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在长治（节选）

　　　　一本《中央工作组情况笔记本》在长治的偶然发现和收藏，引出1961年中央工作组在晋东南长治县高河人民公社小宋大队进行调查研究的信息，人们由此得知，中央工作组是由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亲自带队来到长治的。本书作者翻阅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党史、地方史、文献档案等相关历史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史料中田家英的名字却是只言片语，鲜有记载。为在历史碎片中努力将中央工作组开展人民公社调查研究的事实还原，本书作者历时近10年时间，对长治县小宋、潞城魏家庄、平顺西沟、太原等地方的多位当事人进行了采访，收集到当年与田家英一同来到长治调研的裴润、马仲扬、逄先知等回忆资料，并多次到北京拜访田家英女儿曾立、曾自，同时收藏采集到人民公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多幅旧照。故此，有了“家英足迹踏长治”、“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锅饭的大讨论”、“西沟拜访李顺达”等32篇田家英在长治的故事，并以长篇纪实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古城小憩逛书店

　　从小宋大队回到长治城里的这天晌午，大家吃过饭后，田家英理完发，又在地委招待所大澡堂与王原、裴润、刘开基、赵军等洗了个热水澡。多日在田间地头的尘土洗去后，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们个个身上舒坦轻松了许多，也精神了许多。

　　中央工作组从来到长治去小宋大队搞人民公社调研已暂告一个阶段。多少天来，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公社的调研工作中，都还没有得以闲下来进一趟长治城逛逛，古老的长治城啥模样？他们一概不知。此时田家英的“淘书”之癖在脑海中打转，对他来讲，城市的模样眼下看不看并不当紧，但老解放区长治的书店是需要逛逛、看看的。

　　从澡堂出来，在地委招待所二楼房间里，他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一边将洗漱用具放在床铺对面的书桌上，迫不及待地询问一同来到他房间的副省长刘开基：“刘省长啊，长治的书店在哪里？离咱们住的晋东南招待所远不远？我想逛逛去。”

　　突如其来的这一问，让刘副省长赶忙扭头看了一眼地委的赵军书记，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赵军书记说：

　　“噢，长治城里有两处书店，一处是南街的老新华书店，一处是市里老东街十字路北的东街书店。南街书店比较近，那里的书多，规模也大，楼上楼下两层全是书，从咱住的招待所出去往北有一条巷子叫狮子街，进巷子一直向西走穿过炉坊巷，右手一拐弯50米路东就是，没有岔道。一会儿，我带着田主任他们去吧。”

　　“赵军书记是老长治了，在此工作多年，比我熟悉长治城，让他领着咱们一起去吧。”田家英身后的刘开基接着赵军的话说。

　　“那好啊！咱们今天就先去南街书店，说走就走。10多天没有一本新书看看，心里怪憋闷的，读不到书如同吃不到饭，感觉是一样的‘饥饿’难受。所以我们好说一句话，读书学习是一个人的精神食粮，缺少不得！”

　　“田主任说得有理，很在理啊。”刘开基和赵军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说话间，田家英他们走下地委招待所的二楼，徒步向老城长治书店走去。

　　田家英一生喜欢读书，更是寻书、购书、藏书成癖。

　　他少年在成都时，初中没有毕业，母亲病故，由于生活的窘迫早早地辍学，在一家药铺当了学徒。无论做什么，他总是抽空读书学习。学有所思的他，当时就将买卖“生意”的“意”做了自己独特精辟的解释。他常说，无论做何生意都需要用心深解一个“意”字，那就是“做买卖的生意人站立着说话还必须打动顾客的心”，你做的买卖方才能赚到钱。抗战开始，16岁的田家英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但他工作之余苦读书、善写作，诸如《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常常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多年坚持不辍，持之以恒。特别是1948年在西柏坡跟随毛泽东做秘书以来，为当好主席秘书一职，他深感知识的匮乏，更是如饥似渴地读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不断地吸取新知、探求真理。田家英为能多读书，就学会了“淘”书，他那股“淘”书的劲头每一位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也难怪中南海里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田夫子”。解放初期他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期间，家住西郊万寿路，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他进城逛书摊串书店的身影。

