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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中国人的底线》部分作品试读(5)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08日14:39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蒙

  反过来说,所有的士人都在求官求仕,修齐治平,满门忠烈,死谏死战,人人都成了救亡义士,也只能形成政治的膨胀与爆炸,政争的人为的急剧化、尖锐化,使国家愈发不可收拾。这里需要的是有一点社会分工分流的观点,让玄学与名士风流作为学术的一个流派、知识分子的选择的一种、人生的可能性的一种的探讨继续下去。那么,它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宗教、哲学、生活方式、心理活动方式的丰富与发展会起相当的积极作用,而决不会成为对朝廷的精神污染或对政事的危害。

  至少,这可以给从政无望或政见有别的士人以自娱自解的可能,免得大家都怀着必死的壮烈挤到同一间小屋子里。这也有助于那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平衡和成熟。这就好比马牛羊鸡犬豕各有各的功能,如果以单一的御事或者司晨或者剪毛的标准来要求一切家畜,当然是自找麻烦,自树敌人,窒息万物生机,不可思议。

  这里我用了“知识分子”一词。古代中国的士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候补官员或候补政治犯,这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如果轻易地以欧洲标准来衡量,可以轻易地判明“中国没有知识分子”,正如断言中国从来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市场,没有科学与学科,没有音乐也没有体育一样。用欧洲的定义来衡量,中国是什么都没有。现在有些海外新移民便喜欢出这一类的大言以制造黑马效应,比如说中国从来没有诗人而只有政客,或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而只有妓女。但这种断言既无聊又蛮横,在本质上,它与以绝对化的中国标准、中国定义去衡量、断言欧洲人都是“无父无君”的红毛鬼、鬼佬一样;或者与以另一种参照系要求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个个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一样。士就是中国式的知识分子。魏晋时期的名士风流,就是中国古代“士”的个性解放。中国的历史太丰富了,读起罗书来也如行于山阴道上。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过这样有趣又有货色、有见地的书了,乃草此文。班门弄斧,现趸现卖,捉襟见肘,识者哂之。

  5.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

  当我在商店里看到店员与顾客的恶言相骂,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乘客之间的恶言秽语,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诸如对于制造假药、假农药,捕杀大熊猫、白天鹅,砍伐电线杆、盗卖铜线等罪犯的审判,走到街上看到一座座新盖好的楼房玻璃被顽童打碎,一个又一个公用电话亭被捣毁,还听到一些出国人员——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官员——在洋场大丢其丑(如住一个晚上就把旅馆房间冰箱里的饮料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行李箱里),这种种时候,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这些现象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是孔子还是老庄?是神宗还是道教?谁主张过这种野蛮、自私、损公害己?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问题,究竟有多少针对性?是否有的放矢?我们讨论、争论的对象到底还留存了多少?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大众,特别是青年大众之中,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传统文化?尤其是究竟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孔孟之道、程朱之学、诗书礼乐、琴棋书画、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四维八纲、正心诚意……现在到底还剩了多少?

  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主义虽然不同,毕竟还是文化,毕竟还都有一种或曾有过、可能有过的规范的作用,协调的作用,凝聚的作用,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引导人类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作用,以至升华的作用。因此,一种文化固然可能逐渐暴露其陈旧鄙陋、束缚人的发展之处,仍然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不能或缺。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其历史内容阶级内容各异,其献身理想的文化精神则一。

  呜呼,而今呢?

  何况文化中还有许多超出主义、超出社会制度的制约的内涵。比如语言文字,比如科学技术,比如某些文艺形式与审美特性,比如某些民俗风习。这些东西更多的差别在于民族性、地域性,而不在于时代性和社会性,它们的存在正是与之不同的文化形态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它们的差别主要是横的差别不是纵的差别。有了差别才有了特性,有了特性才能算文化。它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主导意识形态下存在和继承,相安无事。它们又能有多少罪孽!

  文化的对立面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另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这就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的传统,“绝圣弃智”的传统,耍光棍、耍流氓的传统……前者如果表现为士大夫文化以及宫廷文化、庙堂文化、乡绅文化,后者则表现为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中间还有市民文化之类。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同样是源远流长,历史上,它们常常大模大样地走进农民起义的队伍,打出革命或新潮的大旗。刘邦与项羽就以烹父的流氓的故事脍炙人口。“刘项原来不读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把这句诗又弄得行时起来。另外则是“书读得愈多愈蠢,愈反动”。

  首先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历史是文盲比文明多。无文化的传统说不定比文化传统还要强大。其次历代政权更迭靠实力而不是靠文化。事实上,“霸道”总是比“王道”厉害得多。朱元璋的御批里常带粗话。粗话变成佳话,老粗与权力相靠拢。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出现的也是诸如“油炸”“火烧”“砸烂”之类的字眼。再次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太古老、太衰败了,需要一个大的改造和再生。许多年来不绝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文化传统不如说是无文化与非文化的传统,一些民间流行的文化观念与其说是证明了文化传统不如说是证明了无文化的传统。“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些都有明显的破坏性,而居然也被社会所接受。后来又发展成“活着干死了算”,一副亡命徒相。“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压根儿就非法理、非道德、非一切行为规范,如今又成了一批无文化而有“商品意识”的人的信条。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没眼的”,反文化一直比文化还要行时。当然也有另一面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一忍百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不见经传而至今活着的“箴言”,究竟应该算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无文化呢?这种破坏性、冒险性、讹诈性与奴隶性,这种敌视文化的特性,终于愈演愈烈酿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说起批传统文化来我们的调子始终是够高的。批胡适、批俞平伯、批孔、批儒;批《武训传》、批海瑞、批道德继承论;批梁漱溟、批梁思成、拆城墙;消灭地主阶级,取缔会道门;批“温良恭俭让”。历次运动中鼓励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早把孔老二丢到了茅屎坑。一直到进行了远远比港台以及海外走得远得多的文字改革……这中间,有的该做而做得急了,有的该做而且大体上也做得好,做得适时,有的却有点不该做。但无论如何,什么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手软过呢?

  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而且有武器的批判。不但消除了地主阶级而且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器。不但消灭了“变天账”也消灭了诸如家谱、宗庙之类的东西。但传统文化的阴魂似乎仍然不散。阿Q主义没有散,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没有散,赵太爷的“不许姓赵”也没有散。正在出现新的腐败现象。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但愿人们把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讨论——至少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引导到封建与积累的健康方向上去。能不能先请各种各样的“文化”(只要是真正的文化)之争降降温,先联合起来讨论一下诸如扫盲、讲卫生、职业道德、爱护公共财物这一类较少争议的问题呢?

  6.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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