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隆重推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对以长篇小说为主的优质选题提供支持,充分发挥由全国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席会议作用,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调,形成联动机制,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家网联合推出“行进的风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系列专题,将对计划入选作品逐一展示、阅读、评论、探讨,并以融媒体的形式与大家携手攀登文学高峰。2026年8月总第四十五期,让我们一道走进刘震云的《咸的玩笑》。(本期主持人:陈泽宇 刘诗宇)
在纸质阅读日渐式微的当下,中国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咸的玩笑》卖出超一百万本。他表示,文学的作用,就是把咽到肚子里的心事,一点一滴给打捞出来。
“我不承认我写过小人物。我也不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大人物。”“他们心里,有着很多你完全想不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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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与延津的关系,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换句话,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详细]
刘震云与西班牙汉学家、作家及读者展开多场对谈。他表示,作品中能够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始终是“人性与灵魂”。[详细]
中国作家刘震云在越南举办系列文学交流活动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联合越南芝文化公司近日邀请中国作家刘震云到访胡志明市举办系列交流活动,越南南部地区各界及中越两国读者代表1200多人参加活动。[详细]
作家刘震云获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2月20日,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Premio Internazionale Nord-Sud)颁给了中国作家刘震云。 [详细]
我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在写小说,没有考虑过“乡土小说”的概念。
如果“乡土小说”成立,这些小说会有两种,一种是从乡土看世界,另一种是从世界看乡土。[详细]
旧衣服总是合身舒服的,但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习惯,如果没有改变,会导致一种危机。
小说是一种梦境,我们永远也到不了那,但可以用生命用写作努力去接近。[详细]
“玩笑”可以理解为这本书中发生的三个比较重要的事件,也就是“生活”本身。作者在小说中多次谈到“生活”,对其也有一个解释,我非常认同,“生活是什么?原来是逻辑关系的重重误会。”生活向杜太白开了三次玩笑,第一个是打架事件,第二个是咸猪手事件,第三个是“被嫖娼”事件。后两个事件显然是有苦说不出的,也是咸的。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里有一种替杜太白无从解释的无力感,甚至忍不住替他打抱不平。从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到杜太白他只是一个有瑕疵的普通人,人并不坏,罪不至此。只是所谓的命运安排使然,最终跌进了生活的一个个玩笑中。[详细]
“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辛苦了。”合上刘震云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咸的玩笑》,想必文末的这段话会引发大家共情。特别是在岁末年终的时间节点上,封面上那个上扬的嘴角弧形,像是给疲累而奔波的灵魂以一个温暖拥抱。 暌违四年归来,刘震云还是写最“拿手”的生活幕后,故事发生地还是故地延津。小说“男一号”杜太白辗转从事过教师、红白喜事主持人、菜市场萝卜商贩等多份职业,以他的所见所闻和社交生活勾连起身边的人情网络,再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与爱恨情仇。倘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这本书,那就是“你不把生活收拾妥当,就会被生活连环收拾”。他的那支饱蘸悲悯的大笔,写尽人性的荒诞与复杂,传递出以“含泪的哲学”笑对人生的精神启示和灵魂独白。[详细]
