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背后：沉睡70多年的文件(3)

　　①“河南军事调查表(一)

　　任应岐(土匪)：李有才旅、王化佛旅、张德胜旅、马少山旅；樊醒民约二万人、梁寿恺旅约一万人等最与民党接近者。”(《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第464页。)

　　以括号注明为“土匪”，指1926年春，任应岐所部驻地贫瘠，粮械无着，樊钟秀于山西溃败，无暇他顾。任应岐无奈接受鄂军寇英杰改编，被寇委为陆军第十师师长，下辖四旅，但其得不到鄂军供给，成了一支自谋生计的队伍。樊醒民即樊钟秀，此时樊部近四万人，正在豫西南阳、鲁山、郏县一带休整。此表是以与民党接近与否，把河南军事力量以其政治态度分成了：最与民党接近、次与民党接近、态度不明三类，此为最与民党接近类。任应岐的部队最与民党接近的表现，是能容纳国民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如郑尔拙(1906-1936，字养斋，化名郑重。山东菏泽人)，在1926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赴武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人员训练所受训后，就被分配到任应岐部队工作。

　　②“河南军事调查表(二)

　　师号：第十师；师长：任应岐；标记：应；兵额：9000；枪数：8000；成分：旧樊部；战斗力：平常；驻地：许昌酃城周家口；任务：驻防”(《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第462-463页。)

　　这两则资料说明此时任应岐的活动，已经纳入了李大钊的观察视野，才会发生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联合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

　　1926年9月间，北伐军的先锋部队拿下汉口，与樊钟秀部队建立了联系，从湖北跨过边界推进。与此同时，任应岐率9000之众，高举“樊”字大旗，在豫南大地给予吴佩孚的部队以毁灭性打击。刘世如在《1934年天津国民饭店枪杀案中另一位将军》一文，介绍任应岐生平，资料翔实，遗憾的是未涉及与李大钊的交往。我们只能推断《李大钊同志略传》的写作者，定然十分了解有关的事迹，否则不会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中指出李大钊“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如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等，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这是在《李大钊同志略传》全文中唯一地、指明道姓地举出的具体事例，更特别将原来已经写上的“师长”改为“烈士”。

　　从李大钊的军事政治状况的分析和论说中看到，李大钊策应北伐的军事谋略是全面而精当的，并且在他的积极努力之下，完全地付诸于实施。李大钊为冯玉祥国民军所策划的、在北方打响的南口战役，目的在于把奉、直、晋各派军阀的军事力量牵制在北方，使力量相对弱小的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

　　正如李大钊在《奉军最近军事计划》(1927年1月)对河南军事态势的分析：

　　“惟河南方面，在奉方则认为十分危危，盖忠吴(吴佩孚)之军饷械缺乏，无作战之能力。而靳、魏之辈复倾于南，奉方虽正积极拉拢豫中各军，使其打先锋抵御国军，然成效如何，尚不可知。且国军冲至郑州，与党军、樊军并靳、魏等会合一起，势必不可轻侮，而奉军则又不能不入豫与之交战，既无必胜之把握，自非经过重大之牺牲不可。然牺牲之结果，未必能驱除党军、国军、樊军、靳、魏等军数大势力于豫境之外。今日奉方之于河南，真可谓忧心如痗，寝馈难安者矣。”(《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第175页)这里的樊军，正是任应歧以所部9000之众，重创了在河南的吴佩孚部队，这是记录于北伐战争的史册之中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这也正是李大钊策应北伐军事谋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毛泽东著作中也说到任应岐，如《毛泽东文集》注释：“任应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鲁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三、文件背后的一条小道

　　李大钊纪念馆的研究同志对文件的考证是严肃认真的，也是高水平、收获大的。但关于文件的作者和文件背后的批阅批示者，没有给出答案。其中认为陈刚是“审定者之一”一句，也似答案眉目未清。

　　沿着李大钊纪念馆党史研究同志的考证，本文的考证和“阐述”或称深度叙述，从这里开始。在这里，李大钊略传和纪念馆党史研究者的论证，传出的党史信息和党史知识，相当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是：

　　1.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李大钊同志生前，至少思路已接近成型。即三大法宝几乎与党同时诞生，同时起步。

　　2.李大钊本人不仅是中共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不仅是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还是军事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在李大钊全集里，军事情报工作清晰展示，历历在目。读者可以明了，李大钊还是中共早期情报战线的领导人。

　　《李大钊同志略传》里以近身描写的笔法，写了李大钊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并将李大钊同志的性格特点都写得真实朴素又鲜活。关于李大钊是最早的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创始人和引路人，我们在此稍作一些考介。

　　1922年8月，在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西湖会议或称杭州会议，参加者只有7名领导人，他们是李大钊、陈独秀、高君宇、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西湖会议没有“南湖”会议因启航那么出名，也没有遵义会议因转折那么严峻，但它也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湖会议，是第一次国共切实合作的肇始，是中共统一战线从思想到实践的肇始。一般党史书籍记载的是，共产国际主张国共大力合作，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以降，一致激烈反对，后来才趋于合作。但有识的学者记载：

　　李大钊同孙中山的正式接触，是1922年8月在上海的那几次著名会谈。这些会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已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后，李大钊奉组织的委派而行的。在此之前，李大钊对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议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底，马林同孙中山商谈了扩大国民党和建军等问题之后，在回国之前，曾与李大钊等中央同志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关于联合帮助国民党的问题，并取得了李大钊等同志的大体同意。1922年5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又召开了“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这两个文件里，中共赞扬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真诚地批评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性，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等全国革新党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8月，马林重来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特别召开了杭州会议，对此进行议决。据陈独秀回忆说，当时他和李大钊、张国焘等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但张国焘的回忆则与此不同，他说当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李大钊最为赞同，经他向其他人进行“疏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决议。从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活动来看，张国焘的回忆似更真实。1922年前后，李大钊正热心于搞民主联合战线工作，他认为在坚持共产党彻底革命的纲领的同时，也不妨在改造中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上谋求“调和”的统一行动。

　　龚书铎、黄兴涛《李大钊与孙中山》

　　我们顺便介绍的是，西湖会后，高君宇在湖边见到了没参加会议但也到了杭州的毛泽东和刘仁静，并告诉了他们会议内容。这个历史细节，不出名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国共早期堪称轰轰烈烈的合作，对近代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没有专门研究这一专题，但提起读者思考的是，国共两党早期的真诚合作、特别是中共这一时期与国民党真心交下的朋友，许多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起到过独特的作用。可以说，李大钊烈士的独特品格和统战思想，是留给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遗产”，甚至一定意义上说，本文以后将写到的党中央和红军在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夜路里，李大钊同志也是“指路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