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背后：沉睡70多年的文件(6)

　　南汉宸、宣侠父、吉鸿昌等一方面邀集西北军队中有反蒋抗日思想的将领苏雨生、邢肇棠等人到天津，集中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河南、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一方面派地下党员茹志章持南汉宸信前往西安联系杨虎城统一行动。杨虎城表示同意，并当即交给茹志章一大笔现金，嘱其转交南汉宸做经费。正当紧张奔波，积极准备暴动时，党内出了叛徒告密，引起国民党方面极度警惕，开始撒网捕杀暴动主要领导人。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获悉敌人阴谋后，立即通知天津南汉宸，要求五人小组立即撤离。在吉鸿昌应该撤离时，南汉宸发现他还未走，即要求他马上撤离。但吉鸿昌因已与李宗仁的代表约定接洽一批军火，坚持待事情办妥后，再赴上海与南会合。据纪念南汉宸同志的相关文献中记载，南汉宸急由津浦线乘火车赴上海，列车到达浦口，在等待长江轮渡的机会，南下车给吉发了一封电报：“生意已成交，急速来沪。”列车进入上海站，南刚下车，就看见一个戴墨镜的人。以往的记载是南汉宸认出这个人是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秘书。这里我们要稍作说明，此时周恩来已在长征路上，南汉宸所见“机要秘书”应是周在上海中央机关时的身边工作同志。此时上海军委特科密切领导这一大行动，此 人应是武胡景、刘仲华派往车站紧急联系南的特科人员。南汉宸知道他是来接应自己的，便径直向站口走去。接应者在后面紧跟着他，并乘涌向车站出口的人群混乱，塞到他手里一个火柴盒。出站后，南从火柴盒里得知“吉和任被捕”的消息，毫不犹豫又立即返进车站，登上了返回天津的列车。途径泰安时，他下车直奔冯玉祥公馆。冯将军听讯后亦大惊，与南汉宸商定，三日内亲自下山参加营救。南汉宸又奔走于于学忠、鹿钟麟等国民党要员中，恳请他们参加营救吉、任两将军。在上海和其他渠道，特科也在全力行动。由于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抓的大案和有很高级别的防范，各方所有营救行动均未成功。11月24日，吉、任两将军在北平就义。

　　六、不是尾声

　　关于《李大钊同志略传》这份珍贵文献的考察，和关于李大钊同志与统一战线、军事和情报工作这个题目，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只能叙述到此了。读者可能有遗憾，不少问题我们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前边说了，在这一莫斯科档案背后，确是路径幽长、迷雾弯曲。读者愿意的话，请跟我们再往下稍走着看。

　　关于1934年-1935年这段岁月，我们要说的还有，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正处高峰，而中共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由此，李大钊同志关于统一战线、军事、情报工作的思想和经验有多么宝贵。我们现在已知的是，为挽救江西苏区的危局，按照周恩来等党中央重要领导的指示，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特科的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欧阳新、南汉宸、宣侠父等许多同志，在相关资源被“左”倾路线几乎破坏殆尽的境况里，冒着巨大危险拼力开展统一战线、情报战线工作，由此任、吉两将军的英勇牺牲才特别悲壮。

　　关于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的就义，以往党史书籍文献记载和民间流传，有吉鸿昌将军命令行刑特务拿椅子来，“我为抗日死，要堂堂正坐下”。又命令特务走到他正前方，“我为抗日死，不能背后挨枪，我要看着你们开枪”，以及吉将军手执树枝当笔，写下了气壮河山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但关于任将军现场的记载很少。我们前边说了，有记载，任亦留下了“大丈夫有国不能报，有志不能申，痛哉”的沉憾。跃马横枪终黄土，我们不是“客里空”，不能编写出任将军最后看着高墙外的蓝天白云消失时心里想了些什么。但蒋介石在日寇大进、亡国阴影已经破我国门时，还卑鄙杀害抗日猛将——吉任两将军如重上抗日战场，岂止会如猛虎出山——可以断定，任应岐和吉鸿昌此时心境是绝对相通的。所不同和鲜为人知的是，任应岐与蒋介石关系较吉鸿昌更早，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或许更“深”。早在上世纪20年代，驰援广东护卫孙中山的征战以及北伐时立下赫赫战功的“豫军樊钟秀部”，指挥官正是任应岐。因为那时就认识任将军，所以蒋校长、蒋总裁、蒋委员长在多年后亲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时，还训斥过几十名属下高级军官：“北伐时豫军一万多人能(从外地)一直打到河南，你们现在什么样子……就不能……”

　　大海长天起波澜，英雄不问身后寒。留下千古绝唱和千古遗憾的吉、任两将军，都化成了历史。蒋委员长也早已成为历史。烟波浩渺的史海中，有一个任将军不只是身后寒，其生前就发生过的不知到死时仍未知晓、还是早已知晓并痛悔无比，而蒋介石却早就相当知晓并有深刻记忆的细小泉眼。

　　从时间看，这个微小的泉眼故事后不久，恰是任应岐将军和中共上海中央军委(特科)和北方局有了深入联系的岁月。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妄猜想，有待历史真实详情浮上水面。我们知道的是，在这个小泉眼故事中，蒋委员长扮演的是一个收获了“半座江山”而踌躇满志的角色，5年后，国共拼争的历史进程中，在一个蒋委员长沸水煮鱼惬意等食的夜晚，同样的故事被历史轮回般地重演了一次，结果是中共中央和红军游鱼出釜底，摇头摆尾长驱而去。这次是他至死不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中共绝险逢生的故事了，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们有可能详细讲述。还有，故事开头，有可能在这里——

　　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任应岐将军和蒋介石总司令之间，有过一个共同的熟人，叫蔡孟坚。蔡孟坚是谁，无论80后、90后，无论脑筋如何急转弯，可能都是一片茫然。但说起顾顺章，可能00后有的都朦胧知道。对，就是在1931年4月24日，抓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局负责人、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那个蔡孟坚；就是在惊心动魄的金陵之夜和黄浦江之夜，国共两党的惊险搏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个蔡孟坚。其时，蔡任国民党武汉少将侦缉处长。顾顺章自诩特工首领，被传为特工奇才。但他至死不知的是，蔡孟坚能抓住他，绝非等闲者，他是国民党的最高级特工之一。半世纪后，已是九旬老耄的蔡孟坚披露过一些史料，他写下了《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和其他记述，讲他抓捕顾顺章，显示当年的“得意之笔”……

　　“可能改变历史”，这是蔡孟坚的自诩，但历史的事实是，无论蔡孟坚们和他的蒋委员长还是庞大的国民党军队，终究没能改写中共历史。天网之恢，他们至死不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不是人们都早已知道的发生在1931年4月那个顾顺章被捕的夜晚，也不是著名的金陵之夜和黄浦江之夜。这个小泉眼故事时间更早，发生在1930年的河南许昌，蒋冯阎中原大战中的历史拐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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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夜路指北》写作序列中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