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62)

　　由于史沫特莱、周鲸文、于毅夫、柳亚子、柳无垢等人的相继探访，也由于萧红住此居所后开始频繁入玛丽医院治疗，经常往来于医院和乐道家中，这处居所为许多人所熟知。

　　萧红在此处写作小说《北中国》，1941年3月26日结稿，继续她在《“九一八”致弟弟书》中的思考。

　　萧红东北救亡作家的立场始终是她一直坚持的方向之一，这与她起步于《生死场》有关，与她“打回老家去”的抗战胜利期盼有关，与她中华民族优秀女儿的民族气节有关。如果忽略了这身份，就很难理解，萧红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何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对中国人战时日常生活的书写。

　　1941年4月13日至4月29日，《北中国》在《星岛日报》《星座》副刊连载，以“中国人打中国人”，折射不抵抗政策以及“内战”带给中国普通民众的痛苦灾难，其批判性不可谓不强，其锋芒所指不可谓不犀利。作品主人公耿大先生的儿子投奔抗日，走时告诉母亲让弟弟们念两个钟头的中国书，等把日本人打跑了“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儿子走后，耿大先生认为，“青年人，血气盛，听说了是要打日本，自然是眼红，现在让他去吧，过了一些时候，他就晓得了。他以为到了中国就不再是‘满洲国’。说打日本是可以的。其实不然，中国也不让说打日本这个话。”耿大先生听到本地县里中学跑了两三个学生，到上海就被抓起来，听说是犯了“抗日遗害民国的罪”。因此，耿大先生以为，儿子在上海碰了壁不让打日本，他是可以回家的。他看到满洲国的报纸说，中国军队互相残杀，十分不信，认为报纸造谣，哪会中国人自已打自已。于是，当他听到儿子死了且被中国人打死的消息，就神志不清了，天天嚷着给儿子写信，上书“大中华民族抗日英雄吾儿耿振华收”。家里人怕他嚷叫让日本宪兵听到，把他挪到花园角上的凉亭里住，冬日大雪中，寒冷的“凉亭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那炭火盆上冒着蓝烟，他就对着那蓝烟呆呆的坐着。”凉亭被耿太太上了锁，怕他跑出来念叨“抗日”，连累了家人。然而，厨子再给他送饭时，发现他已经让炭烟熏死了。这个念叨着“吾儿抗日英雄”的故事，寄托了无数耿大先生这样的父亲对儿子的疼惜，原本是投奔抗日的儿子，竟然让中国人打死了，谁人不疯呢！萧红写作《北中国》，化身为耿大先生，应该是为死于内战的青年，也是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束悲悼的诗篇。

　　6月，萧红创作小说《小城三月》，7月1日发表于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端木蕻良特为此书插画配图，留下与萧红比翼齐飞共筑艺术生活的痕迹。

　　《小城三月》写得是春天的故事，心高命薄的村姑翠姨不愿出嫁抑郁而终。翠姨生活的年代正是“五四”之后风气渐开，恋爱自由扑面而来的新时代。性子很像林黛玉的翠姨暗恋着“我”的堂哥。由此引伸出萧红生活的呼兰小城镇，女孩子日常生活场景，衣服、布料、别针、披肩、花边、绒线鞋等时髦物品，都是女孩喜欢购买和聊天的对象，尤其是到了订婚的时候，婆家送来聘礼，女孩就会“大大的阔气起来”，翠姨的妹妹订婚后“突然不得了起来，今天买这样，明天买那样，花别针一个又一个，丝头绳一团一团的，带穗的耳坠子，洋手表，样样都有了。”可是，住在“我”家的翠姨，看到男孩们都到北京哈尔滨读书，自由开放，又打网球又开音乐会又下棋的，翠姨很是开心。

　　翠姨订婚三年后，婆家张罗结婚的事，翠姨到哈尔滨采办嫁妆，哥哥介绍同学带她去采办，翠姨看到男学生的宿舍有暖气洋床，男学生按俄国人尊重女子的风俗对待她，让她更不愿意和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一想到结婚就恐怖。

　　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上车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接过去了；她刚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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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

