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第秀才李渔如何在南京如鱼得水？(2)

　　至于纳污之计，即妥善处理一家老少几十口人肚子里的排泄物，难度看来要更大一些。虽说他发明的箱式马子在同时代人的研究中一直处于科技领先地位，但那主要是供妇女同志内急时用的。一个大老爷们三天两头坐在上面，怎么说也有些不雅观吧？再说大便可以如厕，小便一天七八次，每次都要穿堂出室大老远地跑到院子里去，实在是有些不太方便，如逢刮风下雨、冰冻霜滑，那就更成了一件苦差。而且最可恨的是：“夫文人远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逢一转，则断不可续。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

　　当然，事情尽管棘手，又岂能难倒以生活问题专家自居的李笠翁先生？最后想出来的招数尽管有些古怪，而且有可能为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也足以称得上是因地制宜，简便实用，可操作性强的发明了，最可称道的是几乎不用花什么成本：“当于书室之傍，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尝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庭户。”说得简单点，就是在书房的墙上凿个小孔，插上一节空竹筒，有需要的时候对准尿出就行了。

　　对家庭装修中墙壁的艺术化处理，可谓他另一项自鸣得意的发明。按照当时行业的施工标准，一般都以裱糊为主，不是采用糊墙纸的方法处理，就是进行粉刷。而李渔提出的观点在成本上具有很大的优势：采用实贴手段，甚至干脆像几百年后首都机场轰动一时的壁画那样，让画家将作品直接往上面画就行了，非但程序、工价都能减下来，说不定还能重现前人“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州”那样令人神往的意境。书房最宜潇洒，因此千万注意不可使用墙漆，那样做在来宾眼里会使你显得非常俗气。碗柜一定要多设架板，以增大其容积，按形状、大小分别置放，使用起来就会感到很方便。香炉的最佳位置不是在桌子的正中，试试将它确定在当风稍偏一些，可能就有一种别致的风韵产生。而灯烛如果又想节省，同时又不影响到照明效果，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分隔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开一个小孔，方形、菱形、半圆形什么的都可以，把灯台放在这中间，这样一盏灯往往就能起到两盏灯的作用。

　　这期间，他还对传统的床帐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使这位多年来一直喜欢效法苏东坡的“无事此长卧，一日胜二日”的慵懒闲散的家伙，不免大受其益。以他一向的审美情趣来看，对花与倚枕，称得上是文人生涯中的两件乐事，不过问题在于，这二美常常不能得兼。比如看花的时候，身体大多或倚或站，或徘徊亭台池榭，心旷神怡之余，腰脚却是着实有些酸痛的。而躺在床上虽然轻松、惬意，看到的却只能是天花板或帐顶。经过反复多次的构想实验，他终于发明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从“床令着花”、“帐使有骨”、“帐宜加锁”、“床要着裙”这些技术要求来看，法度之严密比他写的《声律启蒙》一书恐怕宽松不了多少。至于具体谈到那个稀奇古怪的床上架花之法，估计也只有他那异于常人的脑子才想得出来：“于床帐之内先设挂板，以为坐花之实，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然身眠树下。”这样的享受自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连他自己当时都认为可能已经超出了凡俗和红尘的极限，以至有一天深夜从梦中突然醒来，鼻间幽芬缭绕，身体飘飘欲仙，想着想着不禁有些害怕起来，赶紧把老婆摇醒了对她说：“我辈何人，遽有此福，得无折尽生平之福乎”？瞧！得意到这个份上，实在让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说。

　　那段时间内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有一帮文坛哥们在秦淮河边的花船上闹了一阵后到他家里闲聊，他们先后参观了他的墨宝与藏品，看了他亲手设计的笔筒和蕉叶联，品评了他即将推出的新剧的戏本、道具、布景，最后在客厅里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鉴赏墙上的壁画。这是一幅出自当时南京城里丹青名手的巨幅花鸟，艺术上虽说不上有多少出色之处，但是，在他们仰观的过程中，令人惊诧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画上的那只鹦鹉突然飞动起来，翅膀扑楞楞地扇动，甚至还货真价实地叫了几声，音色清越响亮，然后又栖在壁画原来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了。客人中有几位新相识，早已惊得目瞪口呆，而那些熟悉他的朋友虽然大开眼界，但大多还是能够做到安之若泰。因为对他们而言，不用说也知道，这自然又是这位“家不惊人死不休”、被吴梅村称为“前身合是玄真子，一曲沧浪自放歌”的李某人的的杰作。

