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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变形记》(4)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05日11:37 来源:中国作家网 柳冬妩

  对人类命运的不懈拷问,是现代主义文学出现的最深层的原因。卡夫卡用荒诞的手法,写出了一名退伍少尉的生逢遭际、悲苦命运。在格里高尔巨大的命运反差中,卡夫卡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异化了的复杂关系,包括由此产生的宿命感、精神创伤和悲观情绪。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开头,格里高尔的“受伤好像使父亲也想起了他是家庭的一员,尽管他现在很不幸,外形使人看了恶心,但是也不应该把他看成是敌人。”但家人最终都把他当成了“敌人”,连对他最好的妹妹也在最后变了形,宣判了他的死刑。当然,对他伤害最大的还是他的父亲。犹太文化中常常将父亲等同于上帝。法国评论家加洛蒂曾说“在传统的犹太家庭里,父亲具有一种神圣的特征”,卡夫卡把“与《圣经》里的令人敬畏的上帝的关系这种传统形象投射到了父亲身上”(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父亲是绝对权威的拥有者,同时他身上又叠合着上帝的神威的影像。在儿子们的臣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恐惧。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父亲往往占据着强势地位与绝对权威,儿子或被疏离冷落,或遭受父亲的肆意虐待或暴力戕害,无一例外劫数难逃。在卡夫卡的另一篇小说《判决》中,原本年迈体衰反应迟钝的老本德曼,像《变形记》中一直萎靡不振的老萨姆沙,最后也变得凶狠而又强大,轻而易举地就处置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格奥尔格自以为事业有成,不甘心总是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想独立接管父亲的生意,让父亲彻底告老退休,结果被父亲认定为“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并受到了父亲匪夷所思的判决:“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描写:被儿子抱上床的老本德曼猛地掀飞了身上的被子,“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一只手轻巧地撑在天花板上”,俨然一副顶天立地的巨人模样。格奥尔格恐惧了,说话也变得颠三倒四,当他听到父亲的“判决”后,只能立即执行,跳河自尽。格奥尔格与格里高尔一样,也是自己“消灭”了自己。《变形记》与《判决》中的父子关系,都是一种反讽辩证关系。格里高尔在一个早上变成了虫,这意味着灾难与厄运会随时降临,意味着他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整部小说中,一位退伍少尉的尊严被彻底贬损,他的英雄主义幻想也被解构得一干二净。

  在小说中,特别强调格里高尔军人身份的一句描述,出现在小说第三部分第二段。遗憾的是,中国内地出版的所有译本都出现了误译。下面是李文俊的译文:

  虽然他的创伤损害了——而且也许是永久地损害——他行动的能力,目前,他从房间的一端爬到另一端也得花好多好多分钟,活像个老弱的病人,至于说到上墙在目前更连提也不用提……(李文俊译)

  李文俊译文中的“活像个老弱的病人”,分别被中国内地的其他翻译家译为:“像残病的老人那样慢慢爬行”(赵登荣)、“像年老的残病人”(叶廷芳)、“像一个老弱病残”(张荣昌)、“像个伤残老人”(谢莹莹)、“如多年伤残人”(朱更生)、“像一个得了重病的老叟”(王宏、王翠)。相比之下,台湾的两个《变形记》汉译本可能更精确:

  而在戈勒各尔,因受了伤,身体也许永远不能自由活动了。目前,他为了从房间的这头爬到那一头,也像年老的伤兵一般,得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金溟若译)

  受伤的葛雷戈也许再也不能灵活行动,眼前他像个伤兵一样,不知得花上多少分钟才能从房间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往高处爬则根本不可能。(姬健梅译)

  卡夫卡的描述,是以微妙的手法戏仿“战争”,解构“战争”的意义。风度翩翩的少尉,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像个年老的伤兵”:“格里高尔所受的重创使他有一个月不能行动——那个苹果还一直留在他身上,没人敢去取下来,仿佛这是一个公开的纪念品似的”(李文俊译)。而在姬健梅的译本里,表示苹果的量词不是“个”,也不是“只”,而是“颗”:“一颗投掷力道不强的苹果擦过葛雷戈的背,没伤到他就滑了下去,紧接着飞来的一颗却几乎嵌进他背里。……葛雷戈受了重伤,吃了一个多月的苦。那颗苹果因为没人敢拿走,仍然嵌在肉里,成了怵目惊心的纪念。”在某种意义上说,《变形记》就是一个退伍军人无辜受害、束手就缚的受难纪录。综上所述,那张“分明要人家尊敬他的军人风度和制服”的照片,应该是格里高尔的,尽管他曾经强大到“要人家尊敬”,但最终未能逃脱被异化的命运,未能逃脱一种命运的捉弄,未能逃脱一种潜在的权力规训与精神控制。这与小说的叙述逻辑、人物形象和反讽策略相吻合。由此可以推断,张荣昌与李文俊对这个关键性伏笔的翻译欠妥,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作的人物形象,会影响读者对后面相关部分的接受,从而有违作者的原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格里高尔的那张照片构成了小说结构性反讽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照片是他父亲的,反讽的美学效果将荡然无存。格里高尔的这张照片是卡夫卡精心设计,而且是智慧的,关乎小说的结构反讽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它决定了《变形记》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细部、语言的关系均是反讽的。在《变形记》里,格里高尔退伍少尉的身份,比推销员的身份,更重要,更耐人寻味。

