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背后：沉睡70多年的文件(4)

　　关于文件里写到和李大钊纪念馆党史研究者注意到的李任关系。在这篇历史文献中，最精警的一笔，是将“任应岐师长”改写成“任应岐烈士”。甚至到今天，这都是一则“新闻”，因为知道任应岐是中共烈士的人极少。任应岐烈士，是20世纪初在中国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无数献出宝贵生命的党员先烈中的一员。他的生命结束于1934年11月24日的北平天桥刑场，时年42岁，罪名是“参加中共，危害民国——”。他当时和曾经的公开身份，与并肩就义的另一位将军吉鸿昌一样，是民国军队中的军长。他二人均为河南省人，早年从军，从士兵开始，沙场冲杀，与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贺龙、叶剑英、陈赓等人一样，在旧军队、在黑夜里摸索过，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理想，最终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两人有甚多相同之处，都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宽带束腰，声若洪钟。据记载，在刑场，当行刑人宣布死刑时，“两人闻之相视均有色变，但再无其他”“过度”反应，当场写下遗嘱。吉鸿昌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任应岐写有，“大丈夫有国不能报，有志不能申，痛哉”。

　　所不同的是，吉鸿昌烈士以民族英雄，优秀(中共)党员载入史册，而任应岐的名字七十年里不仅湮没无闻，长时间中还背过“反动阵营的分子、阶级敌人”名声，最多是“爱国将领”。在他的河南故乡，他的亲属像《集结号》里的谷连长一样，“连国民党杀害他的罪名都已讲明是他参加了共党，明明是烈士，怎么就在党的队伍里没有影子呢”，艰辛奔波，寻找他由旧军人改信仰共产主义后的组织线索，岁月无尽，年复一年。这个组织线索，我们后面将讲到。

　　四、谁是文件的审阅者

　　文件既写于1935年初和年底之间，最晚1936年初，而任应岐、吉鸿昌两将军牺牲于1934年冬天，我们这里将那个时代背景与《李大钊同志略传》文件相关的“历史的天空”再稍详细展现一下。

　　1934年，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江西中央根据地失陷，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开始了铁流万里的悲壮长征。

　　1935年初，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推行新生活运动。这一时期，在白区特别是上海中共地下党被捕人数最多，至春夏，达4000余人。国民党召开新一届代表大会。会上，在白区抓捕共产党的特务机构领导人陈立夫得票数超过了在江西剿共“最成功”的蒋介石。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接连被捕叛变。总工会、文委、共青团、军委、特科均有多名人员被捕。“从嘉兴南湖驶出的红色小船”，此时正是驶进黑风暴铲型礁10级巨浪漩涡之间。在上海，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断了联系的没有被捕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员们，仍在不屈不挠，虎困犹斗。

　　这就是党史上的“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大致缩影。

　　1934秋到1935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共中央和红军在枪林弹雨的长征路上。春天，到达贵州乌蒙山赤水河，面对国民党30万军队对3万红军的血腥围追。2月到5月，四渡赤水。5月后，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再稍后一些，一年后西安事变发生，两党再次联手，全民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那么，任应岐和吉鸿昌两将军的英勇牺牲，与这时代背景是什么关系呢，以往党史记载不详。我们还是从考察文件的写作者和批阅者是谁谈起。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李大钊同志略传》的写作者和在文稿上写下审阅意见的人是谁。

　　在当时的党中央机关(以及中央局机关)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能力写作李大钊略传这样材料(时李大钊同志已牺牲八年)的人员，只要不是向忠发、顾顺章这样的以工人阶级四个字为盔甲的混世好汉，应为不少。从文中看，略传作者对李大钊同志相当熟悉，字里行间深现着对李大钊凝重的感情和哀惜。符合这一条件，文件不论写于上海还是莫斯科，都有合适的作者，例如陈刚即其中之一。李大钊纪念馆研究人员对陈刚的研究介绍是基本准确的。此时的陈刚，是党中央地下交通局局长，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那么能够在略传上写批示给他的审阅者，应该是他的上级，是更高一级的领导人。他是谁？

