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优质剩女吕碧城主笔《大公报》 实现女性自立(4)

　　首先，虽然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主张开启民智等方面，两人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又有着区别。英敛之本身是满族正红旗，妻子淑仲则是皇族，所以英敛之虽然主张变法维新，但是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而吕碧城对清政府毫无好感，相反，却对激进的革命党人抱有深厚的理解和同情。1912年，溥仪退位，帝制瓦解，吕碧城欢喜于民国之建立，曾赋诗云：“莫问他乡与故乡，逢春佳兴总悠扬。金瓯永奠开新府，沧海横飞破大荒。雨足万花争蓓蕾，烟消一鹗自回翔。新诗满载东溟去，指点云帆当在望。”

　　其次，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敛之受康、梁影响很深，与梁启超来往密切。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也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先后携妻儿避难于香港、越南，最后才落足天津。他在1899年8月发表于澳门《知新报》上的《党祸余言》中说，自己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也因为如此，他对在戊戌政变中向荣禄告密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深恶痛绝。1905年，《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激怒袁世凯，袁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而英敛之亦利用手中的笔奋起反击，连发数文，反使报纸销量骤增。袁世凯转而采用拉拢的办法，均遭到英敛之拒绝。而吕碧城和袁世凯素无过节，相反，对于袁世凯的襄助女学之举，她颇有好感，对于袁的胆识才干，她也甚为欣赏，也因此与袁越走越近，直至出任袁的总统府秘书。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对于政局感到疏懒的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先后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6年，英敛之病逝，次年，辅仁社改为辅仁大学。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其间，尽管英、吕二人恢复了往来，互通书信，吕碧城还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敛之，但相比于当日津门初见时的言笑晏晏、相谈甚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天津时，在英敛之的介绍下，吕碧城结识了前辈严复，并拜在其门下，听授名学(逻辑学)。严复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谈道：“吾来津半月，与碧城见过五六面，谈论多次，见得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谈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对于当时吕碧城在新旧两种文化圈中所遭遇的一些尴尬困境，严复亦怀同情之心：“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嫉之如仇……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着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作为长辈和过来人，严复曾劝说吕碧城“不必用功，早觅佳对”，吕碧城不但不以为然，还有“不嫁以终其身之意”，令严复怃然感叹，并说吕碧城“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严复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曰：“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吕碧城行事一向以果敢且不遵礼法而著称，对于自由婚姻却是如此看法，让人有始料未及之感，这也恰恰说明吕碧城看待任何事物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是非常理性的。

　　也恰恰是这种清冷的理性，使吕碧城一直对感情抱着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虽然因为美丽聪慧，才华出众，少得大名，而又性情豪爽，喜交际，她身边一直不乏怜香惜玉的护花之人，但却鲜有人能够惹起她的情思，让她愿意交付身心，这其中就包括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袁克文，号寒云，与张伯驹、张学良、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他幼年即拜名士严修、方地山为师，不喜政治，却颇有名士风范。长诗文，工书法，擅昆曲，爱好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其妻乃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梅真，温柔娴淑，工书法、诗词，也是一位才女，与袁克文结缔之初，夫唱妇随，琴瑟和谐，一度非常恩爱。

　　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儿子，却反对父亲称帝，曾作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因此被父亲软禁；他屡遭兄长袁克定的陷害，深怀煮豆燃萁之悲，常自比为三国时的曹子建。袁世凯称帝后，他特意刻“上第二子”印，以表无意争夺太子位，希望消除兄长猜忌；避居上海时，他拜青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后来声震上海滩的杜月笙只是“悟”字辈，比他还低两辈。袁克文一生风流倜傥，爱美惜才，结识了无数风尘女子，去世时众多青楼女子亲到灵前为他戴孝哭丧，亦堪称一大奇景。

　　当日秋瑾被俘，官府抄检她的住处时，发现了她与吕碧城来往的书信，又兼吕碧城曾经在秋瑾所办的女报上发表文章，于是欲派人抓捕吕碧城。严复曾说吕碧城“自秋瑾被害后，亦为惊弓之鸟矣”，吕碧城也说自己“几同遇难竟获幸免”。那么吕碧城究竟是如何得脱于难的呢？

　　有一说是，官府抓捕吕碧城的知会公文恰巧落在了当时任清廷法务部员外郎的袁克文手上。袁克文读过吕碧城的文章，早已仰慕其才华，此番不忍心见其落难，于是立即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袁世凯。袁世凯听后说道：“若有书信来往就是同党，那我岂不是也成了乱党？”吕碧城因此脱罪。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克文又向父亲建议，聘请吕碧城出任女官，可以自由出入新华宫。当时袁克文自己便住在中南海流水音，由此与吕碧城过从渐密。袁与友人在北海举行诗会，吕碧城也经常参加，与之诗词唱和，结伴出游。樊增山曾有诗赞吕碧城曰：“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袁克文也知吕碧城不是凡俗女子，因此对她敬爱有加。时任总统府外交肃政史的费树蔚与袁克文、吕碧城皆为好友，后来费树蔚在为吕碧城《信芳集》所作的序中云“予识吕碧城垂二十年，爱之重之，非徒以其文采票姚也。其人自守洁，见地超于人，忠恕绝去拘阏，而不为诞曼”。一次他试探吕碧城是否属意于袁克文，吕碧城笑而不答，后再提及，吕碧城答曰：“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篇》中则记道：“某次，叶遐庵约吕碧城、杨千里、杨云史、陆枫园诸人于其家懿园作茗叙，无意中谈及碧城之婚姻问题，碧城云：‘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即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即汪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汪荣宝，曾任民政部右参议、国会众议院议员，驻比利时、驻日公使等职，擅书法，工诗文。尚不错，亦已有偶。张蔷公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固佳，耐年届不惑须发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1915年春，曾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杨度上《君宪救国论》，政坛上风云即将再起。同年暮春，吕碧城登长城，写下了一阕《浪淘沙》：

　　百二莽秦关，丽堞回旋，夕阳红处尽堪怜，素手先鞭著何处，如此山川。

　　花月自娟娟，帘底灯边，春痕如梦梦如烟，往返人天何所住，如此华年。

　　不久，吕碧城抽身远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