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第秀才李渔如何在南京如鱼得水？

　　摘自：柯平   著 《明清文人那些事儿》重庆出版社  2010年1月 出版

　　李渔选择南京作为自己中年以后的定居之所，虽说更多地出自旅游者的一见钟情，以及当时某种复杂的情势所迫，但如果认真寻究起来，感情上多少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痕迹和渊源的。通过原始文献可以得知，此人祖籍福建，后举家迁至浙江兰溪，出生之地却是在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如皋，并在十九岁以前一直跟随以贩卖药材为业的父亲生活在那里。仅仅因为后来父死妻病，衣食维艰的途穷之计，才不得已回到久违的家乡兰溪。但整个青少年时期在江苏的成长记忆，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以后他不幸遭逢战乱、国难、灾荒和瘟疫，所幸喜欢读书、醉心写作的爱好却始终没有放弃。像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有一段时间里，科举应试作为知识阶层完美人生的惟一选择，也曾耗费了他数年的时光。崇祯八年他初应童子试，即以优越成绩获得浙江提学副史许豸的大加赞赏。此后他曾于崇祯十二年和十五年先后两次参加过浙江乡试。但有意思的是，未能中举这一不幸事实，似乎并没让他感觉到多少沮丧；相反，在心理上自觉对自己和家庭都有了某种交代后，他从此竟然绝意仕进，在县城东郊的伊山买地筑园，开始醉心于一种诗酒散漫、著述自娱的准隐士生活。

　　几年以后的一六五○年，已经年届四十的李渔，由于日益感觉兰溪小县的人物与格局已不能容纳他逐浙博大起来的心灵，毅然典卖房产田地，带着老婆孩子移家杭州。当时他的生活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卖文刻书，在出版界小试身手，并旗开得胜。二是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通过恭维和展示才华的方法，接受资助馈赠。事实证明，来自后者的收入还大大超过了前者。从理论和师承上分析，这显然受益于晚明那帮山人墨客为发掘自身价值所作的探索，尽管当时及后世对此褒贬不一，但在几千年来传统文人非仕即隐的人生格局中，从此至少也开辟了一种新的生存方法。而李渔，不过由于自身的非凡才干，再加上少年起就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殊经历，在这方面玩起来显得更得心应手一些而已。

　　今天，当国内一些著名作家学者热衷于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交朋友、谋取相当数目的赞助与馈赠时，肯定不会想到他们精神上的老师，竟是三百多年前杭州的一位落第秀才。这虽然让人一想起来就不免有些泄气，但事实明明摆在那里，就算心里不服气，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说起来，这也是晚明以降文坛颇为流行的一种风气，像当时名满天下的李贽、陈继儒、王百谷，以及稍后的袁随园、王梦楼、郑板桥者流，无不都是这方面技艺娴熟的高手。

　　杭州十余年的客寓生活，成为一个资本运作高手对自身才华的初次测度，也是在商品经济挤压下扭曲的文化宝剑愤然出鞘后，闪露出的第一道锋利光芒。当时，朝野上下因鼎革所引起的震荡尚未完全平息。历经沧桑、烟水沉沉的西湖仿佛一张巨大的试卷，第一次由一个胆大妄为者胡乱填写了风花雪月以外的内容。那些年间有人发现他时常往返于杭州、金陵、苏州、太仓之间，挟策卖赋，寻诗访友，结交官员、包揽讼事，日子过得倒也相当滋润。当地一位著名的闺阁诗人黄嫒介，曾在不同场合看见李渔身上穿着魏晋名士那样夸张的服饰，性情和蔼，言词谦恭，在政界、商界和文人社交圈内如鱼得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和知名度。而根据《李渔年谱》的编撰者单锦珩先生考证，为他一生赢来广泛声誉的剧本创作，也是在把家搬到杭州的次年，在都市商业文化的熏陶和刺激下才正式开始的。

　　此后几年，由于当地政府对他的著作的大量被盗版查禁不力，而衙门设在金陵的苏松道兵备使孙丕承，反倒能够雷厉风行，多次主动出示严禁。何况这位孙大人又是他的铁杆崇拜者兼衣食父母。上述这一切再加上对当地日益恶化的文化生存环境的担忧，都迫使李渔必须尽快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新的安排。于是，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细雨蒙蒙的秋天的中午，经过反复多次的权衡盘算后，他终于做出了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把自己的人生舞台再次由杭州迁往南京。