　　先来看看《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用途。我们认为，这份略传可能有几种用途。

　　1.是用于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办的《救国报》和《救国时报》的稿件。

　　2.应共产国际工作需要撰写。

　　3.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撰写的材料。

　　4.其他

　　先看第一种情况。根据“请今天加好——以便付印”的审阅意见，我们判断这很可能是用于有时效性的印刷出版物的稿件。《救国报》是创刊于1935年底的《救国时报》的前身，报馆在巴黎，编辑部在莫斯科。如是稿件，那么文件背后的批语，就是编辑审文意见。《救国报》和《救国时报》的编辑(包括总编辑)，有吴玉章、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林达生、赵毅敏、吴克坚等多人。按“写作时间不会超过1935年年底”来看，此文如发在《救国报》上，《救国报》仅出了15期，《救国时报》也新创不久，那就有案可查。而《救国报》和《救国时报》上如没有，当然也不能说明此文件不是当时的稿件，只不过它被赞许可用后最终未能见报，而是留在了档案里。它的命运为何如此，也值得思考。

　　按编辑部和作者关系以及编辑工作技术和流程，审稿编辑对相关稿件，最好应是对相关情况较熟悉的人。从《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对“任应岐师长”改为“任应岐烈士”的情况看，作者和审稿人当时即对任应岐烈士的详情很清楚。而任应岐是我党先烈，知情人极少且长期深为隐密，在上述《救国报》诸编辑中，我们认为深知其详者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林达生。这位林达生，相关情况我们将在后面叙述。

　　再看第二种情况，在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内，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多位中共领导人都撰写过或由别人代写过“个人略传”，以备档案保存、研究和宣传(李大钊同志已牺牲，略传由其他同志撰写)。

　　第三种情况，是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代表团会上交流的材料和文件。陈刚已在苏联，作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他的上级特别是相关上级，能对陈刚以这样方式下指示的，只能是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副团长康生两人。特别是，如果这份文件写于1935年底，那么就是“八一宣言”在《救国报》上发表，向全世界公布之后。此时的王明和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正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力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此时的康生，政治态度和王明完全一样，并且同样是陈刚的上级，同样也管文字工作，因此也可能是那位文件批阅批示者。

　　现在，我们看另一条线索，文件作者或审阅人当即将“任应岐师长”改写成“任应岐烈士”，正是这两个字的差异，使后人的考证思路出现了拐弯。因为王明、康生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先后离开中国，任应岐成为烈士以及相关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王、康远在国外不知详情，即使后来知晓也是二手且辗转多时(介绍一个当时的中共国内同志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状况的时代背景情况，1935年夏，王、康从莫斯科给国内同志下指示，因电信中断，由苏联相关人员作信使秘密带到上海，其中有让某负责同志赴苏参加国际七大语句，而该“同志”早在江西根据地被捕叛变已半年)。

　　在这之外，符合文件相关线索的，在陈刚赴苏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国内出发地上海，还有一个人。他也是陈刚的上级，他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入党，是1923年起李大钊同志身边的紧密战友，并且还是真正联系任应岐、亲历任应岐等同志战斗牺牲过程的领导人，他就是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最后一任书记，名叫刘仲华。今天的读者对刘仲华这个名字会感到陌生，聂荣臻元帅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他。《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写道“——在上海，顾顺章带着特务，搜查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关，只剩下一个汽车行没有被搜查，那是我们军委的一个联络点，顾顺章不知道。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刘仲华，又名刘子华，是军委机关搞情报和联络工作的，在艰苦复杂的白区地下斗争中，他的表现很好，工作是有成绩的。恩来、富春同志和我，在情况紧急时，都到过这个联络点得到掩护。蔡和森同志的儿子蔡博同志一直由这个联络点的房东太太抚养长大。全国解放后她把蔡博送来北京，蔡畅同志还请她吃过饭。解放战争时期，刘仲华同志跟李宗仁的南京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和我们的谈判，还给我带来了一封李宗仁的亲笔信。刘仲华同志解放后担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文革中去世。”

　　刘仲华的身份和对任应岐的熟悉，对李大钊同志的熟悉等条件都对上了，但还是有问题。我们已经说过，读者也已经知道上海处在国民党深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电信已中断，相互间联系只能通过秘密交通，不是最紧急和最紧要的信息，不可能随身携带，更不可能从上海写好，冒险携带至千山万水外的苏联，有中共重要干部张浩、阎红彦、潘汉年从苏联秘密回国时，连密码都是心中默熟然后秘密穿过无数艰险难关回到内地为证。这时间，刘仲华正在上海而不在莫斯科，按不可能上海写好带至莫斯科的情况(除非此期间他到过巴黎或莫斯科)，因此，我们将他当作一个如果有特殊情况，亦可能的文件批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