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井：曾照见大唐的仪仗和帆影(3)

　　有人说，压根就没有什么井，更不要说两口井，崔鸿胪只是打了一个比方。彼时，黄金山下有海汊子，远远看过去，俨然两口井，中国人自古喜欢拿井说事儿，崔鸿胪自然就这么写了。

　　至于井的位置，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一口在黄金山北麓，距海五十米远，上个世纪50年代填平了；另一口在黄金山南麓，那里距海很近，俄国租借旅顺口，在海边修工事，此井便被填平。

　　有人说，井不在山麓，而在山上。

　　还有人说，井不在山上，也不在山麓，刻石与井原来在山半腰，后来刻石随山体滑落，掉到了山脚下。

　　其实，不论哪一种说法，都只是猜测。因为迄今为止，也没有人拿出可以自圆其说的实证，哪怕是只字片纸的依据。我想，也怪崔鸿胪当年太节省，如果他能多写几个字，今人就不会如此费神了。

　　鸿胪井的故事，也给今人提了一个醒，既然大家都活在历史之中，就不要随意把应该留住的东西一脚踢开。自作必定自受，一旦迷失，就可能再也找不到北。

五

　　记验大唐和渤海关系的碑志或刻石，目前在国内只发现了四块，分别是张建章墓志、贞惠公主墓志、贞孝公主墓志、鸿胪井刻石。就时间而言，鸿胪井刻石最早。大唐以后，两口井与一块刻石，始终裸然地安处在黄金山下，吹着潮湿的海风，淋着四季的雨雪，不曾有人问津，更别说撬动或移挪。

　　后世关于鸿胪井的文字记载，始见于明代。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唐与明之间，隔着辽、金、元三朝。这几支相继而至的草原马队，都曾在黄金山下驻过足，说不定还在这里扎过营帐，在两口唐井里汲水饮喂饥渴的战马，只是耸立在井旁的刻石蔓上了青苔，这几支马队没有看到上面的字迹。

　　据明代《辽东志·地理志》载：鸿胪井在旅顺口黄金山之麓，井上石刻有“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凿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凡三十一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鸿胪井刻石原文明明是二十九个字，此书的编撰者却画蛇添足地加了两个动词：凿和造。

　　在明人所著的《沈故》中，也有一则描写：旅顺水师营中有石刻一，长约今一尺二寸，宽半之，字三行，其文曰：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一小段文字，竟也错了两处，铭文最后少了一个字：日。刻石的尺寸大小，也说得相去甚远。著者显然未临现场，只是一种转抄。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明代的黄金山，已不再是被人忽略的角落，许多谦谦君子鱼贯而来，见刻石铭文奥妙无比，便将其拓印下来，或收存自赏，或馈赠友朋。这么做也有好处，把鸿胪井给张扬了出去。

　　在明版《雪桥诗话馀集》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松岩将军福增格尝於旅顺搜得石刻云：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三行二十九字。以拓本贻钱坤一，坤一谢其惠。诗云“井口铭贻是唐代，扇头迹赠皆明人”。

　　既然名声在外，这样的雅事就不止一件，或许还成了一种时尚。这不是吗，有人忍不住手痒，干脆在刻石的空白处楔入自家的文字：嘉靖渤海松李钺因圣至黄井覩太石故迹，何其壮哉，何其盛乎！余南巡至旅顺，观风访古临黄井登奇石，因得览崔鸿胪故迹。曰壮兹游畅焉覩。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布政司右参议姑苏查应兆记。

　　这个查应兆是进士出身的官员，曾当过工部主事，彼时正在山东布政司右参议任上。旅顺口地属金州，金州属山东布政司所辖。阳春三月来辽南视察工作，被眼前的刻石吸引住了。

　　另一位题刻者，名叫额洛图。清乾隆元年，他以墨尔根城副都统之位，升任黑龙江将军。乾隆三年，调任奉天将军。乾隆九年，因故被朝廷解职。乾隆十五年，在青州将军任内，又被朝廷革职。在满族将军中，额洛图可谓一个大倒霉蛋。题刻写于乾隆四年，他正在奉天将军任上。可能受了查氏的启发，也想自露一手。怎奈这位将军胸无点墨，那几行苍白的汉字，基本等于现今流行的到此一游：奉天等地方统辖满汉蒙古水师陆路都统将军总管陵事务督理六边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加五级纪录七次。额洛图于大清乾隆四年岁次巳未秋七月二十八日记。

