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在长治（节选）(2)

　　“这样的情况很不错嘛。”说话间，田家英拿起一本《毛泽东选集》，翻阅到《关于重庆谈判》一文，对身边的刘开基副省长、赵军书记他们说：“你们看，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就讲到了，你们所处的太行山上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党是个‘有鱼有肉’的好地方，蒋介石要和我们争，阎锡山也要与我们争，结果一场上党战役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上党战役中的陈赓、陈锡联、陈再道‘三陈’将军打出了我党战略战术上成功的气势，从此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奠定了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有利地位。当时，如此的有利形势下，主席在重庆谈判的话语权分量由此可以显见啊。”

　　“学习《毛泽东选集》要学出情感，学出精神，我认为田主任说的这篇主席的文章就是情感，就是精神。我们常常说上党的事情，作为上党人如果都不能深入地学习和了解其中的缘由，哪能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回去后，就应该让大家好好学习，领会主席著作的精神。”刘开基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讲。

　　田家英对《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发行是有很深情感的。1950年起，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到第四卷，田家英自始至终参加编辑工作的全过程，选集中注释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先后有中宣部、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的一些同志参加。他还负责出版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和组织外文翻译工作，每一卷出版后，他都写评价文章或代新华社起草篇目介绍。1953年底，田家英就《毛泽东选集》三卷本的出版发行，特意撰写了《毛泽东同志论抗日时期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到全国。这其中收集、审改、编辑工作的艰辛和呕心沥血的反复校验是其他没有编辑过书的人难以体会到的。1960年10月国庆期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全国的发行，使田家英更是有一种别样的高兴和欣慰之感。

　　此时，就在大家全神贯注地谈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行情况时，中央工作组的王原同志在书店南区的“根据地书籍专柜”里，发现了田家英早年在延安时期编写的《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一书。这部书是由晋东南根据地的“太行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白色的麻纸封面设计简洁明快，鲜红的中国地图和书名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当王原将这部《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一书拿到大家的面前时，田家英非常激动。

　　“不容易啊，是在这里找到的吗？太不容易了！收藏的乐趣就是这样，让你在未知中一直苦苦寻觅奇迹的发现。战争年代出版的图书，我的藏书里都没有这本书，今天在老区长治的书店把它找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战火硝烟中，她在太行新华书店出版，20多年后我又在太行老区与她见面，可谓‘生离死别’，读者没有将她遗弃，亲切啊！今天的这些事是偶然，是必然，还是缘分？说不清楚啊。”

　　“重大收获，给你钱，快快买下，快快买下。”田家英激动地一边从上衣口袋掏钱，一边对王原说道。

　　“九角钱，我早给售书员了。我本想你自己出版的书你自己一定有，就打算买下这里仅有的一本，我好收藏学习，不承想你也没有，那现在的她，只有是您的了。”

　　“哈哈哈……”在书店里的同志们此时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日在长治书店“淘”书，田家英他们还买到了延安时期与他处过事的《解放日报》总编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国科学院郭沫若的《文物二三事》等好多本他喜爱的书籍……

　　离开书店时，王原帮田家英拿着书，在回晋东南地委招待所的路上，大家见田家英步伐轻松，脸上挂着收获后的笑容和满足。

　　方言翻译小插曲

　　几天的潞城魏家庄调研，除了中央工作组和地委赵军书记等六七位工作人员常常陪伴在田家英身边，这日，有一位地区畜牧局的王荣先也来到了调研的人民公社工作现场。

　　王荣先女士的到来，是因为田家英在潞城人民公社的农村调研中遇到了地方方言听不懂、听不明白的问题，影响了调研工作质量。王荣先的工作任务是要做田主任方言土语的“翻译”。

　　78岁的王荣先老人回忆说：那是1961年秋，晋东南地委组织了工作队，分布到各公社搞农村调查。地委书记赵军是总队长，常驻潞城县指导工作。后来，田家英同志奉主席指示来到晋东南地区做人民公社调查工作，了解有关人民公社的问题。

　　田家英来到潞城县，他需要接触人民公社大队里的老百姓，即当时所说的基本群众，可是，在真正与大队里的老社员交流时，往往听不懂潞城的方言和俚语，很多时候，老百姓也听不懂他的四川普通话里夹杂着的四川方言，局面尴尬。

　　一天下午，魏家庄的魏王歧主任在讲到战争年代根据地八路军的一个故事时，用潞城方言土话说：“八路军，一个人赶着一头驴。”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们听着他的发声，却音译成了“八路军，一个营跟着一个旅”，老主任讲的故事内容和意思全变了，语言沟通过程，双方对话出现许多“偏差”。

　　在场的地委赵军书记见此状况，当晚回到地委，就安排让陪同田家英中央工作组一同下乡的晋东南专署农林局长王培发为田家英找一个“方言翻译”，关键时刻避免产生误会，以便和老百姓更好地交流和沟通。

　　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文化水平高，身份特殊。地区领导为他选拔翻译时非常慎重，不仅要考虑有文化，懂潞城方言、会讲普通话、会四川话，更主要的是政治觉悟要高。