　　根据现在所能找到的资料和作者诗文里的线索，李渔移家金陵期间先是居住在鹦鹉洲附近的金陵闸一带，后来因为考虑到这地方距城里太远，出门一趟非常不便，住了几年后感觉有点呆不下去，于是就把家搬到了周处读书台后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丘上。这处旧园后来被他修葺一新并命名为“芥子园”，还出过一套至今仍然名气极大、拥有无数忠实读者的权威画谱──《芥子园画谱》。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李渔在金陵住下后的第二天，甚至在行李尚未打开、整理，妻女僮仆的住房还没有完全安置停当，庭室门径更顾不上清扫的情况下，便一个人拿了工具跑到楼上书房，丁丁当当的忙乎起来，后来又心急火燎地让家仆去请木匠泥工。等到几天后有人上去，看到墙壁靠南一面多出了两扇古雅别致的梅窗，而且自然是他所喜欢的扇面形的，这才终于真相大白。这样，他行前因阮囊羞涩无法在私人游艇上实现的艺术梦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客寓的墙壁上终于得到了实现。

　　在同时代某些相好朋友眼里，当时年过知天命、以湖上笠翁自号的李渔，是一个愤世而不嫉俗的家伙。一方面，他在号称独善其身的同时未尝不想兼济天下，这从他私下向人透露的芥子园室名的寓意就隐约能传达出几分，“芥子”取自佛典“芥子而知须弥”。另一方面，由于仕途功名上的失意，加上时局动荡，新旧矛盾交替，世态炎凉，家又不得不成了他惟一感到温暖和可以自由施展抱负的地方。

　　在南京生活的十余年中，也许因为客居无聊，也许出于生性好动，他在杭州老宅里事无巨细、一律喜欢自己亲自动手的老毛病又犯得一塌糊涂。如花径的捷迂、屋檐的短长、女墙的高低、角门位置的朝向等等，无不——躬身亲问。即以窗棂为例，除前面提到过的扇形借景窗外，他还设计了山水图窗，外推板装花式窗，花卉虫鸟窗等一二十式。有一次，他甚至还费时半月，将一截老梅的枯干通过借景法，精心制作成一扇几可乱真的梅窗。以至当有人问及他的生平杰作时，他竟然会笑眯眯地对人家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件特别得意的事情，一是剧本创作上的不同凡响，另外一件就是对居室环境的美化。他希望别人能将后者看成是他用另一种文字写成的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一枝一角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

　　要使一个向往飞行的人用脚走路那真是太难了，尤其是对于那些自以为拥有轻灵翅膀的人，也许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李渔这一形象的意义和价值。

　　一生中，一个几乎时刻都在困扰他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生活得更好？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更艺术？更小资？此问题对像他这样出身贫寒、偏偏又喜欢衣食住行什么都玩点情调的人，其难度与压力可想而知。而他的全部生活实践，从事后来看，似乎也都是个人意义上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探索和解答。

　　我们将有幸看到，在以家为主要内容的这部人生大书中，他一直在精雕细镂，惨淡经营。他的智慧、才情、力量和美学观念深深渗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并在每一件用具，每一片砖瓦，甚至一只瓦罐和一只焚香铜炉上都留下自己的思想与手迹。比如斜筑篱笆呀，精植园蔬呀，修剪花径呀，研究茶花的新式栽培法呀，没有任何事物能为他所忽略，也没有任何事物能拒绝他那平中见奇见巧的风格印记。哪怕是大门口的一块普普通通的石阶，其铺筑时的重视程度和匠心独运，也绝不会亚于皇家宫殿内森严的玉墀。是的，家既被他看作是生活和艺术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也俨然成了他个人的上书房和翰林院。比如，每天清晨他总是习惯起得很早，率领奴婢僮仆，用细竹枝扎成的长长的扫把将庭院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种时候，没准他会产生皇帝在群臣拥簇下早朝这样的幻觉吧？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他似乎很喜欢这句他的浙江老乡陈藩带有自讽色彩的名言。此刻，他一定又一次轻轻念了出来。由于说话时眼睛正朝着远处霞光缠绕的钟山出神，以致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弄清楚：这是对身边下人的勉励或训诫？还是在精神中跟自己说话？

　　在金陵安顿下来之后，李渔的心思开始从庭院退入内室。如何使家居生活更舒适、同时也更显示自己的个性？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躲在书房里，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劲头苦思冥想，并从中获得在政治及交游生涯中难以获得的乐趣。

　　首先，他想着手解决的是怎样在室内“藏垢纳污”。

　　“欲治精洁之室，先设藏垢纳污之地。何也？爱精喜洁之士，一物不齐整，即如目中生刺，必先去之而后已。”这里其实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藏垢，即处置家里淘汰、废弃的旧物，而他想出的办法，就是在正室之侧另造一小屋，如现代西式建筑中的贮藏室之类，将败笺弃纸，垢砚秃毫，以及断腿的桌椅，虫蛀的书版等暂时不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古脑儿扔进里面，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好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