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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在李庄被发现。全匾共计384字，采用楷书雕刻，记载了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内迁李庄事宜、李庄罗氏家族对同济大学及其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鼎力支持，见证了李庄与同济大学间的友谊，歌颂了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精神。

关于匾文内容，宜宾市博物院、宜宾市政协等领域的文博专家和我的同事郭世佑教授已经作了初步考证。3月31日，郭世佑教授在澎湃新闻发文（以下简称“郭文”）认为，这块木匾是“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等于返沪前夕赠罗家祠”的，笔者认为这个时间点还可以说得更精确些。

匾文称：“今春，为便利工厂实习，暨与本大学密切联系计，筹议迁校，校长祝君逊蓝以该校历年节余暨增班经费一百六十余万，度地李庄镇之囗官山，兴建新舍……”。也就是说，在偌大的同济大学系统，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已经于“今春”迁到一个叫“囗官山”的地方了。成立迁校委员会、酝酿整体迁离李庄“复员”上海，则是在其后的1945年10月。

被张氏族人收养的罗南陔嫡孙、年过七旬的张明旭说，李庄的确有个叫“官山”的地方，原来当地人一般都称之为“棺材山”的，就是埋棺材的乱坟山，后来才叫“官山”的。4月2日，宜宾市博物院在“关于同济大学附职校感赠罗南陔匾的研究”中，已经明确“官山”前这个“囗”为“上”，从而明确了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临时校址就在“上官山”。张明旭进而解释说：李庄镇在长江南岸，地势由低渐高，“官山”也因此分为“上官山”和“下官山”，靠近长江的叫“下官山”，地势渐高的远处就叫“上官山”，那里的确有不少同济大学建筑。

笔者在张明旭及宜宾市翠屏区政协主席、李庄产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黄继军等陪同下前往“上官山”考察，果然发现这里至今仍保留着诸多简易历史建筑，这也和同济大学在官山建有部分校舍和教授住宅的记载相吻合。综上分析，结合匾文内容，可以肯定，这块木匾是1945年12月同济大学在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已经迁往官山时赠送给罗家祠的，但距离同济大学最后“复员”上海尚有些时日。

虽然同济大学是比较早地通过“同济青年广播新闻社”得知抗战胜利消息的，但见过大世面的徐诵明预料：在上海的校舍已毁于日军战火，偌大同济大学系统要想在上海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绝非易事；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虽“行将复员沪滨万里之东”，但也不可能短时间内离开李庄。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据翁智远、屠听泉著《同济大学史（1907-1949）》，带领同济大学“复员”上海的徐诵明1946年6月才开始在上海履职，整个同济大学直到1946年12月才开始有学生陆续回到上海，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在江湾魏德迈路（今为邯郸路）落户更是其后的事。可以说，虽然徐诵明早有预料，但在成立迁校委员会的两个月即1945年12月说的“行将”竟然是整整一年，肯定出乎他的意料。所以，说这块木匾是“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等于返沪前夕赠罗家祠”的，逻辑上没有问题，但即便是从1946年6月算起，这个“前夕”未免显得长了些。

但为什么已经借用罗家祠两年的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要下定决心新建校舍，离开罗家祠呢？仅仅是官山比罗家祠更近李庄，“为便利工厂实习，暨与本大学密切联系”吗？或者还包括“增班”因素？其中可能另有隐情。

有一点值得关注，在经济落后的战时内地农村，整个李庄罗氏家族成员不可能都赞同罗南陔租赁祖祠“不受租金”做法的。“今春”即1945年春之前，罗家祠租约或口头约定或已到期，同济大学为了给罗南陔“减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不想继续在罗家祠“将就”，决定迁离在官山新建校舍。当然这其中肯定也包含校舍更近李庄镇，有“便利工厂实习，暨与本大学密切联系”等因素。

1941年6月，罗南陔（前左一）出席李庄各界庆祝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

但年已八旬的罗南陔孙女罗铭丁则认为，上述所谓关于“隐情”的推断不确。她回忆，罗家祠表面上虽属整个罗氏家族，但实际上是祖父罗南陔在“奉养”。她记得1947年分家时，祖父就说黄家坝（罗家祠堂所在地，今属沿江村）的40担租子（田）不能分，那是供养祠堂的。既是罗南陔在供养，那祠堂收不收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租金都是他自己的事，与家族其他人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因而不存在“压力”一说。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李庄的知名人物，带头张开双臂欢迎“同大迁川”的罗南陔和同济大学之间关系之密切非同寻常。民族大义之外，具体细节可能更温情动人。这就有待于进一步的档案发现和深入研究了。