　　文化古都北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琉璃厂、西单、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处都是古旧书店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田家英经常光顾。常来常往的他和书店的老板很熟悉，琉璃厂松古堂的老板就经常帮助田家英选购一些古籍善本，有时还将书店新购进的书籍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提供给他急需使用和参考的版本。田家英对这些书店的家底也摸得很清楚，常常径直到书库中去翻找，一门心思扑到书堆中，忘记一切疲劳和烦恼。他在高高的书架上一格格搜寻，或到旧书堆里东翻西找，为了“淘”出一本执意寻找的书，他会不辞劳累地把旧书一摞摞地搬来移去，不顾手上、衣袖上沾满尘土，有时意外地发现一本有价值的书，他会像孩子似的高兴。

　　多少年来，田家英寻书、“淘”书不仅限于北京，他外出开会或去各省搞调查研究工作，每到一处总要先询问哪里有书店、书市。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文化名城的书店书摊他几乎都转遍了，每次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他总像“孔夫子搬家”，收获的全是书。中南海永福堂他的住处书房里，10多年藏书达数万册。

　　老城长治的新华书店，是在晋东南根据地的“太行新华书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抗战时的“新华书店”，最早诞生在晋东南根据地时期的黎城山区。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在沁县成立，我党的重要报纸《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发行。1940年9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在黎城南委泉村开设“新华书店”门市部，由徐晨钟负责，这是晋东南根据地第一个以“新华书店”命名的专门做图书报刊发行的机构。这年10月20日，由于日寇的扫荡，新华书店门市部随八路军部队撤离，前后仅存在不到30天，但从此以后报社出版发行的图书开始沿用“新华书店”的名义。同年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在麻田镇东大街路北一家染房的旧址上再次挂上了“新华书店”的招牌，共有4名工作人员，赵国良为负责人。当时，他们除坐店售书外，还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机关、学校、村镇搞图书的发行，并兼营文具等。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又根据北方局的有关要求规定，在1941年5月5日“新华书店”发行部成立，同时下设了太行、漳北、晋东、晋中、冀西分店。1942年元旦，“新华书店”华北总店在辽县岭南村挂牌成立，经理杜毓云，副经理王显周，下设经理部、编辑部、发行部、印刷厂等机构。这一时期，“新华书店”华北总店出版发行的图书有《毛泽东论文集》《论持久战》《唯物辩证法》《小二黑结婚》等以及多种学生课本。1943年10月在根据地内的华北书店合并到总店，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从1940年到1944年，晋东南根据地的新华书店共出版发行各类读物数万册。

　　庆祝长治解放的1945年10月8日这一天，也是长治城内“新华书店”挂牌的同一天。这是中央北方局的精心计划和特意安排，经营的总方针是：“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两个杆子，哪个杆子也不能丢。”

　　在老城长治南街路东有一处占地面积350平方米的两层灰色楼房，上下共14间，一层数十个书架上陈设各类图书10万册。书店大门顶端红色的“新华书店”四个浮雕大字异常醒目，南来北往的人们远远即可望到。此处就是长治城解放后我党“打进”城里的第一座“新华书店”。

　　从地委招待所到南街书店，大约10多分钟的时间，田家英他们就来到了这里。

　　进入书店的大门，田家英直接来到柜台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发行专柜，问售货的书店社员，从去年《毛泽东选集》四卷发行以来的社会反响和每天的图书销售数量。售书社员说：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从去年国庆节开始发售的，地区的领导还在英雄台广场举行了《毛泽东选集》发行大会，在英雄街举行游行大宣传，声势浩大，全市的人民公社都在庆祝。”

　　“我们柜台里的《毛泽东选集》是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集体购买的多，一订就是数百套，一天最少能售出去二三百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