　　具体的作法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实际操作其实并不太难。“先于所画松枝之上，穴一小小壁孔，后以架鹦鹉者插入其中，务使极固，往来跳跃，不致动摇。松为着色之松，鸟亦有色之鸟，互相映发，有如一笔写成。”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朋友间善意的蒙骗和小小闹剧一般都会增加聚会的快乐，而当客人们“无不色飞神变，而称巧夺天工”时，尽管无法看到李渔自己的表情，但我仍然可以想象他站在一旁容光焕发、拈须微笑的样子。可以肯定，那时候他心里的得意劲儿，比之前不久京师龚芝麓尚书来函盛赞他的剧本新作，恐怕还要有过之而不及吧！

　　李渔在宁期间，由于经济上有附庸风雅的王公巨贾作后盾，加上新作的版税和刻教科书的收入，以及剧团的营业收入，日子过得真可谓优哉游哉。

　　他的日常生活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每年春秋两季气候晴好之时，大多以外事活动为主，或乘兴出门、买舟远游，或就近访友、饮酒作乐。其时，吴伟业、钱谦益、王渔洋、余怀、尤侗等海内名家大都居住在南京、扬州、苏州一带，有的在两地都有寓所，他们时不时的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看戏品花，有时喝多了还成群结伙去秦淮河畔的花舫里闹点小乱子什么的，实在是潇洒得让人无话可说。若逢阴雨寒暑时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写作。当时他除了继续从事小说与剧本创作外，还热衷于炮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很不错的畅销书，如《资治新书》、《尺牍新编》、《千古奇闻》等等。其中，《资治新书》的创意和策划让人叹为观止：

　　向全国数以万计的地方官员发出征稿函，让他们提供各自公堂上的案例及判词，当然随稿奉上的数目不菲的送审费和购书款是不能少的，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出版赞助吧。同时，他又利用自身的知名度，约来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正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的稿子，后者自然无需交款。想象一下，一个偏远省份的小小七品知县，当被告知自己只须交纳十数两银子，就可以顾盼自雄地厕身于当朝大佬之间，名扬天下，这是怎样的诱惑与喜不自胜啊。后来因为寄送稿件的作者太多，人满为患，甚至还有托朋友拿了钱来走后门、强烈要求加入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一次次地扩充篇幅。

　　撰写对联虽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人遣情寄兴的雅事，但在李渔手下，却又成为他的一项颇为悠然自得的收入。虽然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他还不至于像稍后的郑板桥那样公然开出价目表来，但基本上也是按谢仪——或称润笔——的轻重来决定作品份量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也许仅仅在于：银子对前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形式——尺幅大小——上面，对后者的影响却是内容。也就是说，银子给的越多，话就自然说得越好听。这一点可能正是同代或后世作家对他訾议所持的主要理由。

　　当时，甚至有人还以“性龌龊”、“善逢迎”这样的词句公开对他进行人格辱骂和攻击。好在我们的笠翁先生对此一般均采取不怒不惊的态度。因为以他的观点来看，文人雅客跟达官贵人打交道，“借士大夫以为利”，弄点银子花花，这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与此同时，“士大夫亦借以为名”，当官的也通过附庸风雅捞取了自己所需的政治资本，大家各玩各的，互有所图，说白了不过是一件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公平买卖而已，又何必动肝火呢？他不大瞧得起那些食无鱼、出无车、饿着肚子在三家村里风雅的所谓清高之士。但他的回答不是著文反驳，不是当面嘲讽，更不是到官府以诽谤罪起诉人家，要求赔偿巨额精神损失费。(以他的练达以及在官场的声望，要打赢官司只怕易如反掌。)而是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然后继续吃螃蟹，然后继续纳小妾，然后继续兴致勃勃组织家庭戏班子巡回演出。然后继续用一人之收入恬然养活全家五十余口男女老少。

　　这里，我们终于要提到他极有创意又广受抨击的家庭戏班子了。这个类似今天夜总会艳舞表演的剧团，虽说就性质而言是个文艺组织，其经营策略和服务对象却完全基于政治和商业利益上的考量。早在杭州客居时期，由于有机会时常与官场中人打交道，他那运算速度比奔腾4处理器还要快上几倍的头脑，就已经捕捉到这样的信息：西湖沿岸歌馆妓院的莺莺燕燕固然令人垂涎，但清袭明制，严禁政府官员嫖娼，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敢公开以身试法、拿自己的官帽开玩笑的。而南京作为两江总督行辕所在地，一方面政府机构人员众多，一方面秦淮河畔的风月场所又素为天下之冠，这种矛盾于是就显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