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部自然生态童年(6)

　　这完全是自然的语言。对老师行为的失望与离去的无奈，复杂纠结的情绪作家竟然能够如此形象简单的描述出来。一片羽毛的飘落，不堪承受的存在之轻对应了一个孩子迷茫的眼神，其所承载的心灵之重是在言外之意的。乔传藻用简约的文字创造了轻与重的错位张力，这的确依赖于深厚的语言功力。桂文亚曾对乔传藻的语言运用致以非常高的评价，“‘口语精致化，创意脱俗化’，这，就是上乘儿童文学的浅语艺术了。丢掉成语、陈腔滥调和粗糙扁平的词汇和意象，而所有的描绘却又围绕着最为我们熟悉的景物、事物和人物生发，这是乔传藻丰富运用文字的魅力大放送。”[8]语言在本己上是心灵的对应物，自然的语言滋养于自然的心灵，然后它又自然地呈现了心灵，以及召唤了更多的自然心灵的进入。如果说乔传藻在自然故乡的写作中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自然精神，它澄明的光亮无所不在于文学性的诸个层面的话，那么自然的语言就是其基本的材质，是营建并进入这个世界的唯一通道。

　　持久接触于自然的各种美与力度的生命世界，人的感情变得恒定而耐久起来。“生活本身是变动不定的，但是生活的真正价值则应当从一个不容变动的永恒秩序中去寻找。”[9]乔传藻以自然写作的姿态捍卫了生命的尊严，他在童年艺术视景内以对情感生命的敬畏诠释了这个永恒秩序。

　　第三节 沈石溪：动物主体性的勘探之路

　　动物是自然生态中基本的构成部分，是地球上最广泛意义的具有多样性形态的能动的生命体，人类本身即是动物的一部分，不过是动物的高级形态而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愈益从动物的世界中走出，创造出了属于人类特有的文明生活。于是，人类便愈益培养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意识，占有并控制着地球的生存空间，与动物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关系。人类忘记了自己的“动物身份”，从骨子里歧视动物的生命形态，以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人类离动物越来越远，世界上可供动物栖居的地方越来越少。原本人与动物一体的生命世界，正在被孤立地仅剩下人类自身。生命多样性的消失是地球最大的悲哀，也是人类所可能遭遇的最可怕的结局。

　　儿童文学从根本目标上讲是诉诸弱小生命形态的文学，它的核心艺术理念是追求生命平等。在强大的人类社会面前，动物与儿童的地位是一个类别的。而且因为孩子还较少被社会化，保留着纯正的原始生命特征，从生命状态上讲最容易与动物沟通，所以动物永远是孩子的最爱。因此，动物书写一直是儿童文学中基础的题材内容，从儿童文学的早期形态看这一点就体现得很充分，如民间童话中动物形象就占据着很重要的艺术位置。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动物依然是备受青睐的题材。很多非儿童文学的动物文学作品，它的最大量的读者群也同样是孩子。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动物文学是在儿童文学的领地里被呵护助长发展起来的，因为这里有它最忠实的读者。云南作家沈石溪的创作就是典型的个案。

　　与国外相比，生态文学的理念在中国兴起较晚，生态问题普遍进入文学表现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但沈石溪的动物书写却起始于1979年。至新世纪，当当代文坛开始热议生态文学的时候，沈石溪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动物文学作品，在真正进入动物世界并用文字记录与反映动物的“生态保护”业绩上，沈石溪已经遥遥领先了。他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开垦出的这片天地，对于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以及国人对儿童文学的重新认知，都有非常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在原生态动物形态保留方面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也便构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动物写作的主要来源地。这其中尤以西南地区的作家创作为主要代表。云南的沈石溪是最突出的个案。他的成绩从一个面向说明了地域环境与文学创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发现动物，生命主体性的重现

　　在生命主体性的视域里写动物是沈石溪创作形成的一个核心理念。与其说他在写“动物”，倒不如说他在写“生命”更为准确一些。由于较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动物资源丰盛的云南，给予了他发现“动物”与“动物主体性”的难得的机会。十六岁时，沈石溪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名叫曼广弄的傣族寨子[10]，在热带雨林的动物王国里，他开始了接触、了解、认识动物的漫长过程，同时也开始了用文字探索表现动物的写作历程。

