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人生》(17)

　　还记得有一次大家分角色朗读《红楼梦》中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一回，老师抽了平日班上一个十分调皮捣蛋的家伙来扮演贾雨村，一个平时很文静的女同学当门子。由于这“门子”素来声音极小，柔柔弱弱，大家就忍不住窃窃私语，不一会儿分贝量竟盖过了“门子”。当“门子”念道：“这且别说，老爷可知这被卖的丫头是谁？”由于噪音太大，讲台上的老师没有听清楚，又见“贾雨村”也动了一下嘴巴，声音极为微弱，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由大声说道：“大家不要再讲了。”因又向“贾雨村”问道：“你读到哪儿了？”但见这“贾雨村”头一抬，发一甩，中气十足，朗声答道：“我如何晓得？”他这话一出，全班顿时哄堂大笑。怎么也没想到，这平时语文甚弱，看到古文就叫头疼的大个子男生，这时竟会说出这种颇有水平的文言文来，真是佩服佩服。不由又为他的命运担心，这不明摆着是跟老师过不去，公开挑衅吗？果然老师已有些怒意，但还未发火，再次向他问道：“你究竟读到哪儿了？”可他仍一本正经，声音竟比刚才还要洪亮：“我如何晓得？”他说这话之时，还带有摇头晃脑之势，宛若夫子。这下大家笑得更欢了。但不由心生奇怪，这个大个子虽说平日调皮捣蛋惯了，可也不至于在班主任老师面前如此放肆啊？不觉再往书中看去。这一看，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门子说完后，贾雨村回答的正是“我如何晓得？”瞬间，大家更是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有不少同学还笑岔了气，头贴在桌上，手按在肚上，嘴中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喘气。老师也被笑得莫名其妙，不知其所以然。待到大家告诉她原委，她再往书上一瞧，自己也禁不住大笑起来，一腔怒气顿时烟消云散。她边笑还边摘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用镜布不停地擦拭，显然笑出了眼泪。

　　一直不知当日这大个子男孩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总之他是调节了课堂气氛，带给了我们无比的欢乐。就算他存心要顽皮一下，做得也是那样的巧妙，不着痕迹，让人忍俊不已。

　　每次提到这，都不由记起高中语文课上的分角色朗读课文。同样也有那么一回令人开怀大笑，与初中的这次合在一起堪称双璧。

　　那次，大家分角色朗读《雷雨》，由我念鲁侍萍的话语。待到老师把各角色的人选定好，正要开始念时，才发现后面还有几句鲁大海的台词。于是老师也想登台献艺，对我们说：“就由我来当鲁大海吧，开始。”刚开始我们读得都很认真，没多久就全进入情节中去了。可到后来，鲁大海一登场，大家就笑了起来。当老师对着我念道：“妈，别理这东西，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鲁大海是鲁侍萍的儿子)全班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连老师自己读这句话时都禁不住笑容满面，很有些不好意思，带着几分羞涩。这倒也罢了，可下面该我念的恰是“大海，我的儿子，走吧，我们走吧。”我刚读完“大海”二字，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也笑了起来。我想要是另外换成一个男同学，我这句台词一定会非常自然，非常顺口。正在这尴尬之际，忽听一男音，低沉但非常大声，回荡在教室的上空：“我的儿啊！走吧，我们走吧！”这异声一发，全班同学立即笑得前仰后合，人倒桌翻，一时之间竟忘了把这占老师便宜的家伙给揪出来。这中年男老师也被笑得面红耳赤，环视众人，追问：“谁说的？谁说的？”若不是这下课铃声及时响起，这造次之人一定是大难临头，难逃劫数。

　　现在每每回想这些令人开怀的往事，除了在发出会心的笑意之外，心中对中学那两位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老师还是好生感激。他们都比较重视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没有过多地拘泥于形式，去讲那些无多大用处的语法、中心思想以及对文章进行烦琐的分析，而是引导学生多去感受经典文章的艺术魅力和语言特色。也唯有这种方法，不管是对中学、大学或是专业中文系的学生才是适用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名篇美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雅的情趣，既务虚又务实，才能用优美雅致之笔墨撰写各类文章。而不会出现不少中文系的高材生不读《红楼梦》也能大侃《红楼梦》，所谓“学富五车”之士却写不出几篇像样东西的怪现象。

　　初中时，虽然功课较重，休闲时间少了许多，但也还有那可供自由支配的寒暑二假，黄金岁月。因此，初中阶段，我还是充分利用假期访游了不少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饱览了神州秀色，华夏风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行程中，我时时念着李太白，真是好生惬意。

　　初、高中之交，突然某天兴致大发，竟想效法金、梁，笑傲江湖，相忘武林，写起了武侠小说《风雨盛霜》，可惜只写了三分之一，十余万字，就无疾而终。一来，学业繁重，不容分心；二来，年龄日增，发觉此举太多英雄豪气，难符淑女形象；三来，自感文笔艺术超不过金、梁，情节构思无法凌驾于古、温，只有自叹弗如，甘拜下风，苦思另觅他径，独立门派。

　　三

　　期盼啊，期盼，等待啊，等待，终于迎来了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高中时代。

　　一上高中，我们就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练兵，为的就是那三年后流火的七月能一举高中。于是我们的生活就只有一个目标：考大学；于是我们的生活就只有一切围着它转；于是我们的生活就被这一种单调色包围着；于是我们的动感神经就长期被压迫着；于是我们就在患得患失之中焦虑着；于是我们就在亲朋好友的脸色中过着日子。