　　笔者采访的王荣先老人，当时在晋东南专署畜牧局工作，祖籍是北京，会讲普通话，多年的地方农业畜牧工作经验使她又懂潞城方言土话。经赵军书记批准同意，她正式随田家英下乡，做了他的方言翻译。

　　地委领导给规定的纪律是：主任说啥，你说啥；他问啥，你答啥；不要乱问，不要乱说；翻译方言时要明了，表达流畅准确。就这样，王荣先就随田家英他们的中央工作组来到潞城县漫流河的魏家庄人民公社，给田家英当起“翻译”来。她把社员的潞城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告诉田家英，再把田家英的四川普通话翻译成潞城方言告诉对话的社员。                   

　　在潞城人民公社调研期间的田家英常穿着一身灰色中山服，头戴鸭舌帽，说话很和气。他很有修养，他的言行举止都表现出关心农民、同情农民、爱护农民的高贵品格。

　　在魏家庄公社，田家英、王原、裴润、王培发、王荣先等人，每天都在一起访贫问苦、深入群众，倾听老百姓的声音，特别是贫下中农对人民公社有何看法、有什么要求。那时候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造成的三年灾荒的第二年，部分社员生活已苦不堪言。不少人因饥、寒、贫、病身患浮肿，卧床不起，有的家庭因缺粮而断炊，农村形势不容乐观。

　　一日，田家英他们一起来到社员农户家里吃派饭，这顿派饭只能喝一碗由高粱壳、粗谷糠、玉米芯混合磨成的淀粉稀糊糊，没油少盐，很难下咽，就这种饭也喝不饱，尿两泡尿，就又饥肠辘辘了。困难时期，这样的派饭，也盼着能喝饱肚，以至每餐都把沾在碗上的糊糊舔净吃光。按国家规定，每人每天给派饭户掏8两粮票、2角钱，3人加起来应该是2.4斤粮票、6角钱。但田家英不让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出钱，由他一人给，每户都是给3斤粮票、3元钱。由于很同情社员，他说：“社员太贫困了，能多给就尽量多给点吧。”当工作人员坚持还给他粮票和饭钱时，他却说：“基层干部太辛苦了，就那么点工资和粮票。你们不用还给我，我总比你们工资要多些。”

　　王荣先回忆说：“当时，魏家庄人民公社搞得太大，这里的农民真是苦极了。在那里我所见到的是人人贫穷，家家喝稀糊糊。农民几乎都是黄干饥瘦，有些人走路东倒西歪的。有些队里的牲口都饿得难以四蹄站立，倒在地上起不来，饲养员只好想办法用一条麻袋，放在牲口肚下，四角拴上绳子，把牲口吊在木梁上，以延续其生命。

　　还有一次，田家英他们的工作组被派到一个瞎眼老太太家吃派饭，其实老太太是老花眼，不是全瞎。她熬的糊糊怪味难闻，喝到嘴里很难下咽。这个家庭非常可怜，除老太太外，还有一个10多岁的小孙女，女孩藏到房屋的犄角旮旯里，不敢见人。

　　田家英感到奇怪，就与老太太攀谈起来。经过王荣先的翻译，方知这个家庭很困难，除破落的住房和供应的粗糠糊糊面，炕上一卷破被褥，炉台上两个小锅、两三个饭碗外，其他全无。老太太用悲伤和很不满的语气说，她的儿子、儿媳不久前因饥饿贫病倒地而死，留下这么个小孙女，饿得皮包骨头，还得我瞎老婆养活她……她才念了二年级，就因没钱交学费上不了学，辍学后她感到害羞，没脸见人，就整天钻在家里不敢出门……

　　田家英当时听得流下眼泪，他问老太太：“念一年书得出多少学费？”老太太说：“得三四块钱呢！”

　　田家英站起来对老太太说：“大娘，你还是让孩子上学吧，她年纪还小，不能再当睁眼瞎了。她的学费由我出。”说着从身上掏出20元给了老太太：“这是20块钱，是你孙女的4年学费，让她读完六年级以后升了中学我再给她交学费。”老太太瞪着看不清的老花眼，大半天才伸出双手颤抖抖地接住20元钱。坐在炕角上一言不发的小孙女，这时扭过她那瘦小的脸蛋，两眼流出泪水，脸上显出一丝希望的笑容。

　　在工作组快离开魏家庄公社时，田家英他们在池后村妇联主任家吃了一顿派饭——“三合面汤”。三合面汤就是玉米面、豆面与很少的一点点白面糅合在一起做成的面条汤，当时的口感真比山珍海味还要香。她有意为工作组改善生活，饭里放了调料、加了葱花，虽说没有油，但就这，工作组每人都喝了两大碗。这是田家英、王荣先他们在魏家庄公社惟一一顿喝饱肚子的“三合面汤”。

　　大约四五天时间，田家英基本上掌握了魏家庄公社的情况。他建议赵军书记给魏家庄公社免去征购粮8万斤，同时，将这个管理跟不上的大公社化整为零、一分为三，便于工作，便于领导社员发展生产渡过灾荒。

　　　　(摘自《毛泽东秘书在长治》，田秋平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