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57)

　　香港作为萧红人生最后的驿站，她的居地和安葬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见证了萧红生命最后两年光彩照人的写作瞬间，也见证了她缠绵病榻、为避战火东躲西藏、直至数次因为日军要军管医院而从玛丽医院→养和医院→法国医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救护站，不断被驱逐的悲惨命运，更见证了她生命最后时刻，对文学艺术的执著理念，发出“身先死，不甘，不甘”的抗争呼声。

　　1939年，她和端木蕻良在日军轰炸重庆的战乱中，不断地写作的时候，诗人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曾向两人约稿。萧红的短篇《茶食店》、《花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江》均发表于戴望舒主持的星座副刊上。在选择再次逃难的路线时，戴望舒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为他们到香港埋下伏笔。

　　据端木蕻良回忆，“重庆被日军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尤其北碚，据说那里有个军火库，日本人总炸那里，萧红受不了。另外又出一个隧道大惨案，这样我想萧红在这儿要活不长了，因此决定离开重庆。我的原意要到桂林，那里已有不少朋友在，如艾青他们都在，而香港朋友少，海外情况又不了解。但萧红说，到桂林，然后再轰炸，我也受不了，这样就准备到香港。事先我跟华岗谈过，当时他还是《新华日报》副总编。他跟《文摘》的人谈过，其他人就没有通知，因怕一传开国民党不让走。”

　　香港地理位置在中国南端，位于珠江口东，原隶属于广东省的东南岛屿之一，又名香岛、香海、香江。

　　清邹代钧《西征纪程》中记载：“香港，本广州府新安县南海中岛。”1842年，国势渐衰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港岛给大英帝国。1896年，英帝国又凭借《北京条约》强租九龙。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继续拓展地盘，借用新界，香港的范围从此大致确定下来。19世纪末，香港被英国人称作“英国皇冠上的明珠”，引起诸多爱国人士的愤慨。1925年，痛感国势衰败、立志图强的闻一多创作了著名的《七子之歌》，将香港称为“守夜的黄豹”，“身分虽微，地位险要”，将九龙喻做“下嫁的”“幼女”，身受磨难，每天都在“泪涛汹涌”。

　　香港、九龙作为“被掳走的孩子”象征积贫积弱的封建帝国的无奈之举，埋下了中国进步文化人心中的隐痛。时间走到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沦陷区大批文化人撤离到香港，或经香港转赴广州、桂林、重庆。香港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弹丸之地的香港，殖民地的香港，曾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祖国文化、政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在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下偏安一隅的香港，面对来自日本政府的威胁，港英地方当局为避免日英之间产生外交磨擦，不愿意公开地支持港人抗日文化活动。但在90%以上均为华人的香港，采取镇压抗日文化活动的手法也是不明智的。

　　因此，当局“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示‘民主’”。客观上，这为大量内地赴港从事文化活动的进步人士提供了条件。从政治观点上，内地文化人无需担心香港会对其人身造成伤害。当然，香港的检查制度颇严，报纸上开天窗、打空格□□□也是常事。

　　从文化血缘上，香港尽管通用英语，但大量报刊杂志仍然使用汉字，存在着潜在的读者群。1940年出版的《香港九龙便览》，在涉及路名时均采用了中英两种文字。

　　香港一直保持着与内地的文化关系。鲁迅、许地山、蔡元培、邹轁奋、戴望舒、茅盾、胡风、杨刚、羊棗、张光宇、徐迟、萨空了、爱泼斯坦、金仲华、乔冠华、张爱玲、冯亦代、萧乾、黄苗子、叶浅予、丁聪、郁风、蔡楚生、司徒慧敏、袁水拍等文化人都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

　　1927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的鲁迅先生，应邀到香港讲演《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在必列士街51号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鲁迅提出了“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的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的观点，香港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正是基于对鲁迅先生的崇拜，希望他的到来，给沉寂的香港文坛带来冲击，以“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开展”。