　　我这个人很喜欢文科，却一直在理科班中读着书，尽管后来高考考的还是文科。机电企业的子弟校，文科本来就是一种附属品，作为一丝点缀。在我念高中之前，学校里根本就没有文科班。学文成了很没出息的表现。

　　一上高中，就开始分重点班和普通班。一、二班乃重点班，三、四班是普通班。我在二班。班中云集的全是年级的精英，我后桌的一位男生一直稳居年级前三名的交椅，数学好得没话说。还在小学时，就已在全国数学竞赛中屡获大奖，后上了清华。我前面的一位女生是年级赫赫有名的“猛女”，物理好得呱呱叫，后上了中科大，现又去了新加坡。有这两位烈男猛女的前后夹击，我想不努力都不行，但是仍然只能在夹缝中过日子。

　　其实在我上高中时，我就立志要读文科，无奈进了理科班，学习风气、氛围都逼得我只有头悬梁、锥刺骨，猛攻数理化，以免落于人后，遭人耻笑，不保重点班之地位(重点班人员流动特快，实行淘汰筛选制，每学期都要定英雄榜，以决定去留。充分体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之公平)。搞得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其他中学都是高二就分文理科，可我们却是到了高三才分科。从我那一届开始，学校终于开设了文科班。但我和几个一直在重点班学习的文科同学却都留在了原班。所不同的是，我们在重点班听语数外，到文科班学政治、历史。我们班在三楼，而文科班在一楼，我只有每天跑来跑去，上窜下跳，也不知是苦是乐，是喜是悲。因为文科班称我为楼上的，是理科班的。本班的同学又称我是学文科的，似乎不属于理科班这一份子，弄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是文科班的还是理科班的。唉！总之是一团糟。

　　虽然这样，但我觉得在二班我还是非常快乐的。主要是我喜欢在二班上语文课，还有就是因为那烈男猛女的存在。这两位都非常喜欢文学，特别是古诗词，经常与我天台论诗，教室论词。猛女也能背很多诗词，我俩经常你说我对，你来我往，真是快哉！引得一班之兄弟姐妹也来加盟，谓之天台诗派(楼顶上的天台)。这猛女很惊异于我的记忆力，举凡语文课本所涉及之知识，哪怕是小字注解，我都能娓娓道来，而不出纰漏，于是惺惺相惜，引为知交。这烈男所记之诗词，虽大不及我二人，但对此特别倾心，经常向我借些古典文学书籍，在数学课上默记，真是与我搞反了(我屡次在语文课上作数学题)。最有趣的是，他和他同桌(也是一位猛男，投身金融，上了财经大学)会经常变着法子与我谈诗论词，并故意考我，刁难之态，真是可恶。一次，早晨上学刚落座，烈男就非常正经地把我叫住：“黎阳。”看他神情那么严肃，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忙问：“什么事？”谁料他突然一笑：“郁孤台下青江水……”我出于惯性，不假思索地答道：“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他高声接道，邻座的好些同学都听到了他那激动的声音。“可怜无数山。”我笑了，此时我明白了他故做此举的用意，对这位全面发展的烈男真有些敬佩。至今我对这两位给了我许多快乐的烈男猛女都心存感激。他们在我那单调而枯燥的灰色时光里增添了如此多的亮色，使我的高中生活从整体上来说仍是绚烂缤纷、难以忘怀。同时，由于他们的理科都很好，经常交流下来，使我对自然科学也颇感兴趣。上高中时，我的生物课也算是首屈一指，对那陈章良可是好生钦佩。大学时，最喜欢学运筹学，记得期末考试时还考了全班最高分。这一切，可能都同他们，同理科班的长期熏陶有关吧。

　　语文老师对我很是关照。他一般不会抽我回答问题，除非许多人都答不出。这无疑给了我很多自由去做自己的事。有时，同学问他各种题目，人一多，他就会说：“你们去问黎阳吧，她知道。”于是人员立即就分流一半，朝我这儿潮水般涌来。这对我来说，无疑又是一种鼓励。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多看、多学。毫不隐瞒，那时经常在语文课上刻苦地攻读文学书籍就是想给自己挣面子。文学史、学术论文都一股脑儿地看，丝毫不觉枯燥，反而觉得是一种难以言明的享受、快乐，令人忘忧、令人沉醉，如品香茗、如尝佳酿，回味悠久、余香满口、欲罢不能。

　　还记得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却在黑板上写着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误把它当做《春江花月夜》。我立即站了起来，给老师说明后，又当场将《春江花月夜》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老师震惊了，同学震惊了，我更为《春江花月夜》那一曲自然美与人性美的水乳交融、袅袅情韵、悠悠情怀而震撼。从那一天起，我对文学就不再是一般地喜爱了，而是深爱，伴我人生，伴我一生，伴我永生。

　　记忆的岛屿慢慢地越来越清晰可见，一座座、一片片，都快浮出水面，聆听大海的小夜曲，柔和、温馨。我的思忆也快飞向那如诗如画的大学校园了。这时，母亲突然叫了一声：“吃饭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收起这思绪，收回这记忆。住了，来日再续这记忆的鳞爪。

作于200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