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背后：沉睡70多年的文件(2)

　　二、文件特别提到李大钊联络民国旧军队任应岐，任应岐是谁？从“任应岐师长到任应岐烈士”，为什么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知道任是烈士的人仍这么少？既然那么早——任应岐在李大钊同志生前就进入了李的视野，既然到此文件写作时任应岐已经是党内高层知晓的烈士，——中共党组织和这位任姓将军之间，当时和以后似有故事，这故事也许很有趣和很有意义？

　　二、纪念馆的考证

　　要解答这些疑问，我们可从已知的最基本的线索入手。《李大钊同志略传》带回国内后，李大钊纪念馆专家学者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考证。他们的考证，澄清了多项史实，还矫正了原文中史实叙述的某些不太准确的瑕疵。因此，考证本身(除一些细节仍有误认误记)应该说是很有水平的，为后续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纪念馆的考证收获有：

　　1、关于文件的写作时间，初步断定为在1935年底最晚是1936年初。

　　依据有这样几点：

　　一、《李大钊同志略传》指出：“目前处于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在目前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大钊同志的生平，他的奋斗，他的精神和遗教，更是具着生动而永不磨灭的意义。”

　　二、《李大钊同志略传》指出：河北乐亭当时是“冀东沦亡区域”。

　　河北省乐亭县地处冀东区域。日军在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吞并全中国，首先夺取冀东。1933年初，兴兵攻占长城各口。驻守在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带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冀东人民的支援下奋起反击，都因国民党政府不予援助而失败。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日本侵略军签订“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作非军事区。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签订“何梅协定”，把冀东拱手让给了日军，使得殷汝耕组织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就完全陷于日本侵华的军事跳板和兵站基地。冀东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三、《李大钊同志略传》改定：“任应岐烈士的部队”。

　　原文本写作“任应岐师长”，特意将“师长”二字划掉，改作“烈士”。

　　而任应岐将军牺牲于1934年11月24日。

　　1934年11月9日晚8时，正当任应岐、吉鸿昌在(天津——本文作者注)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接待桂系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时，突遭国民党特务吕一民等二人开枪枪击。刘少南当场死亡，任应岐、吉鸿昌被枪伤。法租界工部竟将任、吉扣押，于16日引渡给国民党51军军法处。22日凌晨，任应岐、吉鸿昌又被秘密转押北平。蒋介石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下令杀害。任应岐临终写道：“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吉鸿昌临终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24日下午1时，任应岐、吉鸿昌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四、从《李大钊同志略传》的批示中提到的陈刚在莫斯科的时间断定。

　　在《李大钊同志略传》最后一页的背面，还写有对该文稿审定和处理过程的一些文字：陈刚同志：(用铅笔书写)阅过可用，要将他出席国际大会事加上。(用钢笔书写)请今天加好，交XPEZA带回，以便付印。(用铅笔书写)

　　陈刚(1906-1967)原名刘家镇，又名刘作抚。四川富顺人。1925年入北京中国大学，1926年参加“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西城区委工作。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营救出狱后1928年8月到上海，转赴江西参加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写成《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30年秋中共中央指派为提款委员，化名易尔士。1931年5月回上海负责党中央与国际、国内交通联络。1932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3年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交通局负责人。1935年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1935年7至8月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化名陈刚，后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底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干部部负责人，1938年9至11月列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到东北，1948年12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江地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

　　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情况是：1935年3月中共代表团由20多名同志的组成，由陈云(史平)与陈潭秋(徐杰)、魏拯民(冯康)、曾山(唐谷)、杨之华(杜宁)、饶漱石(梁朴)、赵毅敏、何实山、周和生(高自立)等在上海会合后，前往海参崴，但在1935年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时，已是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

　　略早从上海出发的孔原(陈铁铮)、陈刚(刘作抚)、滕代远(李光)等先期到达莫斯科，与原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林育英(张浩)、杨松(吴绍镒)、吴玉章、李立三、吴克坚等一起出席了会议。会后，张浩奉命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会议精神，其余大部分同志，或参加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或留在苏联学习。陈刚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参加了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

　　(此处李大钊纪念馆同志所作1935年3月份中共代表团由20多名同志组成的考证稍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陈云1935年3月正在长征路上，红军过了泸定桥以后才有“陈云出川”回到上海，这已经是7月份的事了。此外，1935年3月，因国内深为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也并无一个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准确名单。还有，“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同。本文作者注)

　　五、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曾于1935年底1936年初起草《毛泽东略传》，赞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伟大的天才军事家”等，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63-71页)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把写作、宣传中共领导人物作为既定的工作，《李大钊同志略传》是列入其中的一项。由此断定《李大钊同志传略》的写作时间最晚也应在1935年底或1936年初。

　　2.关于李大钊与任应岐

　　李大钊与任应岐的关系，过去很少提及(现在《略传》中只是简略而概括地提了出来)，致使对任应岐将军的烈士称号长久未能定论。此番《李大钊同志略传》的发现，不仅可以用来论证《李大钊同志略传》的写作时间，而且得知在那时已经明确地称呼任应岐师长为烈士。

　　《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写有：“大钊同志，很能灵活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他往往设法联合许多同盟者和同路人，只要他们今天表示帮助革命，哪怕这些同盟者和同路人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动摇不定的。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和矛盾，他善于利用革命后备军。”“领导北方群众进行反奉系的斗争，同时并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如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等，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

　　任应岐(1892-1934)字瑞周，河南省鲁山县人。18岁在淮阳师范读书，后在镇嵩军阚玉琨部任下级军官。1918年3月，胡景翼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在陕西树起靖国军旗帜，率部回攻西安，驱逐亲北洋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陈求援于豫西的刘镇华镇嵩军。时在镇嵩军的任应岐，和隶属于陈树藩部的樊钟秀(1888-1930，字醒民，河南平顶山人)商定，里应外合，突攻潼关，使镇嵩军大败，樊、任所部2000余人加入靖国军，为“护法”运动在北方打响第一枪。1918年秋，孙中山委派于右任在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将部队扩编为五路，樊钟秀为第二路司令，任应岐为第二路团长。1922年9月，豫西成立河南自治军推任应岐为司令。1923年11月，陈炯明叛军自惠州进攻广州，形势万分危急，孙中山命樊部驰援，使广州转危为安。任应岐参与平定陈炯明叛乱有功，为建国豫军副总司令、前敌总指挥。1924年10月，孙中山决定联合奉、皖两系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部署两路北伐军分途北上。以程潜为援鄂总司令，率部取道湖南北伐；樊钟秀军属东路，归谭延闿指挥，自江西北进。后因江西战场形势变化，樊钟秀军在赣中难以立足，遂不得不转入赣、湘边界，经鄂、皖入豫西休整。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的噩耗传来，樊钟秀、任应岐等悲痛万分，为实现孙中山遗志，始终保持“建国豫军”旗号，任应岐在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一职时发出通电：决心率其所部“易地不易心。”(1927年1月16日)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的“附录”中有1926年10月1日的北京通信《北方军事政治状况》一文，其中可以找到有关任应岐及其部队的几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