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酒国》：“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3)

　　酒席上的道德和酒徒间的平等，只不过是莫言对今日中国的寓言性再现的一个线索。当丁钩儿被人陪同走向位于地下的酒宴，他感到脚下的道路不是通向酒宴而是通向法庭，并且“处在被押解的位置”的并非他要侦察的人，而是丁钩儿自己。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法律、道德角色与价值、权力的交换与颠倒。在被酒精彻底打倒之后，丁钩儿发现他已经完全处于他所怀疑的地方主宰--矿长与书记的控制之下：

　　党委书记与矿长一左一右夹着他，用拳头擂着他的脊梁，用宽慰的话儿、劝导的话儿喂着他的耳朵，好像两位乡村医生抢救一位溺水儿童，好像两位青年导师教育一位失足青年。[7]

　　与敌同饮同眠，在某种程度上将他送入黑暗中心--以金刚钻(既是所谓的领导，也是酒桌上的无冕之王)、传说中的红烧婴儿、驴街上的一尺酒店为代表。由此，在到达酒国后，丁钩儿即便事实上并非同谋者与叛徒，他的形象也始终呈现为一个失败者，一个牺牲品，一个背弃者，一个俘虏。也就是说，他不辞辛苦来到犯罪场景的中心，唯一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宣告犯罪世界的胜利，以及为这种胜利的必然性提供解释。最终，在他对处于同一条船上的罪犯想象性的追逐中，“饱受苦难的特级侦察员”跌进了一个露天的大茅坑，“那里边稀汤薄水地发酵着酒国人呕出来的酒肉和屙出来的肉酒，飘浮着一些鼓胀的避孕套等等一切可以想象的脏东西。那里是各种病毒、细菌、微生物生长的沃土，是苍蝇的天国、蛆虫的乐园”。在“地球引力不可抗拒地吸他堕落”，脏物封了他的嘴之前，他发出了最后的喊叫：‘我抗议！我抗--“[8]

　　如果说主体的瓦解在”全然虚构“的层面，是借丁钩儿的死亡折射出来的--它的寓言性意义很显明地植根于”讲故事“中，那么小说的主题或论证则是在”虚构性的非虚构“与”虚构性的虚构“这样的层面呈现出来。它所借助的形式恰是李一斗”无形式“(formless)的语言与过剩的想象力，这也要求某种不同的解释途径。在他给莫言的信和他自己的短篇小说中，李一斗显示出一个倾向：从广泛而不同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将词语、成语、各种表达打包，随意地使用它们却不加任何界定或辨析，不断影射它们却完全脱离语境地使用它们，任意扭曲这些词语以给出自己的观察和论证。《酒国》的英文译者葛浩文，一方面承认：“莫言的这部作品充满了双关语、风格化散文、影射--古典与现代、政治与文学、文雅的与粗俗的--还有许多山东方言。”一方面又下结论说：“说明这些并没有太多意义，倘若读者不是中国人，就更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对具有批判性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说明可能是必要的，而且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读者可以欣赏“语言层面”与“语义层面”之间、“语言建构”与“社会经验”之间、“话语沉淀”(discursive sedimentations)与历史记忆的多重性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有这些也都指向“主体的断裂”的寓言与其“社会-道德”及“文化-思想”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

　　李一斗如何使用语言的一个例子，可以从他最初写给莫言，表达他想做作家的信中看到：“您的话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像一阵庄严的呼啸，唤起了我蓬勃斗志。我要像当年的您一样，卧薪吃苦胆，双眼冒金星，头悬梁，锥刺骨[股]，拿起笔，当刀枪，宁可死，不退却，不成功，便成仁。”[9]乍一看，这些话都像是纯粹的废话，一种“语言腹泻般”的症候，如此看来，英文译者认为这些对外国作者都是无意义的论点也是对的。但这里显然还有扎根于特定的、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口头用语”： “号角”、“唤醒”、“斗志”--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社论与宣传材料的半军事化语言与意象。接下去是“卧薪尝胆”这样的成语，却被口语化、粗俗化了。“拿起笔，当刀枪”恐怕牵涉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不成功，便成仁”则是早期蒋介石对将领的要求，这句话通过建国后战争电影变得普及起来。

