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3)

　　—— 从这个角度来看，奥维德版本的这个希腊故事与李的命运和巴勒斯的叙述之间的相似关系，在写作本身的层面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看到欲望

　　——这种能够使人动摇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

　　巴勒斯自己似乎并未认清他的写作将与之前的计划不同，因为他 1952 年 3 月份写给凯鲁亚克的信里说，“这是一部酷儿主题的小说，所用的直叙方式与我在《瘾君子》中所采用的相同”。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酷儿》在坚持使用直叙的方式上的“失败”，才使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它，如此说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种失败更预见了巴勒斯后来伟大的成功。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看，《酷儿》不像是一部典型的小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书却开创了它自己的叙述形式，为后来的《裸体午餐》(1959 年)一书的蒙太奇叙述方式奠定了基础，但这同时也是作者在1952 年中断《酷儿》书稿写作的原因。在某些方面，酷儿》

　　比《裸体午餐》更加让人难以忘记和紧张不安，因为后者讽刺的意味相当明显，让读者迷失在和陷入了巴勒斯最为黑暗的想象之中，而前者却迫使读者成为他书中的第二自我极度痛苦之下精神崩溃的见证人。若为《裸体午餐》在《酷儿》中寻根溯源，从字面上说来，那便是当李第一次试图以非常友好的姿态去接近阿勒顿时，“实际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毫不掩饰的肉欲的斜睨，并在对自己残破身躯的憎恶与痛苦中挣扎，与此同时，另一个分裂的人格展现出孩童般天真而诚挚的笑容，强烈的时空错乱感使得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残破而无望。”由于一个其实本非意外的意外，对在 1953 年的《酷儿》手稿中出现的“裸体肉欲”(naked

　　lust)的误读成了巴勒斯的新作

　　——《裸体午餐》(Naked Lunch )的标题。不过，若当初《酷儿》的不成功却预示了后来巴勒斯在大师之作中的突破，那么相应的，尽管《裸体午餐》通常被视作吸毒者的疯言癫语，但它们的互相映照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清《裸体午餐》一书中对同性爱情的表现；与《酷儿》相同的是，《裸体午餐》的完成出自作者与对毒品的渴望同样焦灼的性的欲望。但我们还是需要更谨慎地做出结论，我们需要记得，1952 年春天的时候，巴勒斯与杰克 · 凯鲁亚克共住一套公寓，正是两位作家思想火花的碰撞揭示了推动而又同时扰乱巴勒斯写作小说的力量来源。

　　凯鲁亚克在他 5 月 10 日写给金斯堡的信里说，他和巴勒斯找到了一部新的打字机，共同“恢复了计划中要写的书的创作”——

　　他指的是《酷儿》(选择这个标题，是凯鲁亚克到达墨西哥之前给巴勒斯提的建议)和《萨克斯医生》(Doctor Sax )这两部书。凯鲁亚克写《萨克斯医生》的期间与巴勒斯共同生活了两个月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很少有人用心地仔细思考，在他们写作生涯中相当关键的这段时期里，他们互相之间对彼此产生了怎样深刻的影响。凯鲁亚克的小说里的多重线索

　　—— 从题目、典故运用，到特殊语汇的使用

　　—— 都揭示了他曾阅读过巴勒斯的手稿。对此，巴勒斯则在 5 月中旬给金斯堡的报告里说“凯鲁亚克成长之迅速十分惊人”，尽管我们不清楚巴勒斯是否读了《萨克斯医生》，但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是，他当时正在阅读凯鲁亚克给他带到墨西哥来的自己刚完成的作品

　　——《戈迪的

　　幻想》(Visions ofCody )，并且“感触相当之深”。实际上，早在这一年 4 月份的时候，巴勒斯就已经读到了这本书的节选，并将它们与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做了比较。这样的比较相当聪明，因为此时的凯鲁亚克已经相当成功，作为一名实验作家，他的事业到达巅峰，自信满满。1952年的 5 月份，他首次确定了自己的“速写式”写作技术(后来正式定义为“自发散文体”)，到 6 月初，受到与巴勒斯一起欣赏的史坦利 · 加耶兹比、查理 · 帕克和迈尔斯 · 戴维斯等著名爵士乐手的比博普风格爵士乐的启发，他找到了“狂野形式”(wild form)一词来形容他自己如爵士乐般即兴创作和表现主义的叙事方法。很有可能的是，凯鲁亚克在他的作品《戈迪的幻想》和《萨克斯医生》中对狂野形式的实验热情也对《酷儿》产生了影响。至少，它让巴勒斯对自己新的小说手稿中不怎么确定的一些粗糙之处不再那么忧心忡忡。而且，正是两位作家之间的差异让我们对《酷儿》的理解更为深入。

