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变形记》(8)

　　李文俊的译本毕竟初译于几十年前，有些词稍显陈旧，没有时代气息，不符合现代读者的审美习惯。比如“听差”“杂役”“东家”“秘书主任”“号衣”“客栈”等等。李文俊译作中的“秘书主任”，张荣昌仍译为“秘书主任”；谢莹莹译成“全权代理”，有点欠妥；叶廷芳译成“协理”，从小说人物身份来看，比前几种译法都较为贴切。考虑到格里高尔是推销员，如将“秘书主任”译成“销售经理”，可能更符合现在的汉语用语习惯。李文俊译本中的“听差”(公司的听差一定是在等候五点钟那班火车)，叶廷芳、张荣昌、赵登荣仍译为“听差”，金溟若译为“学徒”，姬健梅译为“工友”，谢莹莹译为“差役”。我觉得译为“跟单员”，似乎更为贴切。李文俊译本中的“医药顾问”(老板一定会亲自带了医药顾问一起来)，金溟若同样译为“医药顾问”，叶廷芳译为“管医疗保险的医生”，赵登荣译为“医疗保险公司的医生”，张荣昌译为“医疗保险组织的医生”，谢莹莹译为“医疗保险公司的特约医生”，姬健梅译为“医疗保险公司的医生”。五种德文直译本对这个名称的翻译较为准确，卡夫卡在《变形记》这部小说里寄寓了他对“医疗保险”的失望、嘲讽和批判。李文俊译本中的“使女”，张荣昌仍译为“使女”，叶廷芳译为“侍女”，赵登荣译为“女用人”，金溟若、谢莹莹与姬健梅译为“女佣”。对比起来，“女佣”更为确切一些。

　　《变形记》作为世界名著，在我国已经有十几种公开出版的汉译本，但是对译文的质量却缺乏监督，对译作的评论更是凤毛麟角。面对这么多的汉译本，我是抱着“鸡蛋里找骨头”的原则来对待李文俊译本的，因为它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译本，也是我最喜欢的译本，尽管它存在着一些硬伤。其他译本里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硬伤，也各有各的长处，瑕不掩瑜。李文俊的译本最早完成于几十年前，但今天看来，仍流利畅达，不失为佳译。其他译本显然受了它的影响，但后来者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发挥余地，也就是些小修小补，精彩的地方还是无法超越的，特别是在“达”的方面。翻译的标准，除了“信”以外，还要“达”。所谓“达”就是“通顺”“流畅”。好的译文必须是“信”与“达”的高度统一，两者不可偏废。这就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尤其是译入语能自由地驾驭。否则，译文必然是生硬晦涩的。对比一下各种译本，李文俊的译文明显流畅很多。其他译本整体上看都还比较通顺，但存在不少生硬之处，失之于过于拘泥、呆板，在语言的流畅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如张荣昌译文中，“他一边读着各种报刊一吃就是好几个小时”，显然没有李文俊的译文流畅。但翻译不是全能的，是有限度的。对于卡夫卡的小说，所谓等值翻译是不可能成立的。任何一种汉译本只能给出一个汉语环境中的卡夫卡，译者理解和表达中的卡夫卡。对于《变形记》这样伟大的小说，任何一位译家都不可能穷尽其“义”。李文俊的《变形记》译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今天仍拥有巨大的魅力。但即使像这样的佳译，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改正或改进的问题。李文俊的译本曾经多次修订，不同的版本存在着一些差异。对《变形记》的理解、阐释与破译，不是一个译者一次就能彻底完成的。对于李文俊译本，有必要借鉴德语直译本的长处，使之臻于完善，臻于完美，为读者提供一个尽可能贴近原著的译本，一个与原著相称，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一个接近理想的定本。

　　后记

　　20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卡夫卡那样被广泛地阐释和归类。萨特将他归为存在主义，加缪认为他是个荒诞主义者。他一生的朋友勃罗德让好几代读者相信，卡夫卡的寓言是对遥不可及的上帝的精心追寻的一部分。在卡夫卡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众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子，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派、黑色幽默派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本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充分“解码”《变形记》丰富的内涵。每一种阐释仅能在索解其奥秘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这个奥秘的核心，也许永远也不能揭露无余。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也许就是让这部小说独立存在，不去打扰它，因为它似乎拒绝任何阐释和归类。但它的不可阐释性恰恰构成了它无穷无尽的阐释性。一百年来，由这部小说衍生成的无数理论、无数小说创作方法，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变形记》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典小说之一，原因就在于它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进行诠释，它为各种批评流派都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它值得一读再读，可被永无休止地读下去，每读一次都能发现新东西。

