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和他的年代(冯翔)

　　【他，崔健】“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崔健和他的年代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兵马俑方阵、摩天大楼、毛泽东挥动巨手、抗美援朝的游行队伍、“小平您好”……

　　中国只有一个人会在演唱会上连环播放这些图片。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似乎暗示着演唱者某些挥之不去的情结。

　　他是崔健。人称“中国摇滚乐第一人”。

　　“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万众欢呼中，52岁的崔健略微弯曲的身影出现在幕布后面，挎着吉他，戴着一顶白色棒球帽。明亮的追光下，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浮现在黑色屏幕正中。这是2013年1月6日晚的西安，崔健2013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向信念致敬”。

　　幕布飘落，他出现在舞台正中，五千多名歌迷再次爆出一大片骤雨般的欢呼。他们心中那个一身绿军装，挎着一把吉他的长发青年仍在。他能召回他们的青春。

　　“向信念致敬”的名字是一个戴眼镜的络腮胡矮胖子起的，演唱会开始不久，他就开始挥舞双手，带着周围一群年轻人高喊“牛B”，喊得主办方负责人——西安音乐厅总经理曹彦恨不得冲过去揍他。

　　这个激动的胖子，是音乐厅的策划总监曹继文。兴奋的同时，他会不时履行自己的职责，把那些站到椅子上拍照的人揪下来。1990年，刚上高中的他就在崔健西安演出的观众群中。

　　在举办这场演出前，西安音乐厅做了市场调研，结论是：百分之六七十社会中层以上男性对崔健有或多或少的情结。但在路边做随机调查，崔健的知名度就急剧降低了。

　　曹继文坚持：这场演唱会，最有可能买票的，就是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向信念致敬”这个名字更有商业号召力。他说服了所有人，演唱会的海报也用了崔健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封面的那张红色头像。年轻，锋锐，桀骜不驯。那是二十多岁的崔健，也是一切年轻人的模样。

　　1985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1985年下半年，中国摇滚乐孕育期，整个北京地下音乐圈到处弥漫着深重的压抑感。包括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演奏员崔健本人。

　　压抑首先来自生活。这一年6月，“七合板”乐队被迫解散，它是中国摇滚乐最早的乐队之一，崔健是其中成员。解散时，它刚活动了不到一年，出版了一张以翻唱美国民谣歌曲为主的磁带。

　　团里的女书记找他们谈话：“你们要么在团里老老实实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找到乐队队长、北京歌舞团的琵琶演奏员文博：“你们搞这种音乐，要干什么？”

　　那是一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乐队解散几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掀起的大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被叫停，编辑部被迫写检查，收到的六万多封青年来信被集中销毁。

　　“七合板”的七名成员全部来自北京歌舞团，离开四五十块的月工资便无法生存。他们只能回去，继续“百鸟朝凤”、“丹凤朝阳”。

　　崔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忱的青年。“七合板”另一个成员杨乐强是崔健的多年好友，熟到对他和女朋友打架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今天他还记得，工作初期，崔健在一个清晨敲开他的房门，满脸兴奋地给他看一条满是兜和拉链的牛仔裤，刚买的。“怎么样？操，哥们儿现在更热爱生活了！”

　　当时的北京地下音乐圈，崔健虽然很被看好，但远不是一枝独秀。有潜质的人很多，有后来同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出场的孙国庆、王迪、丁武，有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的常宽，有英语娴熟又能及时获取西方摇滚资料的曹平、曹军兄弟，还有出自音乐世家的年轻人高旗、何勇……即使是在“七合板”内部，崔健也只是三个主唱之一，而且年龄最小。磁带的封面是七个人叠成四层人梯状的合影，身高一米七三的他在最右下方。

　　回到家，崔健要面对一个更加逼仄的空间。那是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栋筒子楼，他父亲单位空军军乐团分的一套老式两居室，没有客厅。崔健和一张桌子、一堆吉他、小号、乐谱、磁带，还有弟弟崔东一起挤在小屋，吃饭都要去父母卧室。

　　“那时候崔健真是一无所有。”认识崔健时，曹平不过是一个懂英文的导游，戴着墨镜参加各种音乐比赛，上台弹唱甲壳虫乐队的歌，还没有后来“中国摇滚传教士”的称谓。他说自己当时“特别不懂事”，崔健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从来都一屁股坐下。

　　中国第一代摇滚青年，几乎个个有被父母责骂的经历。“工作要丢了，你能干什么？这摇滚乐是美国的……那是美国！”

　　崔健的父母已经算宽容的了，从来没有给过曹平脸色看。但终于有一天，崔健阴着脸说：“今天我们俩不在家吃了，出去吃。”

　　两人站在河堤上，崔健开口了：“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这是崔健在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内独一无二的特性：他做原创。1985年开始不到两年时间，他已经写出了13首作品。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英文歌；也没有跟随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练吉他——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更不想做一个鼓手——每一支乐队都要争抢的稀缺人才。这正如他踢球的风格：速度并不快，技术也一般，但懂得跑位。他只是默默蹬着自行车，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理论，和坚持自学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英语。

　　当时的社会，有接受“一无所有”的深远土壤。“社会上人人都压抑。只要你有一首歌能让他们喊出来，就能火。搞摇滚乐的人也压抑，大家都憋着。盼着有一天能出来一个。”曹平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

　　与普遍存在压抑感的社会青年相比，大学生是中国摇滚乐另一群巨大的潜在受众。“每次到大学去演出，一开幕，学生只要看见台上的架子鼓就欢呼。”作家李克在《摇滚梦寻》中如此描写198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演出现场。

　　“那时候我们的确一无所有。”1983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就读于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李国庆(现当当网总裁)形容自己那一代大学生。“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口号就产生于北大。在高考升学率只有3%的1980年代初期，“天之骄子”对大学生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正面评价。这些目睹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又凭自己努力考上大学、拿到“国家干部”身份的年轻人，充满改造世界的使命感。那时候，他们与崔健相逢。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举办了一场音乐演出，主角是有外国留学生参加的ADO乐队。这支乐队的成员之一、马达加斯加人艾迪到今天还在为崔健的演唱会担任主音吉他手。崔健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当时还没有今天脍炙人口的“一、二、三、四”，而是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

　　演出到一半，来了几个扛着摄像机的老外，听说是CBS的记者，来拍“中国的摇滚乐”。杨乐强冲上舞台，把崔健扛到肩膀上，让他更高一点儿；何勇则和大学生们在台下喊：“他叫崔健！His name is CuiJian！”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崔健掉眼泪，也是惟一一次。”曹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崔健说自己早期的音乐其实是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崔健工作室供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