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酒国》：“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2)

　　叙事的分化，以及这三个被区分的、半自律的叙事领域的互相重叠和渗透，对于这部小说的组织性结构与“再现-寓言”野心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它通过叙事的分化，扩大、深化了小说的形式空间，同时也回应了“社会-经验”总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这种总体“社会-经验”同时也指向一种“象征-寓言”层面的总体性。相对于单一叙述声音或叙述视角，小说的多重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莫言、莫言-李一斗、李一斗--创造了一个高度柔软，且具有生产性的“流动视角”，这一“流动视角”带来对同一个寓言空间反复进入(从不同的角度，带着不同的道德和再现诉求)--这样的叙述设计也从一种貌似“现代主义”或“实验性”、实际却深陷于自身诸种“形式-风格”界线内的传统“虚构写作”之中，发动并诞生出一种“前虚构”与“元虚构”。“前虚构”包括“虚构的非虚构”、信件体等等；“元虚构”则呈现为莫言这篇小说在虚构性上的悖论，或者叙述者对小说整个生产过程的揭露、展示、示范--在此之中有着作为生产者之作者的活动。有意思的是，对“前虚构”与“元虚构”的发明，并未破坏小说最根本的现实主义本质--“摹仿”与“再现”，而是通过将“全然虚构”重新配置并重新建构为“全然现实主义”(这一“现实主义”既与“叙述2 “中通信体的、记录体的叙述相对，也与”叙述3“中”幻想的“、”寓言的“叙述相对)，最终加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本质。如果莫言在1990年代最具野心的风格实验可以视为对现代主义的追求，那么它也是一种期望实现、同时也有能力实现与现实主义联盟的一种”晚期现代主义“--这一对现实主义联盟的期待，具有一种历史性与政治性上的必然。在莫言1990年代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个传统似乎在一个更严酷、更”妖魔“的寓言的领地实现了一种结合，这样一种寓言化的写作，既是遥远的、古代的，也至少潜在地在后现代的意义上是更加”现代“的。

　　这可以从《酒国》对后社会主义现实性的多层面展现中看出。首先是它惊人的再现能力：通过”叙事“的内在分裂、碎片化，以及向某个”寓言“领地的迈进与拓展(这一”寓言“领地，正坐落于形式本身的坍塌与弥散之上)，达到一种叙事的扩散，借此来容纳并覆盖一种断裂的(令人迷乱的断裂)、精神分裂的但又极具生产性与能量的现实。审美探险(或冒险)似乎已经以”主体位置“或”自我意识“为代价，还清了债务--这一代价表现为：由”世界的异化“带来的”主体位置“或”自我意识“的崩溃、中断、分解、挪用。比如：通过自身内质与对立面的交换，”主体位置“或”自我意识“变为”动物“、”物“、”他者“，变为”反自我“(anti-self)--这些都作为”叙述“的有效、积极的元素，被”动员“起来，以此呈现一个脱节了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思想“中被把握，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种寓言”沉思“中被把握。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再现性“上的总体性的实现，并没有掉入一个固定的道德、意识形态或审美的位置与”一致性“(uniformity)，而是通过与一个活生生的世界的共存，或者就活在其中来获得，这个活生生的世界既包括商品经济的新的恶魔，也包括多重传统的旧的幽灵--旧朝代的与革命的、以都市为中心的与以乡土为基础的、世界主义的与地方的。所有这些都证明莫言的作品对今日中国的社会与日常生活有所诉求，并邀请它们进入其作品中的寓言化狂欢，尽管这一狂欢带有某种寓言式的诡诈、讽刺和疏离，却仍然全心全意地欢迎现实中的一切事物。

　　主体的崩溃

　　侦探小说的文体在《酒国》的开篇几章很快就被消解为一种”混成物“(pastiche)。所有可能搞错的事情，果然应验在了这位”顶呱呱“的侦察员身上。在到达酒国前，丁钩儿和一个女司机调情，后来和她上了床 ，最终却发现这个粗俗却难以抗拒的勾引者原来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是丁钩儿”吃人案“调查的主要嫌疑人”金刚钻“的老婆，是金刚钻派来的诱饵。在叙事中可以看到，丁钩儿这个调查者的荒唐行为，总是伴随着既清醒，又常常是自我批评、自我嘲弄式的对情境的反映与估计。有意思的也正是，尽管丁钩儿很具自我意识，他却从未试图抵抗诱惑；即便他早知真相，恐怕也是既不愿也不能抵抗住诱惑。这种不可避免性可以从下面的细节中看出。当经过一圈粗俗的交换后，丁钩儿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感到”自己的精神像一只生满蓝色幼芽的土豆一样，滴溜溜滚到她的筐里去。“[1]从一开始，丁钩儿从女司机身上所感受到的吸引力就与一种”警戒“、”怀疑“，甚至”恶心“联系在一起--对于她的粗俗、她的粗暴甚至暴力的动作、她的生理特征的反感--比如，小说中描写道：“她的唇凉飕飕的，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弹性，异常怪诞，如同一块败絮。”[2]在这里，悖论的是，判断力与自制的丧失，并非是缺乏经验或不够职业化的结果，而恰恰是由于经验太丰富，太过职业性了。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猫和老鼠一样的游戏依然在不间断地继续，伴随着早已注定的厌倦，以及对诸种欲望、嫉妒、想要自我证明的种种冲动的瞬间满足--所有这些并非要对上述这些主题进行批判性审视，而是仅仅发挥了一种“形式主义”功能，即将叙事推向寓言的层面。“尽管肩负重任，但一个够腕的侦察员是不会把女人与重任对立起来的。”[3]丁钩儿脑海中划过的这个念头，成了他超乎寻常的职业技能和职业荣誉的提示。这位特级侦察员最终爱上了那位女司机，而且当他知道她也是“一尺酒店”的侏儒店主余一尺的第9号情妇，出于嫉妒，他向她开了枪。

