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55)

　　飞机的响声大起来，就有一个老头招呼我：

　　“这边……到铁狮子下边来……”这话他并没有说，我想他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向我招手。

　　为了呼应他的亲切我去了，蹲在他的旁边。后边高坡上的树，那树叶遮着头顶的天空，致使想看飞机不大方便，但在树叶的空间我看到飞机了，六架，六架。飞来飞去的总是六架，不知道为什么高射炮也未发，也不投弹。

　　穿蓝布衣裳的老头问我：“看见了吗？几架？”

　　我说：“六架。”

　　“向我们这边飞……”

　　“不，离我们很远。”

　　我说瞎话，我知道他很害怕，因为他刚说过了：“我们坐在这儿的都是善人，看面色没有做过恶事，我们良心都是正的……死不了的。”

　　……

　　萧红在公园铁狮子旁边，看着日军的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却要安慰着惊惶失措的老人。老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能幻想着自己没有做过恶事，不会死的。这软弱的话语，对于狂轰烂炸的日军飞机，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这就是老百姓，他们只能无助地幻想着噩运不要降临。

　　下一次，五月二十五号那天，中央公园便被炸了。水池子旁边连铁狮子都被炸碎了。在弹花飞溅时，那是混合着人的肢体，人的血，人的脑浆。这小小的公园，死了多少人？

　　萧红曾经和老头们躲飞机的铁狮子，终于也消失了。

　　对于曾经记载着重庆人惨烈命运的中央公园，我曾前往寻访。试图找到萧红当年躲避飞机的铁狮子所在地，然而，老人们都不知情。公园现改名为重庆人民公园。园志记载如下：

　　1921年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兼任重庆商埠公署督办时，见后伺坡一带渣滓成堆，决定在此修建公园，改善市区环境。1927年1月请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代修公园，并将巴县县府后空地划入，定名中央公园。全部工程于1929年8月竣工，公园面积1200余方丈(1.34公顷)。

　　1939年5月，日机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园林建筑大部被毁。被炸的金碧山堂及葛岭别舍，1949年10月拆除后，改建为中央戏院及中央茶舍，1945年7月出租原公园管理所旧址，招商修建动物园，1946年7月出租蓝球场旧址，招商修建溜冰场(以后在此修建了市图书馆)。公园面积减少到1.26公顷。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市文教局接管公园后，又将市图书馆、戏院等单位纳入公园范围，面积增至1.8公顷。1950年7月更名为重庆人民公园至今。

　　园志以“1939年5月，日机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园林建筑大部被毁”一句冷冰冰的话，一笔带过日军在重庆犯下的滔天罪恶。萧红，面对无辜生命血肉横飞的惨状，面对平民百姓的可怜处境，她奋笔疾书，大声呼号，她记录事实，义正辞严。生命在她笔下像狂风卷过的树叶，飘零无助。她还原了一个又一个轰炸前后的场景，无论什么时候触碰到，都会把人蛰醒，让人悲愤不已。那些被炸得无影无踪的建筑物，曾在她笔下鲜活地存在过，就像人的生命可以呼吸和说话。那些奔跑夺命的人，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然而，无论建筑还是重庆人，都难以抵挡日机的燃烧弹。萧红气愤之极，“我想疯狂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们若看见这一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满足的吧。”萧红并没有远离抗战，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她“在场”吗？正如她所言，即使作家上前线，“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萧红抓住了，并真实地记录下来，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无论它是否宏大。

　　第五节 嘉陵江畔黄桷树镇：《回忆鲁迅先生》

　　1939年5月，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复旦大学黄桷树镇秉庄，萧红和端木蕻良在这里开始了较为稳定的写作生活，在嘉陵江边，《回忆鲁迅先生》慢慢成形。