　　在李一斗给莫言的信以及他颇具个性的短篇小说中，还有许多别的例子。语言的漂泊、偏离、平面化与坍塌作为一种“社会惯例”，及其“去中心化”、“去历史化”、“过剩-强迫延展”，最终在“叙事2”、“叙事3”中的“现在”这个无时间的空间中自由飘浮式弥散(dispersal)--所有这些，都是对“叙事1”里“自我解构”之“再现”的某种自在自为的、潜在的寓言性补充。放纵的能量的“无主体”过剩，成为对所有过去时代(古代与现代，跨越了政治光谱)的语言残余进行“挪用”的不可见之力量。李一斗成了当代中国“赶超崇拜者”的作家之化身，这充分显示了，在1990年代商品经济的巨变之中，“形式”、“主体”、“传统”的断裂。但作为莫言创造出的人物，李一斗似乎也以其欢快的、没头没脑的方式，提供了对遗忘的沼泽进行忧郁沉思的可能，辩证地来看，这一遗忘的沼泽在寓言的意义上也充当了记忆的寄居之所。

　　“无家可归”与“怀旧”

　　吊诡的是，对丁钩儿来说，命运的封印并不是“死亡冲动”，而恰是“吸引”与“爱”，简单说来，即一种对“爱”与“拥有”的特殊渴望，这种特殊渴望同时被他的酒国探险所规划与界定。如果说，远处灯火通明的酒国市带给他的伤感显得有点奇怪，这是因为他对“家”有一种秘密的渴望，同时也与一种致命的直觉与预感(他感觉到他将付出他的生命)混杂在一起。丁钩儿的酒国之旅，伴随着一个致命的女人：一个从可疑地方来的可疑的女司机。这个女人作为丁钩儿欲望的对象，给了他原本目的不明的漂流与漫游一种目的，尽管这与“侦察”这一使命完全相反。这样一种在社会-道德的意义上对“无目的”的补充，通过一种存在主义的、利比多意义上的“目的”，在外在于叙事的说教层面，以及内在于叙事肌理的阐释学的层面，照出了“个体”与“集体”的疏离，后者通过丁钩儿在沮丧忿恨与乌托邦式的乐观之间来回摇摆的心情显现了出来，而那种失落感与无目的感，则在下面的引文中得到呈现：

　　狗跑了，丁钩儿怅然若失。他想如果冷静地一想我真是无聊之极。我从哪里来？你从省城来。你来干什么？调查大案件。在茫茫太空中一个小如微尘的星球上，在这个星球的人海里，站着一个名叫丁钩儿的侦察员，他心中迷糊，缺乏上进心，情绪低落，悲观孤独，目标失落，他漫无目标地、无所得也无所失地，朝着装煤场上那些喧闹的车辆走去。[10]

　　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世俗动机和方向感的骤然缺失，而是丁钩儿感到他与自身所归属的“社会-伦理”共同体的联系消失了。从对于作为社会组织的连接点的省城之机械记忆 (正是省城赋予了丁钩儿社会权力、声望与责任)，到“一个小如微尘的星球”的宇宙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历史”到“自然史”的转变。这一转变呼应了任何关于“时间”、“历史”、“价值”的集体概念的崩溃。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虚无主义，为后来丁钩儿情绪的变化过渡奠定了基础。这种情绪的转变，即从倦怠(ennui)这样的存在主义式情绪，过渡到与女司机调情的情欲享乐(jouissance)之中，这种身体性快感(plaisir)的表达，既具有表现力，也具有一种“社会-文化”具体性：“这是个富有诗意，健康活泼的夜晚，因为在这个夜晚里，探险与发现手拉手，学习与工作肩并肩，恋爱与革命相结合，天上的星光与地下的灯光遥相呼应，照亮了一切黑暗的角落。”[11]

　　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二元表达：“探险与发现”、“学习与工作”、“恋爱与革命”，通过对革命与社会主义传统的道德编码，构成了对“利比多”具有讽刺性的辩护，同时也为这些“官方意识形态”空壳那种苍白的唯名论式的能指，找到了一种悖谬的“利比多价值”(以此加以平衡)，这些官方意识形态空壳的诸种“能指”在这儿，更像是在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奇异风景中对过去生活的一种闪回。尽管丁钩儿将诱惑的“塞壬之歌”理解成一种凶兆，一种坏运气的标志，但他再也没有能量或决心鼓起某种“史诗般”的意志，即奥德赛将自己绑在桅杆上以抵御诱惑的意志。相反，丁钩儿所经历的，是在后社会主义语境的海洋中无舵的漂流，它呈现出一种充满震惊而又饱含情欲的自我探险与自我实现--通过诱惑与勾引而达成。丁钩儿的快乐与满足，总是被厌倦、自我怀疑与“忧郁”不合时宜却相当有节奏地扰乱。女司机不是象征远离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而是通向下一个虚无主义幻象的虚无主义幻象。在热情地拥吻女司机之后，丁钩儿和她一起爬上驾驶楼，像一匹找寻猎物的狼。但当他看到“前方酒国市区辉煌的灯火”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孤孤单单，好像一只失群的羔羊”。[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