　　这位特级侦察员对诱惑无抵抗的屈服，或者说，他对自己的经验与技能的过度自信(这反而证实了他行为的不够“职业”、不计后果)，在小说中，并没有被描绘为其个性上的缺点，反而成为主角的中心性格。考虑到他并非一个现实主义意义上的主角，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现代主义作家充满野心的创新作品中的“寓言”式人物，丁钩儿的中心性格，反过来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既具再现性又有寓言性的双重构造，后者既指向社会讽刺和道德批判，也同时与叙事中的“形式必要性”(formal necessity)相得益彰。对“意识-无意识”这一上下层级的颠覆，或者在面对“利比多”时权威性(authority)的崩溃，同时伴随着性别角色的颠倒，甚至是特级侦察员与女司机饱含色情、怪异与暴力的做爱场景中身体位置的颠倒。在这一系列场景之中，对女司机既渴望又厌倦的男性追逐者，被描绘为一个“无力”的被强奸者，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猫变成耗子，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4]甚至他的手枪也被女司机夺去，在性爱前戏中对准了他。在追逐自己的欲望对象，并力图“正当化”这一对侦察任务中的“越轨”时，丁钩儿这个特级侦察员，完全处于一个模糊的犯罪世界的支配之下，并已全然被一种比致命的诱惑更神秘的“力场”所“事先决定”，甚至“过度决定”。

　　我们还可以从丁钩儿与酒的关系中看出同样的逻辑。如果说这个特级侦察员对性的追逐既是偶然性的，又是不知足的，那么他对狂饮的拒绝则要坚定得多，就好像他是唯一的节制者，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总是将他放在一个谢绝饮酒的最佳位置上。如果说这个特级侦察员是自动地进入性的陷阱，那么对于酒来说，他就总是要与之挣斗一番--只是因为酒宴离“虎穴”及吃人主题非常接近--可是每一次的挣扎总是很不幸地失败。丁钩儿与酒的第一次相遇，不亚于一场酣战，一场关于词语、诡计、智慧的激烈决斗，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怎样动员、甚至滥用各种有案可查或尚未写就的社会风俗、文化规范和道德-情感构造，从而让自己占上风并让对方屈服，所有这些爆发出一大套无休无止的语言狂欢，而这正是莫言小说的标志。

　　第一章第一部分的喝酒场景，正是由典型的中国式不知疲倦的敬酒(以及强迫客人在酒席上喝酒)拉开帷幕。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已经向接待他的主人--酒国郊外的罗山煤矿矿长和党委书记解释了自己的任务，并宣布了自己的“不喝酒政策”。但在接下去的章节中，地方上的主人不断说服、哄骗丁钩儿越喝越多，直到他醉得像一条鱼。随着越发迷醉以至“中毒”，丁钩儿不断放松警惕、失去意识的过程，在一拨接一拨的要求“喝干”的语言狂欢中，以一种欢闹的、细节毕现的甚至极具宗教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必须喝的理由当然仿佛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总那么具有说服力：爱国主义的修辞(抵制洋酒，喝中国酒)、为国家做贡献(酒是国家的重要税源)、显示上下级亲密关系、地方风俗(所谓“入座三杯”)、代表煤矿工人阶级、打着“孝”的幌子(敬酒者以自己“八十四岁老母亲的名义”)，等等。伴随着必然发生的、带有色情意味的走神(丁钩儿看到：“几位像红旗一样鲜艳的服务员在餐厅里飘来飘去。”[5])，这一长串敬酒词可以视为在后社会主义语境仍然有效的一整套“说服性”与“正当性”话语的索引--同时也是这些话语背后杂乱而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社会、伦理、文化、心理代码的客观索引。每次当别人敬酒并力劝之后，丁钩儿最终都一杯一杯地喝干了。很快，他所面对的就不再是潜藏着的罪犯，而仿佛是他的亲兄弟，故而他听到的只能是这些话：

　　老丁同志，其实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母同胞亲兄弟，亲兄弟喝酒必须尽兴，人生得意须尽欢，欢天喜地走向坟墓……再来……三十杯……代替金副部长……敬你三十杯……喝喝喝……谁不喝不是好汉……金金金……金刚钻能喝……他老人家海量……无边无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