  二、体贴格里高尔的话是谁说的

  《变形记》刻画了负面的父亲形象,描写了父亲的恶,而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从小说开头的敲门声便可以判断出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的不同:母亲轻轻地敲,“多温柔的声音”,而父亲用的却是拳头。在小说第一部分第十六段中,李文俊与张荣昌的译本将一段体贴格里高尔的话误译成父亲说的,这显然有悖于卡夫卡的叙述逻辑:

  “格里高尔,”这时候,父亲在左边房间里说话了,“秘书主任来了,他要知道为什么你没能赶上早晨的火车。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另外,他还要亲自和你谈话。所以,请你开门吧。他度量大,对你房间里的凌乱不会见怪的。”“早上好,萨姆沙先生,”与此同时,秘书主任和蔼地招呼道。“他不舒服呢,”母亲对客人说。这时他父亲继续隔着门在说话:“他不舒服,先生,相信我吧。他还能为了什么原因误车呢!这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他晚上从来不出去,连我瞧着都要生气了;这几天来他没有出差,可他天天晚上都守在家里。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子旁边,看看报,或是把火车时刻表翻来覆去地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做木工活。比如说,他花了两三个晚上刻了一个小镜框;您看到它那么漂亮一定会感到惊奇;这镜框挂在他房间里;再过一分钟等格里高尔打开门您就会看到了。您的光临真叫我高兴,先生;我们怎么也没法使他开门;他真是固执;我敢说他一定是病了,虽然他早晨硬说没病。”……“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太太,”秘书主任说,“我希望不是什么大病。虽然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说,不知该算福气还是晦气,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往往就得不把这些小毛病当作一回事,因为买卖嘛总是要做的。”“喂,秘书主任现在能进来了吗?”格里高尔的父亲不耐烦地问,又敲起门来了。(李文俊译)

  “他身体不舒服。”母亲对秘书主任说,而父亲则还在门旁说:“他身体不舒服……”(张荣昌译)

  从小说的叙述逻辑来看,体贴的话应该是母亲说的。在母亲说话的前后,父亲显得都不耐烦,甚至当外人的面揭儿子的短处,他怎么可能说出一段体贴格里高尔的话?秘书后面说的话显然也是对母亲的一种回应。我们可以参照另外几种译本对这段话的翻译:

  父亲还在门边说话,母亲对经理说:“他人不舒服……”(姬健梅译)

  父亲还在门边说着,母亲插进来对协理说:“他不舒服……”(赵登荣译)

  “他不舒服,”父亲还在贴着门说着,母亲插进来对协理说:“他不舒服……”(叶廷芳译)

  “他不舒服,”当父亲还在门旁说话时,母亲对全权代理说,“他不舒服……”(谢莹莹译)

  “那孩子身体有点不舒适。”父亲在门边对他说话时,母亲对经理这样说着:“真的,经理先生,是身体不舒服……”(金溟若译)

  对比几种译文,姬健梅与赵登荣的处理显然准确一些。卡夫卡小说原文的句子结构可能有点复杂,叶廷芳与谢莹莹的译文试图完整保留小说原文的句式,力图以切近原作形式来移植原作风格,但让人无法分清前面的“他不舒服”是谁说的。但这五种译文都表明,后面体贴格里高尔的一段直接引语是母亲说的,符合母亲的身份和个性特征。

  三、老板是坐在桌子后面吗

  目前在当当网上最畅销的《变形记》汉译本是译林出版社的《变形记  城堡》,采用的《变形记》是李文俊的译作,但对原译进行了较大修订,包括对标点符号、字、词、句的修改,共修改了五百多处。有些修改使译文更加准确、流畅、自然,更符合读者的审美方式和阅读方式,有些修改显得不必要也不够贴切,损伤或破坏了原作、原译的风格,甚至出现了一些硬伤。比如,小说第五段就出现了一段修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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