关于匾名问题，笔者也有话要说。宜宾市博物院称该匾为“同济大学附职校感赠罗南陔匾”，还可以更精炼些。今同济大学史研究者一般称“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为“同济高工”。这样的表达简洁易记，同时也突出了“工”，和同济高工在南京的文脉继承者：南京工程学院、南京工业大学的客观存在相呼应。南京工程学院档案馆馆长、南京高校档案协作组组长王玉秋从笔者处得到消息后还赶到宜宾，参与了全程调研与寻访。

宜宾市档案馆藏祝元青1946年6月签发的同济大学附设高工毕业证书。 宜宾市档案馆 提供

作为匾文起草者，“匾中人”之一的徐诵明（1890-1991）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人，同济大学第13任校长（1944-1946），也是李庄同济大学三任校长中的最后一任校长，在该匾中是代表同济大学的，同济大学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复员”上海的。

新昌县委副书记孙建焕日前告诉笔者，徐诵明故居已被当地政府登记为历史保护建筑，目前保存完好。闻讯专程从北京赶到宜宾的画家徐冬冬是徐诵明外孙，曾长期和徐诵明生活在一起，对徐诵明这个“老爷子”充满感情。

徐冬冬表示，匾文落款刻有“轼游”，这正是老爷子的字，确定无疑；之所以“字轼游”，是源于老爷子对苏轼、陆游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认同。徐冬冬还说，此次入川前几天曾和导演张艺谋茶叙。张艺谋说，当年我见过徐老爷子的，当时老爷子已经100岁了，见到我还站起来打招呼，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度真令人佩服。

匾文书写者，祝元青时任同济高工校长，代表同济高工。祝元青（1899-？），字逊蓝，江西南昌人，192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科，1942年起任同济高工主任（1945年起称校长），直到1949年离任。抗战全面爆发后，同济大学在宝山的校舍毁于日军战火，祝元青全家随同济大学西迁，后来成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祝希娟就是在1938年1月生于同济大学西迁所经过的江西赣州，后来又随父母在李庄度过童年的。1946年春，罗南陔七女罗菡芬和同济大学土木系毕业生洪慰德结婚时，祝希娟还是婚礼上的花童。目前她定居深圳。当然，这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这块匾是徐诵明偕祝元青以“同济大学”名义赠出的，不是“同济大学附职校”。如仅仅是“同济大学附职校”是不需要徐诵明署名的。

此外，这块木匾不仅仅是同济大学赠给罗南陔个人的，也是赠给以罗南陔为代表的当地整个罗氏家族的。按照中国内地农村的习俗，这块木匾被罗南陔接下后无疑是悬挂在罗家祠显著位置，而不是罗南陔个人家中的。这一点，和罗南陔另一嫡孙罗亚新及廖建麒先后提供给笔者的相关视频中宜宾市部分文史专家在罗家祠现场的研判相吻合。

作为李庄文化抗战研究和宣传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宜宾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宜宾市政协原主席葛燎原在接见笔者时甚至表示，这块木匾不仅是送给李庄罗氏家族的，更是送给整个李庄的，一语中的。

宜宾市副市长王力平（前左五）和徐诵明外孙徐冬冬（前左四）、罗南陔之女罗幼梅（前左六）等来自北京、宜宾、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匾中人”后人及专家学者在“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前合影。 宜宾博物院 提供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匾名改称“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不仅重点突出、简洁易记，更契合匾文中心思想；强调了同济大学和李庄之间的关系，宣传了“中国李庄”；既肯定了以罗南陔为代表的李庄整个罗氏家族乃至李庄百姓，更彰显了民族大义，完美地体现了李庄接纳同济大学的初衷：“盖安定同大（即同济大学），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很高兴，笔者的上述分析得到了有关方面领导和专家学者及“匾中人”后人的认同。

经上分析，笔者还认为，李庄可能再无第二块类似木匾。这点和郭文存有分歧。郭文称：“根据敝人的判断，同济从李庄顺江返校之前，校长徐诵明等可能对工学院驻地东岳庙、医学院所在地祖师殿等均留有类似的文字”。实际上，正因为“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是和“同济高工从罗家祠迁往官山”这个特定的背景紧密关联的，而已有李庄同济大学史的相关研究表明医学院、工学院等在李庄期间院址未发生变更，所以类似的木匾在李庄也有可能只是个别的。何况，作为对李庄的整体答谢，1946年4月，同济大学在校本部禹王宫曾专门组织过一场隆重的离川公演。既然如此，这块木匾的价值就更加凸显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校史馆馆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