　　本书的写作中，我试图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角度考察《变形记》，将其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意在提供一种差异性及其造成的潜对话，揭示这部经典小说可能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运用形式主义理论，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式，分析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运用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指出小说用以建构意义的符码；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剖小说对神话原型主题的再现、变形和想象；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析那些“伟大的读者”在《变形记》的经典构成中起到的应有作用。对这部小说的解读，还涉及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医学、文学与心理学等理论领域。对卡夫卡研究，我们不能先验地、固执地崇拜或者排斥某种研究方法，各种研究方法都包含产生洞见的可能。即使对《变形记》进行社会学解读，也可能提出意味深长的发现，我们没有理由将失败的社会学观点当成社会学方法的失败。《变形记》的确给不同的解释都留下了巨大空间。不同的读者，会对这部小说有不同的感受。卡夫卡很难为我们所穷尽，《变形记》也很难为我们所穷尽，它是一个真正的秘密。吸引我研究它的原因也许是秘密所拥有的一种魅力。

　　在本书的一些章节里，我将《变形记》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剖析它们丰富的互文关系，解读不同语境下的文学唤醒。我希望找出一个没有被人表述过的角度，希望找到某个至今被掩盖的维度，对卡夫卡研究力图有所补充，把卡夫卡作品中某些迄今还注意不够的部分做一番考察罢了，“增加一个入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对认识中国当下的“打工文学”也将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在《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试图设想，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有一天也让秘书主任碰上了；谁也不敢担保不会出这样的事。在中国当代的“打工文学”作品里，发生在格里高尔身上的事确实发生了，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也正是卡夫卡所描绘的那个样子。百年恍如一个轮回，《变形记》与当下的中国“打工文学”有着精神上的深度契合，我们仿佛就生活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中国当代“打工文学”所追问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变形记》中找到其真正的精神源头和对应表述。《变形记》的艺术价值也许就在于，它触及了不同时代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变形记》是一篇经典的“打工小说”，具有预言般的真实性和普遍的意义。郑小琼的《女工记》、梁鸿的《出梁庄记》、王十月的《寻根团》和《国家订单》、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贾平凹的《高兴》、残雪的《民工团》、邵丽的《明惠的圣诞》、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尤凤伟的《泥鳅》、郭金牛的《女鬼》、阎连科的《把一条胳膊忘记了》等作品，仅仅为我们理解《变形记》提供了一个个注释而已。在中国当代的“打工文学”作品里，“变形”是一种普遍的现代病症。这是围绕着资本这头巨兽所带来的生命的无辜和枯萎。作为工伤事故防护鉴定人和身份不定的犹太人，卡夫卡可能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都更了解中国底层打工者的命运，都更了解“在法的大门前”徘徊的乡下人，都更了解在“城堡”前迷茫的K们。

　　从接受美学的维度看，《变形记》的价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阐释和发掘有赖于读者的参与。我对《变形记》的解读，只是我自身对卡夫卡小说世界的某种感应，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挖掘小说的潜在意义，赋予其现实的生命。卡夫卡曾说：“一个人即使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的也只能是他的视力和注视的方式所能及的那个部分。”在对《变形记》的解读中，我调动和带入了自己的主观精神体验，我所看到的只是我的视力和注视的方式“所能及的那个部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解释者可以任意发挥，而是必须把握好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的分寸。我不知道本书对这种分寸的把握是否得体，我在等待着读者的批评、质疑和回应。

　　《变形记》是一部挖掘不尽的经典，它的潜在意义不可能被某位阐释者或某位读者一劳永逸地全部挖尽。翻译家也是读者和阐释者，他们对《变形记》的理解和表达也难以穷尽。任何一位翻译家都不可能提供一个与原作完全对等的“定本”。在研究《变形记》的过程中，我主要参照了李文俊、叶廷芳、张荣昌、谢莹莹、姬健梅、赵登荣的译本，这六种理想的译本都较好地再现了原作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信息。李文俊的译作是《变形记》最早的汉译本，也是影响最大的汉译本。收入本书时，我依据五种德语直译本，对其进行了认真校勘，可以说已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定译或定本。经李文俊先生授权，将他译作的最新修订本收入本书，这是本书读者的福音。针对《变形记》的翻译问题，我多次向德高望重的李文俊、叶廷芳、张荣昌和韩瑞祥先生请教，得到了他们热心的指点。在此，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完成本书的写作，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在我眼里，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读懂《圣经》上的每一个字，母亲翻烂了两本《现代汉语词典》。母亲有几本《圣经》，她把其中的一本送给了我，我在上面看到了她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些字迹印证了卡夫卡所说的非个人的神性，即不可毁灭之物，潜藏于每一个人身上。人类的任务，就是要与这种本质建立联系。即使不信仰任何宗教，我们也会像格里高尔那样成为宗教性的人。研究卡夫卡，研究《变形记》，研究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让我最终理解了母亲的信仰，不再认为她的祈祷是一种“迷信”。正是母亲的宗教情怀，缩短了我与卡夫卡精神王国之间的距离，让我相信文学是一种投入了神秘体验的话语。

　　最后，我还要感谢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女士和张懿女士，使本书在《变形记》一百“虚岁”的时候与广大读者见面。让我们一起反复阅读这部百年经典，参与破解卡夫卡之谜吧，尽管卡夫卡之谜是不可被言说的难解之谜。

　　2014年8月8日于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