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酒国》：“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5)

　　“狭窄的驴街阴森恐怖，是犯罪分子的巢穴。”[22]只要注意到驴街是酒国消费与娱乐的中心，就不难看到，这个“黑暗之心”不过是“商品”的神秘权力和“灵魂”。马克思所谓的早期欧洲的商品拜物教所提供的“神学外衣”，在此种奇幻、古怪、诡异的语境之中，在前资本主义或后社会主义语境的腐败、放任的权力关系之中，找到了自身的替代品，或者说寓言性的变异。驴街的鹅卵石带给丁钩儿的神秘感，恐怕正像19世纪的巴黎街道上，石头被搬动起来搭建街垒时带给那些资产阶级观察者的感觉一样。对后者而言，正如本雅明所尖锐地指出的，他们看不见的东西，正是无产阶级反叛者搬动石头的手。对于前一个例子来说，最终是初生的商品经济，所有社会、政治、性的能量及其所动员的活动赋予了石头某种神秘。在这里，驴街上的鹅卵石充当了一个被动的、古代的、没有时间性的见证，一个寓言的视角，甚至一种审美形式，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来把握历史本质全然的“无形式”(formlessness)。

　　当丁钩儿在驴街滑溜溜的鹅卵石道路上摔倒后，他不得不靠在女司机的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的女司机，看上去竟像一个“战地护士”。更有意思的是，当这个女性身体此时在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社会-寓言”层面的对应物(反之亦然)，向这一身体-政治层面的历险，也早已透过丁钩儿感伤的眼睛揭开了面纱。但丁钩儿看到的是却这样一幅毫无感伤可言的“形而上”画面：酒国在自然史意义上的存在，投射在了失败、衰落、忧郁的光影中：

　　他们搂搂抱抱地走到驴街上时，天色已经很暗，凭着生物的特有感觉，侦察员知道太阳已经落山，不，正在落山。他努力想像着日暮黄昏的瑰丽景象：一轮巨大的红太阳无可奈何地往地上坠落，放射出万道光芒，房屋上、树木上、行人的脸上、驴街光滑的青石上，都表现出一种英雄末路、英勇悲壮的色彩。楚霸王项羽拄着长枪，牵着骏马，站在乌江上发呆，江水滔滔，不舍昼夜。但现在驴街上没有太阳。侦察员沉浸在蒙蒙细雨中，沉浸在惆怅、忧伤的情绪里。一瞬间他感到自己的酒国之行无聊透顶，荒唐至极，滑稽可笑。驴街旁边的污水沟里，狼藉着一棵腐烂的大白菜，半截蒜瓣子，一根光秃秃的驴尾巴，它们静静地挤在一起，在昏暗的街灯照耀下发着青色、褐色和灰蓝色的光芒。侦察员悲痛地想到，这三件死气沉沉的静物，应该变成某一个衰败王朝国旗的徽记，或者干脆刻到自己的墓碑上。[23]

　　当丁钩儿凝视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时，太阳正缓缓落下。他的凝视将这片陌生的土地消解为某个纯粹的自然，即某种被“去历史化”了的风景：它是外在的、无时间性的，但仍将他包裹在一个庞大的、细致筹划的阴谋之中，这样，这一风景就呈现为某个超验的无家可归状态中的“家”，或者，更具体地说，一片墓地中的一座坟。“霸王别姬”的经典形象，跃入了丁钩儿的脑海，这暗示了回归家园的不可能，也暗示了在一个陌生的、偶然的地方的死亡。

　　但在这片废墟中，最令人惊愕的形象并不是腐烂与死亡的象征，而是一群穿过驴街的沉默的驴，它们正由此走向屠宰场，走向一家专卖驴肉的饭馆：

　　毛驴的队伍拥挤不堪。他粗略地数了一下，驴群由二十四或者二十五头毛驴组成。它们一律黑色，一根杂毛也没有。雨水打湿了它们的身体。它们的身体都油光闪闪。它们都肌肉丰满，面孔俊秀，似乎都很年轻。他们似乎怕冷，更可能是驴街上的气息造成的巨大恐怖驱赶着它们拥挤在一起……它们就这样拥拥挤挤地前进着。驴蹄在石板上敲击着、滑动着，发出群众鼓掌般的声响。驴群像一个移动的山丘，从他们面前滑过去。[24]

　　很难去确定丁钩儿与沉默地走向屠宰场的驴群之间的象征性联系、类似性，以及“移情认同”(empathic identification)的充实内容或者说精确内容，但是找出部分线索也并非难事。首先，经由冒险，丁钩儿表现出对动物的强烈兴趣(即便未经反思)。与其说令他着迷的是它们非人类的动物性，不如说是它们身上的某种神秘的深度。比如，当一只狗看见他就跑，他就很想问它为什么跑。[25]我们可以假设，丁钩儿对动物的迷恋是出于叙事的需要--并不一定是莫言的叙事需要，而是来自于他虚构的“形式必然性”，这一“形式必然性”是为了实现某种“客观的”，也就是寓言性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社会世界的全然混沌可以采取一种漂浮的、低于人的视角组织起来，从而在“自然史”的层面，在异化了的经验的层面获得意义。