　　在额洛图之后，又来了一位将军。清道光二十年九月，时任盛京将军的耆英巡阅驻守旅顺口的水师营。见鸿胪井刻石如此热闹，自然不甘人后。于是，题好了字，交给水师营协领，责其找工匠刻石上。其实，他也没比额洛图好到哪里去，只不过在题后加了两方鉴章。一为宫保尚书，一为宗室之印。题曰：道光二十年秋九月，督兵防堵英夷，阅视水阵，见有巨石一方，开元崔公题刻尚存，因随笔以志。嘱水师协领特贺，觅匠刻，以镌垂其永。太子少保盛京将军宗室耆英书。

　　耆英是谁，恐无人不知。他曾当过盛京将军、广州将军、杭州将军。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大清国全权代表的资格，与英国人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此后，又与英国人签订了《五口通商条约》，与美国人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人签订了《黄浦条约》，说他是签约将军更合适。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再次被朝廷派赴天津与洋人谈判。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因为写了对洋人不恭的言词而遭其威逼，遂把君命国运当儿戏，擅自离岗潜回北京，不伺候了，最后被咸丰皇帝严赐自尽。

　　在清廷将军中，他是与洋人打交道最多的一个。此外，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用相机拍肖像照的人，此举曾让他成了满清将军中的时尚先生。可是，这个相貌堂堂且喜欢拍照的宗室将军，却因为骂了洋人而遇祸丧命。

　　话说回来，在耆英之后，鸿胪井很久不见有人造访。它的寂寞，当然与大清之末风雨飘摇的时势有关。

六

　　最后一个在鸿胪井刻石上写字的人，也是清代官员，名叫刘含芳。

　　19世纪末，清廷决定在旅顺口建北洋军港。一度孤寂的黄金山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数以千计的民工和士兵，在这里大兴土木，建大坞，筑炮台，砌厂房，修自来水管道，只用十几年时间，就把这里建设成北洋之重镇，京津之锁钥。

　　然而，这座花千万巨资建起来的东方第一要塞，在甲午年的战火里却不能作一日之守。见大清败局已定，马关条约已签，俄国便与德法两国一起站了出来，逼日本退出辽东半岛。

　　那是1895年冬，登莱青道员刘含芳奉命赴旅顺口，代表清政府前来勘收失地。在此之前，他派一个名叫顾元勋的官员先来这里打前站，因而有了为遇难者修万忠墓之举。在勘收失地的路上，当刘含芳看见威海、旅顺口、大连湾皆成一片焦土，竟痛哭失声不能自制，眼病旧疾也犯得更重了。

　　某日，刘含芳来黄金山巡察，偶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刻石，看过上面的汉字，再看刻石旁边的古井，即认定这是《唐书》所记的鸿胪井。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当地官员请来最好的工匠，打制了一座石亭，覆盖于刻石之上。

　　石亭正面，以正书题刻了三个字：唐碑亭。落款：奉天金州王春荣监造。为了记录此事，刘含芳在刻石左侧小心添刻了一段文字：

　　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三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己未冬，前任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在旅顺口，我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人们说起刘含芳。他是安徽贵池人。咸丰初年，随曾国藩帐下；同治元年，入李鸿章幕内。1883年，淮籍同乡李鸿章调他来旅顺口，任港务工程局会办，也就是给工程局总办袁保龄当助手。

　　1886年，在建港工程最紧张的时刻，一把手袁保龄突然得了重病，李鸿章便让二把手刘含芳主掌全局。1890年，当法国人交工告成，刘含芳便与北洋提督丁汝昌、按察使周馥、天津海关道刘汝翼一起，验收工程，结算账款。

　　1891年，清廷命刘含芳离开旅顺口，去甘肃当道员。李鸿章知道，建港工程虽完，却还有许多乱事需要收尾，便急忙奏请皇上，费了许多口舌，总算将他留住。翌年，清廷再次调他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即使这样，刘含芳还是以各种借口拖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