　　动物所以引起沈石溪的关注，关键原因还在于这个“异人类”的生命世界本体的生命表现力，这种力量的强大及其深刻的内涵让沈石溪震惊，而且它普遍地渗透在各种类别、各种种群的动物中。所以，沈石溪写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差不多把西双版纳可写的动物种类都写完了。在各种篇目的动物写作中，沈石溪为我们立体呈现了多彩的动物世界，而贯穿这其中的主线是动物的生命主体性。通过作家的发现、思考与再现，我们看到，作为自然原生态的生命存在，动物身上葆有纯粹的生命主体能量，无论是作为生命个体，还是作为生命群体存在，其“主体性”都有丰富的、纯正的突出表现，而且很多时候是绝对的，诉诸精神价值的。这恰恰与文明社会中人类的很多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沈石溪始终持有这样的创作理念：“动物小说折射的是人类社会。”[11]“动物小说之所以比其他类型的小说更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个题材最容易刺破人类文化的外壳和文明社会种种虚伪的表象”[12]。所以，以人类社会作为参照系去考察、呈现、思考动物的主体性，便成为沈石溪创作非常自觉的一种意识，但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方式情形却不同。

　　在很多短篇小说中，沈石溪都以明确的叙事者“人”的眼睛看到了动物令人惊奇的表现，准确说是人被“震惊”了。这些短篇小说的“事件性”都很强，因为它要在有限的篇幅容量里再现生命主体性的深刻意蕴，所以必然追求典型事件的奇崛审美效果。这样的短篇沈石溪写了很多，他一点一点地用心去观察体悟各种动物，从生活中累积写作素材，然后一篇篇地记录创作，逐渐完善对各种动物的艺术再现。这些短篇沈石溪在进入时很自然，技巧上很朴实，多数是生活化日常感的叙述，以人物“我”的经历为线索，打开一扇观看动物的视窗，展现不同寻常的动物事件，并以人的惊奇感收尾。这些作品中的叙述者“我”身份也较稳定，基本上是一个插队在云南寨子里的知识青年，他可以直接对应为作家沈石溪。因此，这些作品的形态很大程度上呈现为“真实性”，即文本世界离真实原型生活的距离很近，或者说文本是对生活的录入。这个创作过程的磨练对沈石溪的意义是很基础重要的。因为这是真实动物生命对沈石溪的震动，是其艺术创作动机与灵感的第一触发点，只有这一点位被有力持久地激活，才能保证其在这一领域恒久地坚守与探索下去。与其长篇小说中更原始野性的动物相比，短篇小说中的动物多数便是“家常性”的，栖居于人身边能近距离接触到的，很平凡很普通的动物，这很类似人物形象塑造中“英雄”人物与“小人物”的差异。沈石溪写了很多这样的“小人物”，但写出来的却是小人物的大事件，即平凡生命以自己的卑微生存对生命意义作了精彩的诠释，令人震撼。

　　如“拉水车的老牛”在工作岗位上最后的坚守，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奋力拉车的情景永远刻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拉水车的老牛》)；“被木棒敲死的母鹿”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对幼崽的保护(《被木棒敲死的母鹿》)；烈鸟鹩哥誓死对生命荣誉的捍卫(《烈鸟》)；雌双角犀鸟宁肯饿死也要等待丈夫的归来(《爱情鸟》)；一对老龟夫妻五十年的患难相守(《一对老龟》)；勇敢聪明的母狼对孩子智慧的营救(《白狼》)；一匹老马在危急关头从容不迫走向虎口以挽救整个马帮(《老马威尼》)；美丽的太阳鸟为了保卫家园，誓死勇敢地集群与眼镜王蛇作战(《太阳鸟和眼镜王蛇》)；瞎眼狐宁愿冒着自己被饿死的风险，也要将小公狐清窝出去，让其经历成长的历练(《瞎眼狐清窝》)；鸡王哈儿即便老朽，也要以死保住了鸡王的宝座(《鸡王》)；雌鹅以庆典仪式对待失败的公鹅，终于唤醒丈夫的自尊与自信，打败对手保卫了家园(《灰夫妻》)；金丝猴与盘羊，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互为依傍，配合默契，共同生活，合作精神让人感慨(《金丝猴与盘羊》)；一只鸟儿对人类坚持惩恶扬善，宁死不屈(《会占卦的佛法僧》)；一条蟒蛇可以成为人类孩子的忠诚保姆，并且至死不渝(《保姆蟒》)。在这些短篇中，无论哪一类形态的动物，都能将自我的生命主体性演绎得轰轰烈烈，展现出独立清醒的生存意志，顽强拼搏的生命斗志，持之以恒的忠贞执着，患难与共的相守相依，朴实纯净的母性光辉……这些向上、向善的生命主体性是千万年来保证世界生生不息、宏伟运行的素朴的规则与真理，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础的能量源泉，但它们却仅原初完整地保留在动物世界中，为人类的所谓文明销蚀得破碎不堪。面对这样截然相反的对立，沈石溪在这些作品中，那个叙述者“我”常常在作品中有明确的反思表达，代表人类发出惭愧、汗颜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