　　再者，在“叙事”与“再现”的形式考虑之外，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为了巩固主角破碎的经验。这些破碎的经验，常常被消减为一种纯粹的抽象，也就是，在身体与神经-生物的层面(疼痛、害怕、焦虑、欣快、陶醉、抑郁，等等)。在这些身体的层面，唯一具有连续性、反思性的元素，就是对他自己被猎杀，并最终归于毁灭的不详预感。

　　第三点，也是醒目的一点，我们会发现，很难不将沉默地迈向屠宰场的驴群读作一个隐喻，即：大众也正在沉默地穿过一个新的劳动分工、竞争、剥削、牺牲的社会达尔文竞技场的险道。这一“道德-寓言”批判，尽管被施以一层浅浅的伪装，仍与李一斗对鲁迅《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与“妄想狂”的中心主题，具有同样的清晰性。如果说丁钩儿的最后一呼(“我抗议，我抗……”)可以被读作为鲁迅作品中“救救孩子”这一悲剧性呼号的喜剧性重复与戏仿，那么象征性的“平等化”与“同一化”，则被尖锐而明智地区别于一种对于变化的历史环境的敏感。驴蹄在鹅卵石路上的踢踏声，激起了“群众鼓掌声”一样的声响，这明白地指向了如今已成为资本、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新起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条件。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了某种重叠与并置，即：社会主义时代的诸种感性(sensibilities)和形式的记忆，与“新”所带来的震惊并置在一起，与过去发生过实在功能而现在仅仅充当掩护物与保护屏，或者充当陈旧形象(stock images)的再现工具与暂居之所的东西重叠在一起。正是那些陈旧形象的重新组合--成为各种破碎的、自由飘浮的语言、视觉或象征性的“剩余物”--使得除此之外无法得到再现的后社会主义现实得以客观地成形。

　　寓言交换与道德批判

　　莫言小说中人与动物并置产生的寓言张力，并没有在隐性或显性的道德、政治直觉或者政治谴责上打住。在讽刺强度更高的层面，人在自然史意义上的“寓言化”(通过人变为动物)，与动物在社会层面的“寓言化”(通过动物变为人)，似乎总是搅合在一起：仿佛它们是同一件事。它们都是被某种无情的、完全非道德的力所生产、交换、毁伤、屠杀与吞没。酒国中那个虽处“地下”，却具合法性的消费与犯罪团体，不过是这一无情的、非道德之力的滑稽的化身。因此，我们无法在现代主义者莫言的 “叙事1”中轻易找到莫言叙事的道德、形式-审美必然性，反而是在“叙事3”中，也就是在李一斗的“魔鬼现实主义”作品中容易找到它们。李一斗以其一肚子坏水、不知羞耻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超历史的、荒唐的、没头脑的、快乐又充满寓言性的、关于“自然史沼泽”之“社会-历史”内容的精确索引。在“驴街”，自然与历史在屠宰与消费的编年史中被混杂在了一起。这是一种以“遗忘”的特殊形式保留下来的记忆。这种“遗忘”是无时间性的，可又是对于某个惊人的特殊时刻的欢庆，即欢庆某种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广度与深度(特别指向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开端时的中国)。

　　这条驴街是咱酒国的耻辱也是咱酒国的光荣。不走驴街等于没来酒国。驴街上有二十四家杀驴铺，从明朝开杀，杀了一个清朝又加一个中华民国。共产党来了，驴成了生产资料，杀驴犯法，驴街十分萧条。这几年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要吃肉提高人种质量，驴街又大大繁荣……站在驴街，放眼酒国，真正是美吃如云，目不暇接：驴街杀驴，鹿街杀鹿，牛街宰牛，羊巷宰羊，猪厂杀猪，马胡同杀马，狗集猫市杀狗宰猫……数不胜数，令人心烦意乱唇干舌燥，总之，举凡山珍海味飞禽走兽鱼鳞虫介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在咱酒国都能吃到。外地有的咱有，外地没有的咱还有。不但有而且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最了不起的是有特色有风格有历史有传统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听起来好像吹牛皮实际不是吹牛皮。在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致富高潮中，咱酒国市领导人独具慧眼、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道路。[26]

　　这一长段唠叨话表明，在缔造“酒国”的过程中，“莫言”始终离不开李一斗，尽管后者是前者创造的人物。李一斗一旦被创造了出来，他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能够抓住某种“莫言”以自己的方式无法企及的现实。李一斗不只是作者的延伸或者技术意义上的叙述代理人，因为他所提供的不只是一个视角--哪怕在最充分的寓言的层面也不是。反之，他代表着被客观化的意识，代表“自在存在”(being-in-itself)，即主体崩溃(立场、经验、诡计、政治诸方面的同时断裂)之后，一个幽灵般的无自我的主体。这个无自我的主体，作为从自然(即酒国)的子宫里发出的有机声音，成为了史诗智慧堕落的、扭曲的、对立的、甚或否定的形式之“结晶”。这一史诗智慧有益于对中国进行批判性的把握--不仅在其自身的意义上，也在更大的“自然史”语境中把握之(全球资本的力场是这个语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整部《酒国》之中，作者不断策略性地暗示与说明着这种作为经验与感知模式的堕落、扭曲、对立和否定。这样，紧接着丁钩儿跌倒在驴街滑滑的鹅卵石之上的某个瞬间，他突然感到头痛欲裂，“眼前的景物都像照相的底片一样，他看到女司机的头发、眼睛、嘴巴像水银一样苍白。”[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