小，因为人小却懂事程度高于同龄人许多，因为在乞讨为生中一天天长大……但他很是讨人喜欢，就连“同道”中的人也时不时为讨他“欢心(逗着开心)”而把自己讨要来的一角两角硬币投进他举着的盆子里。每一次他听到盆子里有响声，他总是会说声“谢谢……”他摸摸爸爸这里摸摸那里，偶尔还会手托着他爸爸的下巴去啃一下，亲一下。

　　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非常明亮，他帮残疾爸爸能做好多事情，如从行囊里麻利地取出喷绘制作成的“乞求书”，取出他爸爸的残疾证、身份证等。孩子总是孩子，当没有路人经过时他还会撒娇，坐在爸爸的怀里享受父爱与亲情，这时的他又好像回到了一个幼儿该享有的无忧无虑的天地里，早已忘记了他一个上午举着大盆子乞讨的事情。

　　康招宝，尽管他不懂得户口是什么，但当他的爸爸告诉孩子就要到上学年龄了，再不能跟着他这样四处讨要一辈子饭而向我提出希望能帮他给孩子上一个户口时，康招宝的眼睛里瞬间流露出极其渴望的眼神，这种眼神是孩子每次看到背着书包去幼儿园、去学校的孩子们心生羡慕的神情，还是孩子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耍的天性使然？孩子所表现出的期待与渴望让人不由得怜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盯着你，眼睛里充满着期待，一眨不眨。顿时我心里五味杂陈，难以名状的酸楚无法抑制。

　　就在我与康招宝的爸爸交谈中，康招宝仰头看着他爸爸下巴说了一句话更让人心酸的话：“爸爸，我不想要饭，我要上学！”

　　同一片蓝天，同为儿童，同为祖国的未来与希望，就因为他是流浪乞讨为生的人所生，他连一个户口都不能“拥有”，不说去欢声笑语的幼儿园，去游乐场，去买自己喜欢的玩具了。他，唯一的玩具就是整天举过头顶那只乞讨的塑料盆。

　　康招宝，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的父母对他的期待，招财进宝改变流浪乞讨的生活现状呗。可孩子才四岁多，谁也无法预测将来能不能如愿，如果他在学校，说不定会在少年时就成为“五道杠”的总队长呢。但是就在一年半前他的“未婚(没有和他爸爸办理结婚证)妈妈”，被一个流动卖耗子药的男子带走。尽管他的妈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在孩子心目中她却是最美最可亲的人，当他爸爸向我讲起“妻子”被带走的事情时，孩子有些莫名的不安，时不时用他的小手按压一下爸爸的嘴，眼睛里也流出露出对妈妈的想念神情。

　　康招宝的妈妈是由他爸爸的“养女”转化成他爸爸的“妻子”的。康庆国，康招宝的爸爸，五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因无法承受家境的困苦而改嫁，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大儿子(智商比较低)带着不到五岁的康庆国一起生活，可年年月月吃不饱肚子，到七岁多康庆国实在饿得不行了，便随着村上外出乞讨的老人走上了乞讨为生之路。谁知就在十二岁那年在一个地方乞讨时被当地治安人员驱赶，左脚踝被砸骨折了，由于没有医治落下终身残疾。二十多岁时他在邢台火车站附近乞讨时，发现一个女弃婴，他就捡了回去，他用乞讨来的钱买奶粉喂养，慢慢他才发现这个弃婴是一个先天性失明的女孩。就这样这个弃婴也随着他一天天乞讨长大，再后来他们就“结婚”生子。康招宝是他们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由于一直跟随他们两个大人在流浪乞讨之中，一个被冻死，一个病死，康招宝可以说是侥幸成活下来的幸运儿。

　　正是由于康庆国与康小红两人的特殊生活和特殊婚姻，康招宝至今不能取得一个合法户口。这是康庆国当下最为迫切的事情，他对我说：“孩子要上学了，没有户口没地方去上学。我去办他们不给我办，向我要结婚证和一个准生孩子证。我们一直在外面要饭，康小红的年龄我也不知道是多大，也没有什么结婚证。现在人都被拐跑了，我上哪里去搞结婚证，还有那个准生孩子的证。孩子没有户口上不了学，我不能再叫孩子跟着我要一辈子饭吧？我没办法，你们帮帮我这个，我不要你给的钱。你帮我给孩子办个户口我就很感谢了。”

　　康庆国是河北隆尧县千户营乡徐麻营村人，1972年生，身份证上却是1975年，我看了他的身份证后，康庆国对我讲起身份证上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缘由：“办身份证时家里的户口本搞没了，村上报时就冒猜着报上去了，我拿到后看和我年龄不对，我找到派出所说不对，人家对我说，“你这样的人大点小点对你有多大关系……”，就这样我就成了七五年出生的了。”

　　当天下午我从县城乘坐公交前往徐麻营村，在村委会主任的带领下找到康庆国住处——一间随时可能被水淹了或者被大雨浇倒塌的旧屋子。他的光棍哥哥打开了房门，当我还未走进屋，一股霉味就扑面而来，进屋一看，我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不知这个能不能叫“家”。没用到两分钟就全部核实完了家里的全部家当。

　　——于2011年6月1日

　　评述：蔚然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底层多个被主流世界遗忘的角落，这样的言行在苦行文化极为稀薄的中国难能可贵。这篇文章涉及到儿童乞丐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

　　儿童乞丐主要由两类孩子构成，一类是被黑恶势力拐卖出来的孩子；一类便是康招宝这样的“乞二代”。“丐”字在甲骨卜辞中多作祭祀用词，指向神灵乞求。从汉代开始，其本义仍然保留了乞求和给予这两种意思。宋代以后，乞丐二字才用来称呼讨取饭食的人。可见，乞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武侠小说中的丐帮更是号称天下第一大帮会，盖天下历朝历代，无有不沦为乞丐之人，聚伙为帮，打抱不平，举止介乎正邪之间。然而，脱离浪漫的武侠世界，现实中的儿童乞丐、“乞二代”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等人认为，现行刑法中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法律责任过轻，在草案中建议“买卖同罪”，加大收买被拐卖儿童者的法律责任，斩断买方市场。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进行乞讨营利的，于建嵘等人建议专门立法进行打击，加重有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犯罪的量刑。2011年春节期间，于建嵘所发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经热心网友不断转发，形成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并吸引了传统媒体的跟进与关注，迅速演变为公共事件，就是微博“打拐”。网友们零碎的、非专业的行动，与公安部门、媒体、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迅速形成舆论焦点。

　　但是，并非所有儿童都是被“胁迫、诱骗、利用”进行乞讨的，这场全民“解救”行动也因此被部分人士指过度粗暴，忽视儿童生存权、发展权等诸多基本权利。有不少人身有残疾，像康招宝的爸爸那样的人，无路可走，必须乞讨，这就牵涉到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问题了。受户籍影响，他们的孩子又得不到平等的接受教育权，这又跟当前的户籍制服产生了冲突。在肯定和支持公民运动的同时，人们更愿意看到的是更多政府主导的力量参与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