1990年,刘震云32岁,那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此后30多年,他停下中短篇而专攻长篇,如马拉松选手一般推出了十余部作品。包括《故乡天下黄花》在内的11部长篇小说,尽管笔法不一、篇幅不等、题材各异,但各自具备鲜明的文体意识:《故乡天下黄花》(1991年)以四个年份分出四章,写一种逸出线性时间的循环历史;《故乡相处流传》(1993年)虽然仍写历史的轮回,但作家别出心裁地把时代间隔凿穿,由此使不同年代的延津人,“共在”于同一种主宰其命运的重复;《故乡面和花朵》(1998年)篇幅漫漶,凡180万字,是刘震云“魔幻现实主义”实验的一个高潮。此外,本书前两卷为“前言”,第三卷是“结局”,第四卷才是“正文”,亦可管窥刘震云在长篇结构上不断更新自我的身影。 [详细]
自发表《一句顶一万句》之后,刘震云的创作开始呈现出一些愈发明晰的特征:其一,题材偏重于现实,其中又以取材于社会性事件为重,它们可以是《我不是潘金莲》中官员们的层层推诿与不负责任,也可以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对“表哥事件”的调侃及其所呈现出来的荒唐世相;其二,偏重于书写普通人的日常悲喜剧,这既有延续《我是刘跃进》《手机》等作品的一贯写法,又有“把深刻的道理往浅显了说”的思想追求。因此它们表现为《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最终更名改姓变成吴摩西后又改称罗长礼的无奈与悲戚、《我不是潘金莲》中农村妇女李雪莲倔强地硬刚不作为官员们而坚持讨要个“说法”的决绝与孤勇,甚至包括《一日三秋》里李延生遍尝生活的艰辛之后对人生至理所获得的领悟背后包含着的心酸与唏嘘、喟叹。如果把《咸的玩笑》置于此一文学谱系中,便能彰显出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及其在刘震云创作谱系中的独特地位。 [详细]
正如王小波善于在故事里进行逻辑推演,以漏洞与悖反展示荒诞。刘震云也偏好在小说里“掰扯”事情,摆出所有选项,讨论优缺利弊,露出生活的狡计。小说有趣,也在于他爱用穷举、演绎、归因、排除,解释人物的现状与可能,结果却是人物从未得出最优解。好谋少断是人的本性,作家的功能是帮助人物妥协姑且。附录看似是故事的注疏、佚文或衍文,其实是古今、小大的比附。如梦露与李师师(人物身份)、春芽与杨玉环(人物关系)、田守志与乾隆(活出丧的情节),皆有暗合。 有意味的是,比类可使一切高深抽象的道理,落在极俗常的生活里。男女过日子、伙工资,与拼桌、拼菜并无区别,都是混合搭配、资源重组。会算数的小白鼠、自杀投井的猪、怕听人说话的荆芥,这类跨物种寓言,也在揶揄人心暗处。杜太白本是延津的能人、文化人,他引经据典,善于“雅扯”,成了“雅派主持代表人”。反讽的是,前妻何俊英也爱讲道理,鸡毛蒜皮都要争个长短高下。二人的道理并非同一种道理,前妻只是出于“好争讼”、爱打压的本性。前妻和女友田锦绣的区别,代表两类精神危机:前者是活在当下具象的“烦”,后者是对未来不可知、不确定的“忧”。人正是一种时空体集合,永远都在处理未来与过去的杂糅关系。[详细]
《一地鸡毛》里,久经生活磋磨的小林最终学会了动用手中微末权力,开始借助人际关系谋取私利,他还由此“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2]问题是,一个不再具有强烈屈辱感,不再时常犯傻和感到悲伤的小林,乃至一个面对种种社会不公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小林,也恰恰是一个被现实世界遮蔽了思想的小林。因此,当年的刘震云既从文学形象上把小林这个人物写活了,也从灵魂上把小林这个人写“死”了。到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中,虽然主人公刘跃进可归入抗争者而非倒伏者的形象谱系,但其大部分的挣扎和搏斗,都被限定在生存行为之内,而鲜少有超出生存本能的自由意志显现。这一情形,到更后面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牛小丽那里,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刘跃进和牛小丽身上,读者们很难看到多少属于小人物自己的思想光芒。 相反,在《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和《一日三秋》等作品中,无论是对于杨百顺、牛爱国,还是对于李雪莲及陈明亮等人——尤其是对于杨、牛、陈三位,刘震云都以一种在别处少见的方式,倾尽全力去谛听他们的心事和心思,从而前所未有地写出了这些小人物内心深处的细腻、精微和广阔,也前所未有地释放出闪烁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思想之光。可以说,“小林”那颗曾经被砍掉的“思想头颅”,在这些作品中又重新长了出来。[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