　　1935年9月，许地山就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香港大学号称香港历史最悠久、教学设施最齐全的大学，但和颇成气候和规模的医科、工科相比，文科显得非常薄弱。当时，内地大学已用白话文讲课，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还只教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等，“其研习经史的方法全属旧有一套，即偏重记诵之学”“他改革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推动青少年文艺活动、到处演讲、为儿童创作文艺小说……他也实实在在看出香港教育的毛病，毫不客气地指出殖民地教育的悲哀”。他还写下了《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考证殖民地及香港名称的由来，足见其家国意识。

　　1937年，一生为中国人“争取人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教育家”蔡元培举家迁往香港，静下心来读书写书，安心养病。《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演词》中，他称“当此全民抗战期间，有些人以为无鉴赏美术之余地，而鄙人以为美术乃抗战时期之必需品。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香港文学在许地山、陈君葆、马鉴等人经营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上海“八一三”之后，大批内地文化人撤到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广州、桂林、重庆。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相对于内地要大得多，而且出版物注册手续相对简便，由具有社会地位的名人担保，缴交两三千元按金即可。因此，南来香港办报和书刊的内地文化人越来越多，吸引了许多内地作家、艺术家投稿。

　　茅盾曾两次到港，主编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以及《立报》副刊《言林》和杂志《笔谈》。1938年初，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吴奚如对茅盾说，“胡风主编的《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和诗，算是游击战；您出版的《文艺阵地》多刊登长点儿的文章，算是阵地战。两者配合，可构成国统区左翼文艺的完整阵容。”茅盾认为将《文艺阵地》置于广州，可远离国民党中心，免去许多限制，前往广州办《文艺阵地》。萧红的《记鹿地夫妇》就发表在《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二期上。萧红在香港时曾为《文艺阵地》向《新华日报》主编华岗邀过稿。

　　在香港筹备《立报》复刊的萨空了，闻听此讯，马上邀请茅盾前往香港兼《立报》副刊《言林》，茅盾欣然允诺，举家搬往香港，住在湾仔轩尼诗道。茅盾在《文艺阵地》创刊词中说，“抗战的文艺工作范围是极广大的，我们赞美直接鼓励抗战情绪，加强必胜信念的著作。但我们也不应忽视甚至看低了间接对于抗战文艺的质的提高有所帮助的工作——外国名著的翻译、世界文艺思潮的介绍、本国文艺的研究，乃至民间文艺的探讨。”萧红、老舍、夏衍、周而复、丰子恺、田间、沙汀、骆宾基、欧阳山、司马文森等都成为《文艺阵地》的作者。香港和澳门的读者通过《文艺阵地》看到了新文学在抗战中的作用，文学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并影响到南洋。

　　1938年，“雨巷诗人”戴望舒携妻子女儿到香港，主持《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戴望舒在创刊词中说到，“《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上，编者和读者当然都希望这阴霾气候早日终了。睛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得比目下痛快些。但是若果不幸还得在这阴霾气候中再挣扎下去，那么编者惟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为它的编者忠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

　　萧红1940年来香港之前的两三年时间，香港已呈现出良好的文化发展势头，不再是“文化沙漠”。萧红和端木蕻良也已与香港建立了“业务往来”。在许多内地文化名人的主持下，香港中文报刊出版业出现了繁荣局面。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及综合期刊文学版的发达，客观上为萧红提供了有益的创作环境，也促使她在战乱中选择香港作为栖身之地。

　　萧红和端木蕻良融入香港文坛后，萧红专事写作。端木蕻良则与周鲸文一道主编《时代文学》，该刊在香港的众多刊物中，是抗战时期香港唯一的大型文学月刊，影响非常之大。

　　《时代文学》创刊于1941年6月1日，其撰稿人集聚了国内重量级作家，丁玲、冰心、萧红、许地山、茅盾、夏衍、巴金、王任叔、胡风、聂绀弩、许广平、郑振铎、曹靖华、萧军、冯乃超、郑伯奇、萧乾、黄源、戴望舒、杨刚、艾芜、老舍等，大都是当时著名的进步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