　　5 月中旬，凯鲁亚克把他的自发性写作方法描述为最佳表现媒介，他告诉金斯堡，速写式的描述“永远都不会失败，因为它描述的正是事物本身”。而一周之后巴勒斯写给金斯堡的信里则以完全不同的话语说到他正在创作中的小说：

　　写作，必须一直勤奋而努力。事物本身，是躲藏在语言层面之下的过程，它总是躲避着作者。适合我的语言媒介尚未诞生，我必须自己发明出来。”最初，《酷儿》采用的是自传的叙述体，延续了《瘾君子》的“写实主义”模式。然而从瘾君子的角度来说，可以被满足或者被解决的需要，与无论怎样努力都注定难以被满足的欲望(李“感到无限的欲望给他带来的撕裂般的痛”)，它们之间的区别，决定了为何一种“异性恋式的”、写实的方式对《酷儿》是行不通的。比起作者自己对《瘾君子》和《酷儿》之间的变化的描述，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巴勒斯“不带欲望”地写下了第一部小说，而“欲望满满”地完成了第二部。

　　“一种社会学田野调查”

　　如果说“酷儿”主题与“异性恋式的”写作方法之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在当时没有引起巴勒斯的注意，那么三十年之后巴勒斯写的序言中最为怪异的一点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将《酷儿》看作是一部“同性恋小说”。尽管在他染上毒瘾之前早已经体验到同性恋的欲望，但第二部小说迟来的出版并未能像《瘾君子》揭露他瘾君子的癖好一样将他同性恋的身份公之于众。或许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来说，这是一种外交手腕，他不想公开威廉

　　· 李向金 · 阿勒顿求爱的背后影射的现实，即他自己曾追求过一个墨西哥市立学院的二十一岁学生

　　—— 路易斯 · 马克。不过，巴勒斯总坚持说李“并不是真的寻找性交对象”，而且这“与阿勒顿这个人物本身其实并无关系”，这种坚持古怪地切断了故事本身与其现实根基的联系。不过，从一开始，在他第一次在信里跟金斯堡提及要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将这部小说的语境定调了，信中巴勒斯不仅确定了这部书的“中心话题”是性关系，还讨论了当时刚出版的唐纳德

　　· 韦伯斯特 · 科里①的《同性恋在美国》(The Homosexual in America，1951 年)一书。在阿尔弗雷德 · 金赛①的《人类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在 1948 年出版并引起轰动之后，科里的作品是该研究主题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并且，他的作品为我们思考巴勒斯第二部小说中的同性恋问题提供了一个确切的语境。

　　巴勒斯在写给金斯堡的信件中曾经嘲笑过《同性恋在美国》一书的政治取向。不过，他没有提及的一点是，这本书也开了同性恋文学传统之先河，而且，由于《酷儿》即将加入同性恋文学的大军，巴勒斯一定是饶有兴趣地读过科里的评论的。追溯到文学历史的滥觞，科里评论说“佩特罗尼乌斯②的《萨蒂利孔》(The Satyricon )是现存最古老的小说作品”，而“这最早的小说就给了同性恋者以成为主角的特权，使之能够历时经久而不衰”。巴勒斯从来没有刻意地追求这其中的联系，但多年之后，他经常认为其20 世纪 50 年代的三部曲 ——《瘾君子》、《酷儿》和《雅热书信》(The Yage Letters ，1963 年 )—— 具有流浪汉文学的传统，并且将这一传统追根溯源到佩特罗尼乌斯的时代，就绝非巧合了。更为直接的迹象在于，巴勒斯显然很少提起有关科里建立起来的当代文学语境的话题。

　　在创作《酷儿》期间的书信里，巴勒斯稍有提及让 · 热内和戈尔·维达尔；而同一时期，在也是写于1952年夏天的《瘾君子》的序言中，巴勒斯还说到他少年时期阅读的作品中有纪德和王尔德的大作。不过 4 月初，在他对维达尔刚刚出版的《巴黎评判》The Judgement of Paris)简短的讨论中，我们看不出他对维达尔另一部更加臭名昭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