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和他的年代(冯翔)(2)

　　1986年5月9日：“他给我们喊出来了”

　　随着《一无所有》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公开亮相，中国摇滚乐的生日已被普遍公认为1986年5月9日。

　　在正式演唱之前，担任这场演出伴奏键盘手的中央乐团音乐人梁和平已经在排练时被震撼过一轮。

　　如果说《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标志，梁和平就是为这首歌发出第一个音符的人。在拿到功能谱、按出键盘上的一个长音时，他还不以为意；等崔健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他骤然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知道，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期盼的“某种东西”。

　　崔健穿着王迪父亲的一件旧褂子，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上台演唱的形象，已被载入各种“改革开放30年”媒体专题的镜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内心的庆幸。如果不是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点头，这首带着明显西北风的情歌将就此湮没，再出头不知何日。

　　崔健抓住了机会，“百名歌星演唱会”是前后十年间中国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场音乐会。虽然有些人甚至刚听第一句就愤而离席，但王昆自有她的底气。她丈夫周巍峙曾担任过文化部代部长。

　　曹平演出结束去道贺时，记得崔健说了一句话：“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

　　“一无所有”之后，音乐界的气场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被惊到的主流人士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上头”发指令；地下音乐圈则暗自兴奋，或羡慕嫉妒恨，或决心奋起直追。曹平再也不说“崔健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了，下决心做了一名专教各种乐器技术的摇滚乐教师与研究者。

　　崔健的分量迅速变重。臧天朔曾大叫：“崔健看不起我？我剁了他的手！”——他很在意地以为崔健看不起自己。后来担任黑豹乐队主唱的秦勇则说：唱完《一无所有》，别人就只能跟崔健走了。

　　《一无所有》开始在社会上以野火之势蔓延，这首歌传到美国，有十年知青经历的艺术家陈丹青听得热泪盈眶。“这首歌是社会上所有苦逼和屌丝的心声，他给我们喊出来了。”2012年11月，陈丹青站在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回忆说。

　　这种传唱的范围也包括同行。有一天，曹平去孙国庆家，发现孙正在清唱《一无所有》。发现他来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拿这歌练练嗓子。至于后来孙因为在磁带中翻唱这首歌而被崔健指为侵权，则是后话。

　　需要强调的是：《一无所有》给崔健带来的社会压力远远高于赞誉。1987年初，已经从北京歌舞团独立出来的北京交响乐团贴出一张海报将崔健劝退，理由是他不务正业，耽误团里的工作。

　　当年年底，曹平盘算办一场崔健的演出。他找了北京一所大学提供场地，又自作主张定了崔健和每个乐手的演出报酬。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听说了，问：给崔健多少？他说：一百元。书记顿时勃然：怎么，他刚唱完《一无所有》就想应有尽有啊？这场演出就此夭折。

　　得知此事的崔健沉默了一阵，开口了：“我们这么多年创作，排练，谁给过我们钱？”

　　沉默和眼袋一样，是崔健的突出特征。多名与他相交几十年的朋友都证实这一点：崔健最愤怒的时候也不会大喊大叫，只会默默走掉。

　　直到1989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平生第一场个人大型演唱会上，崔健才开始回击。中场休息时，一位著名笑星扔下一句话走掉：这不就是一帮小流氓么？崔健听到了，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余名观众：“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帮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的话，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全场欢声雷动。

　　这一年，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在他一再坚持下，原本只需几天的录音过程反复磨了近一年。这盘磁带仅在四川省就订出40万盘。这还只是正版的数量。这张专辑，至今也被公认为崔健最经典的一张。

　　由于崔健是“个体户”，没有可供通信的地址，磁带里附着一张纸条：如有质量问题，请与中央乐团梁和平联系。梁和平成了崔健的邮递员。每隔几天，他抱着一堆来信去找崔健，两人同看。他逐渐明白了自己当初被《一无所有》震撼的缘故。

　　2010年左右，央视做崔健的人物专题，要采访梁和平。梁和平构思了几天，抓起电话打给了崔健：“你知道你像谁吗？我告诉你，你就像但丁，文艺复兴的但丁！”

　　“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艺复兴。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从承认自我、承认人性开始。崔健就起到了这样的启蒙作用。”梁和平发现，当年那些歌迷来信几乎没有人把崔健当作一个偶像歌星来崇拜，而是纷纷倾诉：他们从崔健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音乐理论家金兆钧则评价：《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全民。“当崔健变成一种自觉行动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代表这代人。”

　　今天的崔健谈到这里则笑笑说：其实，他的早期音乐充满了“行走”，都是在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这种东西可能比较受青年欢迎吧。”

　　1990年，崔健以“为亚运义演”的名义进行全国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演出结束后，巡演被叫停，原因是“现场煽动性太强”。(肖全/图)

　　1990年：“演出就此结束”

　　“同志，我来联系一件事儿。崔健要来郑州演出，想请咱们学校多多给予帮助……”55岁的作家赵健伟依然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在那个湿漉漉的早春。

　　1990年初，赵健伟是崔健团队的宣传员，拿着200元的月薪，帮崔健“为亚运会集资系列义演”打前站。第一站北京，第二站是郑州。大学是个大市场，他跑到郑州大学团委，想请他们帮忙在食堂这样的地方贴几张海报。那时，海报就是最有力的宣传手段。

　　值班的是个年轻姑娘。“崔健……好呀！他什么时候来？”答应得极痛快。

　　几天后，这个从小到大一直的乖乖女，给家里留下一张纸条，跟赵健伟坐火车去了崔健演唱会的下一站。今天，他们俩的儿子正上高三。

　　1990年对于摇滚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前苏联的摇滚乐之父，1962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三代韩裔移民、曾获得戈尔巴乔夫接见的音乐天才维克多·崔，在1990年因车祸早逝，年仅28岁。他的歌至今仍在俄罗斯传唱。

　　另一个是崔健。这一年，他发起了一场中途夭折的全国演出。这场前面挂着“亚运”二字，带有官方色彩的演出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本身也充满了悲喜剧。

　　“女子十二乐坊”创始人王晓京现在还很自得。去见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张百发那天，他和崔健迟到了二十分钟，还被接头的官员训斥了一顿：百发市长从来没这么等过人！

　　“张百发很欣赏崔健。态度很和蔼，说：‘感谢你们为亚运会做贡献……’”跟亚运会挂上钩，以便打开局面，这个创意最早出自崔健的父亲。

　　得到张百发首肯，演出团队很快搭建起来。王晓京做经纪人，赵健伟管宣传，崔健本人及乐队，北京市演出公司经理路建康担任团长，亚组委出了两名官员，再加上录音、混音师、舞美……浩浩荡荡四十多人，路线定好三条。首先是“西南线”，北京、郑州、西安、武汉、成都，回到北京休整一下；然后是“华东线”和“东北线”。

　　让王晓京自得的，还有跟亚组委谈判，帮崔健争取到了全部演出曲目。

　　“《一无所有》能有什么政治隐喻呢？那是一爱情歌曲，那是他给前女友写的；《解决》、《这儿的空间》是跟性有关的，《最后一枪》是给电视剧写的一个插曲，那个‘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意思就是‘让我死了算了’；还有《一块红布》，咳，他就拿块布蒙着眼睛一唱，您就让他唱了不就得了……”王晓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从1月28日的北京工体，到4月9日的四川省体育场，西南线演出的五个城市场场爆满，包括“全国演出最难搞的城市”郑州，和费翔演唱会只卖出六七成票的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