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变形记》(5)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子后面对职员发号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听，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李文俊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变形记  城堡》，2013年9月第8次印刷)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子上面对职员发号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听，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李文俊原译，《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

　　这是写格里高尔的一段内心独白。译林版本将老板“居高临下坐在桌子上面”中的“上面”改成了“后面”，如果老板是坐在桌子后面，他的工作方式就谈不上“真奇怪”了。这样的修改显然是错误的，与这段话的叙述逻辑不符。同样的修改错误还出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审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和2000年版《城堡  变形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变形记》)等版本里。在《审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编者的话”里，透露“个别文字由译者和编者做了修订”。将“上面”修改成“后面”，是译者所为，还是编者所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修改肯定是错误的。谢莹莹、张荣昌、叶廷芳的译文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强加克制的话，我老早就辞职不干了，我会到老板那儿去把心底话一吐为快，他听了定会从桌子上摔下来！那也真是一种怪异做法，自己高高地坐在桌子上对底下的职员说话，而他又耳背，人家不得不靠到他跟前去。(谢莹莹译)

　　假如我不考虑我父母的态度中，我早就辞职了，那样我就会走到我的头头面前，把我的所有想法都一股脑儿倒出来，他不从高高的桌子上掉下来才怪！这也算得上是他的奇特方式，坐在桌子上居高临下地跟职员们说话，而由于他的耳朵又背，大家必须走近才行。(叶廷芳译)

　　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上掉下来不可！他坐到那张斜面桌上，居高临下地同职员说话，而由于他重听人家就不得不走到他跟前来，这也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工作方式了。(张荣昌译)

　　姬健梅、赵登荣的译文与以上三种译文一样，均译为“桌子上”。与五种德译本译文进行仔细比对，可以发现李文俊原译中的“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应该修改为“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上蹦下来”。在这句话的翻译中，五种德语直译本更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当然，在这段话中，叶廷芳将“老板”译成了“头头”，可能也是误译。

　　四、“它”还是“他”

　　小说倒数第九段，老妈子发现格里高尔死后，马上就去拉开老萨姆沙夫妇卧室的门，用足气力向黑暗中嚷道：“你们快去瞧，它死了；它躺在那踹腿了。一点气也没有了！”李文俊、张荣昌、叶廷芳、谢莹莹、姬健梅、赵登荣的译文用的都是“它”。但是在小说倒数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二段中，写妹妹对哥哥的称呼，出现了明显差异。李文俊译作的旧版本全部用“他”，个别版本与张荣昌译本一样，在倒数第十四段用“他”，倒数第十九、第二十二段中用“它”。叶廷芳、谢莹莹、姬健梅、赵登荣几乎全部用“它”。王宏、王翠的译作在这三段中全部用“他”。从妹妹对格里高尔的“判决”内容和语气看，叶廷芳、谢莹莹、姬健梅和赵登荣的译文可能较为贴切。倒数第十四段的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是叶廷芳的三段译文：

　　“亲爱的父母亲”，妹妹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说道，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件事你们也许没有看清，我可看透了。在这只怪物面前我都不愿说出我哥哥的名字，因此我只想说；我们一定得设法摆脱它。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一切能力，想尽办法照料它，容忍它，我想，谁也不能对我们有丝毫的责难。”

　　……

　　“我们必须想办法摆脱它”，妹妹现在只对父亲一个人说……

　　“一定得把它弄走”，妹妹喊道，“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你只需设法摆脱这是格里高尔的念头就行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格里高尔，这实在是我们真正的不幸。可是它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假如它是格里高尔，那它早就该明白，人和这样的动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早就自动跑掉了。那样我们固然没有了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我们怀念他，敬重他。可你看这头怪物，它紧随我们不放，它在害我们……”

　　从小说内容看，因为妹妹强调“它”是“怪物”和“动物”，不是格里高尔，用“它”可能较为准确。比较几种译作，叶廷芳、谢莹莹、姬健梅、赵登荣对“他”与“它”的微妙处理基本类似，比其他译文似乎更为恰当，更加传神。妹妹对格里高尔的称谓，反映了她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变化，显示了卡夫卡将冷酷推至极致的能力。格里高尔的变形，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来越多地进入非人状态，完全变成了甲虫：“音乐如此打动他，难道他是一个动物吗？”妹妹用“它”来称呼格里高尔，这是对格里高尔变成动物的最后确认和“判决”：“人和这样的动物无法生活在一起”。这是小说中最刻骨铭心的情节，与格里高尔感情最深的妹妹“把它弄走”的态度最为坚决，她将人形的格里高尔纳入回忆的想象性存在，坚决否认变成甲虫的“它”与格里高尔的任何联系。卡夫卡给了我们一个深刻体会人与残酷现实关系的字：它。翻译中用“它”还是“他”，应忠实于小说原文。卡夫卡在写作《变形记》时显然进行过精心设计，他的意图是在动物的形象与人的境况之间建立起更加准确的投影关系。这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和一个平庸作家之间的差别。

　　五、“墙角”为什么变成了“椅子角”

　　小说第三部分，妹妹准备拉小提琴时，父母因为从未出租过房间，所以对房客们过分客气。在对这一场景的翻译中，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变形记》(李文俊译)有一处明显误译：“有一位房客端了一把椅子请母亲坐，她也没敢挪动椅子，就在椅子角上坐了下来。”这段误译还出现在李文俊译本的其他版本中(《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审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和2000年版《城堡  变形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变形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20世纪欧美经典作品选》、文汇出版社2013年版《欧美经典荒诞小说精选》等)。

　　李文俊译本的另外一些版本中却出现了正确的译法：“有一位房客端了一把椅子请母亲坐，他正好把椅子放在墙角边，她也没敢挪动椅子，就在墙角边坐了下来。”(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卡夫卡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变形记》、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卡夫卡小说选》等)。这种翻译其实比较准确了，这表明李文俊对最初的译作进行过修改。但更多的李文俊版本却莫明其妙地将“墙角”变回了“椅子角”，还删除了“他正好把椅子放在墙角边”。这肯定与《变形记》原文相违，叶廷芳、谢莹莹、张荣昌、赵登荣、姬健梅的五种直译本都提供了佐证，下面列出其中三种译文：

　　母亲坐在一位房客端来请她坐的椅子上，那位先生正好把椅子放在一旁角落里，母亲也就不加挪动而坐在那儿了。(谢莹莹译)

　　母亲却得到了一把由一位房客递给她的椅子，坐在边上一个角落里，因为那位房客偶然把椅子放到那里，所以她也就坐在那里了。(张荣昌译)

　　母亲接受了一个房客递过来的一把椅子，她没有移动椅子，就在它所在的那个角落里坐下了。(叶廷芳译)

　　译事无止境。《变形记》极其丰富的内容，别具风格的叙事方式，给翻译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文俊先生多次对译本进行过修改，对他不同的版本也需要加以对比分析，在传达原文的内容上，多有不一致之处。

　　六、神秘数字“三”可以意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