　　翠姨做了很多努力，也开始叫先生到家里来念书，但她身体却越来越糟。婆家一听说她病了就急着要娶她，怕钱是白花了，也有冲喜的说法，一结婚就好。翠姨听了，就只盼着快点死，翠姨死前哥哥去看她，她对哥哥说，“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了……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翠姨的结局，是悲哀的，可萧红把这归于她的性格，归于她见到了新式男人却不懂得追求的缘故。见过新式男人的翠姨，宁可让自己去死，也不会委曲求全地嫁给土包子，像她妹妹那样嫁过去让男人打。萧红写的翠姨，寄寓了她少年时代对温雅男性的渴望，也是“五四”后触及到婚姻自由新风尚的女性，对和理想男性相携而行的希望的幻灭。

　　第五节 半岛酒店与玫瑰谷：史沫特莱与萧红的国际化

　　1941年2月27日，“文协”香港分会在思豪酒店举办茶会欢迎史沫特莱、夏衍、范长江等人来港，由萧红主持欢迎茶会。经过上海的相识，萧红在香港和史沫特莱再次见面。

　　半岛酒店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22号，1828年开业，是亚洲最先进豪华的酒店之一，有“远东贵妇”之称。离萧红居地尖沙咀乐道8号不远。住在半岛酒店的史沫特莱到萧红乐道家中拜访，惊讶于萧红居住条件的简陋，生活的寒酸。

　　史沫特莱是萧红在上海通过鲁迅先生结识的美国作家。在惟一的两篇书评中《〈大地的女儿〉与〈动乱的时代〉》、《〈大地的女儿〉——史沫特烈作》中，萧红反复提到史沫特莱，可见史沫特莱“对于不幸者的帮忙。她对不幸者永远寄托着不可遏止的同情”的作法，很得萧红的赞成。

　　史沫特莱曾回忆与鲁迅先生见面的情形，印象极深。她和鲁迅先生是用德语开始交流的。在史沫特莱的眼中，“他的举止，他的谈话，他的每一个手势，无不显示出难以言表的和谐和他那人格完善的动人处。在他的面前，我不禁自惭形秽、粗鲁鄙野、如同土偶。”

　　对鲁迅满怀敬意的史沫特莱，也非常喜欢鲁迅看好的青年女作家萧红。

　　上海时期的萧红可能并未想到，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会和她个人日后的生活和创作有什么大的联系。在《<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中，她曾写到：

　　史沫特列(莱)我是见过的，是前年，在上海。她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大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是会流眼泪的。她是美国人。

　　萧红写作转折点，对着人类的愚昧写作，与她所获得的史沫特莱等域外女作家的文学滋养和精神支持分不开。在萧红阅读过《大地的女儿》后，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的批判力度都得到加强。

　　在香港与史沫特来的人生路线交集过的萧红，此时正处于人生创作力旺盛，身体健康却急剧下降的时候。卢玮鸾写到，“她正惊人的速度，完成她一生创作历程的重要段落，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要拼尽气力，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七月她终于实在熬不住，在朋友的关心安排下，进了玛丽医院，开始她进出医院、身心受尽折磨的生活。”

　　萧红病逝后，史沫特莱记录了她对萧红的看法，她认为萧红比之当时中国正红的宋氏三姐妹要更值得敬佩：

　　有一些在激烈的战争熔炉里锻炼成长的新中国女性，许多方面赛过了美国女性。这样一个妇女和我在霍尔主教的家里同住了一个时期。她的名字叫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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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场》正是鲁迅向中国大众推荐的一本由中国妇女作家写作的最有权威的小说。这以后萧红姑娘写了另外三本书，包括她和我同居香港时写的一部战时小说在内。她同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一样，生活穷困潦倒。这些作家挣得的钱只够维持苦力阶级的经济生活水平。萧红也和许多同道一样，得了肺病。

　　中国作家的贫穷一直是文化人所不愿意面对提及的，而史沫特莱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史沫特莱到香港目之一也是查病，在玛丽医院治疗后，她接受了“香港主教罗伦德•霍尔博士的款待，住在他乡间的家里。”等她看到萧红身体状况、居住环境很糟糕后，于是请萧红“收拾一两件换洗衣服，随她一起去香港主教罗伦德•霍尔的玫瑰谷去住些时，说那里很宽敞，阳光、空气都好极了。”

　　在玫瑰谷，史沫特莱通过霍尔主教，为萧红联系了香港最好的公立医院玛丽医院，萧红在玛丽医院可享受一定的优惠，随时都可以去检查、治病、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