　　鲁迅先生去世时，距离萧红去日本刚过三个月，她很难接受鲁迅先生离开的现实，对于多方邀稿回忆鲁迅先生，1936年11月9日，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她坦言为难心境。“关于L一类的文章，一时写不出，不是文章难做作，倒是情绪方面难以处理。本来是活人，强要说他死了！一这么想就非常难过。”因此，在日本东京，萧红在情感上一直是拒绝承认鲁迅先生不在人世的这个事实。1936年10月24日，在她发给萧军的信中说，“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那里去了？”此信由1936年11月5日出版的《中流》杂志第1卷第5期冠以《海外的悲悼》为题发表。信末有“编者按”记录发表这信的缘由，“这是萧红女士在日本听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写给她恋人田军的信。因为路远，我们来不及叫她给《中流》专号写稿，便将这信发表了，好让她的哭声能和我们的哭声混在一道。”显然，文章的发表不能算萧红为回忆鲁迅先生的专题而作。接下来在日本除给萧军信中谈到对鲁迅先生的思念，并未写什么回忆文章。回上海后，在萧军、许广平、海婴等人的陪同下，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写了著名的《拜墓诗——为鲁迅先生》，“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只是说一声：久违。”这声“久违”，仍然意味着萧红沉浸在和鲁迅先生平日对话的希冀中。在重庆写《回忆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先生音容笑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句玩笑话，可视作“久违”的出处。1937年10月18日，武汉《战斗》第1卷第4期“鲁迅先生周年祭特辑”发表萧红散文《“万年青”》。这时起，萧红慢慢地回忆起鲁迅家居生活，先从鲁迅日常说话、形体动作开始，讲述第一次到鲁迅家中，与鲁迅就“万年青”对谈后，萧红转换到现实，鲁迅先生家中，万年青还在，花瓶却到了鲁迅先生的墓地。许广平仍然忙碌着，两人有时谈论着鲁迅，“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但那感觉，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与许广平的对话，以及鲁迅逝世后萧红不时地仍然出现在鲁迅家中，恐怕与她和鲁迅夫妇的深厚情感有直接关系。“八一三”前后，许广平家中遭受“容留二三十人的一个机关”的质疑，只有萧红萧军可以替许广平承担日本友人的事情。萧红永远都是以弟子身份站在鲁迅和许广平一边，不是动嘴皮子，而是有实际行动跟上。

　　3月14日，萧红由重庆寄给上海许广平一封信。4月5日，该信以节选的形式发表在《鲁迅风》第十二期，题目是《离乱中的作家书简》。信中，萧红说起霞飞坊着火的谣传，重庆关于鲁迅先生二周年祭萧红为什么没有参加的事，“那时候我不能去参加，那理由你也是晓得的，”她怀着重孕，不便出行。她一直想出《鲁迅》刊物，鲁迅先生去世后，萧红认为她做的事情很少，“就心急起来。心急是不行的。周先生说过，这心急要拉得长，所以这刊物我始终计算着，有机会就要出的。年底看，在这一年中，各种方法我都想，想法收集稿子，想法弄出版关系，即最后还想自己弄钱。……这刊物要名实合一，要外表也漂亮，因为导师喜欢好的装修(漂亮书)，因为导师的名字不敢侮辱，要选极好极好的作品，做编辑的要铁面无私，要宁缺勿滥；所以不出月刊，不出定期刊，有钱有稿就出一本，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三月五月，整理好就出一本，本头要厚，出一本就是一本。载一长篇，三两短篇，散文一篇，诗有好的要一篇，没有好的不要。”萧红还告诉许广平，《鲁迅》每期都要有关于鲁迅先生的传记、研究，并向许广平邀稿，“导师的长处，我们知道的太少了，想做好人是难的。其实导师的文章就够了，绞了那么多心血给我们还不够吗？但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非常笨，笨的就像一块石，假若看了导师怎样对朋友，怎样谈闲天，怎样看电影，怎样包一本书，怎样用剪子连包书的麻绳都剪得整整齐齐，那或者帮助我们做成一个人更快一点，因为我们连吃饭走路都得根本学习的，我代表青年们向你呼求，向你要索。”

　　萧红给许广平信中所谈《鲁迅》刊物，最终没有成行。不断地逃难再逃难，所以，我们在《回忆鲁迅先生》中，看到萧红请求许广平写的帮助青年人成长的生活细节，由她自己写了。她需要梳理鲁迅先生日常生活，来帮助青年人找到方向。

　　1939年5月，东北流亡学生李满红、姚奔、赵蔚青等进入靠近黄桷树镇的文笔坨重庆东北青年升学补习班学习，他们经常到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家中求教，尤其是对他们朗诵自己的诗歌。姚奔在《记满红》中回忆到，“端木和萧红像大哥大姐一样亲切地接待我们，我们把自己的习作拿给他们看。”在和东北流亡学生的交往中，萧红回忆着鲁迅先生，体味着先生对青年人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