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之恋——听樊锦诗讲在敦煌的日子(2)

　　就在我和同事们一起，首次采用较为规范的考古学方法，全力赶写第一部洞窟考古报告——《敦煌北魏二百四十八窟考古报告》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派战开始了，对“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走资派”常书鸿的批斗，也越来越狠了：由口诛笔伐，变成了皮鞭抽打，拳脚相加。那种情形，让我毛骨悚然，不忍卒睹。在我的心目中，常先生是偶像，是仰之弥高的“海归”大画家。我来之前的一九六二年，就从徐迟的《祁连山下》知道了他。第一次见到时，他的穿戴，与老农没啥两样——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西装革履、洋气十足。之后的耳濡目染，对他，就更钦佩、更敬重了。他举家来到这里后，夫人陈芝秀，也就是徐迟先生给化了名的“叶兰”，不堪苦寂，跟人跑掉了；民国政府又撤编、停薪，使他们断粮、断炊。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死活不走，更四处呼吁，才得以复编，得以留住了几位铁杆儿骨干。不然的话，像一些地方的石窟寺，解放后，县里随便派个什么人看管，又看而不管，以至看都没人看了。壁画等所有东西，给毁坏一空，只留下白凿凿窟壁真干净！要是没有常先生，敦煌会是啥样，就让人不敢想了，实在是不敢想啊！

　　“灵魂深处爆发”了这种“革命”，就消极、懈怠开了，还逃避似地提出到武大(男友彭金章所在的武汉大学)结婚，也拿到了“同意其结婚”的介绍信。然而，我兴冲冲到了那里，意外发生了：信上还说“在创办考古专业”的金章，已被揪了出来，正在挨斗。“闯将”令我悬崖勒马，不要与“白专分子”同流合污。我，没有“勒马”，而是径直住进了丈夫 “悔改”的“阴暗角落”。回来，也如实汇了报，被训斥得抬不起头来。偏偏是这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窘境中，在上海一家设计院担任工程师的父亲，受不住批斗、折磨，跳楼——走了。噩耗传来，我五雷轰顶、悲痛欲绝，新的麻烦却又找上门来。

　　有个工艺美院毕业的员工，因穿着、做派有所谓“小资情调”，被当做“资产阶级小爬虫”揪出后，把心爱之物的“二战”画册，托我保管，还神秘兮兮地嘱咐，里边有蒋介石的像，要我一定藏好。尽管我晓得，那年月的“蒋介石”是刺猬，碰不得。可“爬虫”的可怜相，还是让我心软了。

　　时隔不久，抄家之风就起来了。好多人家，给抄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极隐私的东西，也给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这，不能不让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心惊胆战，不能不立刻意识到留作念想的父亲的来信等遗物的极端危险性，就赶紧烧了——连同“蒋介石”。以为这样，就善哉善哉了。哪知爬虫先生不撑劲，招了，招得一塌糊涂，把我和“蒋介石”，都给捎带了出来，又没能给我透个风儿。这就来了大热闹：三堂会审了，我还装癫卖傻地一问三不知，惹得造反派头头火冒三丈，没完没了地撵我去翻地、去拉耧、去做饭、去喂牛、去清沙子、去扫厕所，直到我妊娠进入预产期，还催促着下地。我一再恳求，想去武大待产，说是这里啥都没有，啥都没准备；上海的家人，已经把衣被、尿布、鸡蛋和红糖等东西，都送到了武大；侍候月子的婆婆，也从河北的乡下赶到了那里。他们就是不允。临产前三天，还叫我去摘棉花。我说：“看我这个样子，腰不能躬，腿也弯不下，眼看就要生了，总不能生在棉花地里吧？”他们支支吾吾地打哈哈，就是不吐口，我只好步履维艰地蹭到棉花地。喘息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儿反剪起一只胳膊，勉强屈了屈腿，半圪蹴着摘起来，吃力地摘起来……直到腹部坠疼得难以忍受，才被“难友”送进县城的医院。

　　与此同时，远在武大的爱人和婆婆，更是焦急万分。接到我请护士帮拍的“速来敦煌”的电报，金章像逃难一样，挑着鸡蛋、红糖等东西连夜赶来，竟一杠子插到五十里开外的窟区，又被个懵懵懂懂的娃娃，给一竿子支到了“坡里”：

　　“大肚子婆姨，那边坡里摘棉花去了！”

　　几经辗转赶到病房时，疲惫不堪的他，木呆呆地愣在那里。后来，他不止一次跟我长吁短叹：六天六夜的奔波、牵挂中，老婆、孩子的窘况，他设想过种种“版本”，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会是那样的“凄凄惨惨戚戚”！整整六天了，孩子居然还没有衣服，没有被褥，没有尿布，没有奶吃……只能用妈妈的破旧棉袄草草包裹；只能以护士阿姨给买的奶粉，勉强活命。而在大上海长大、又在教会小学“专修”过礼义廉耻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在多张病床、众多陪房的公共场合，居然衣裤无着，只能比村妇还村妇地光着屁股，在说不清究竟是啥颜色的肮脏的被子下瑟瑟蜷缩……那副惨相，让他欲哭无泪！

　　然而，他欲哭无泪，我却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来。嘤嘤地哭，哽咽地哭，呜呜地哭，及至号啕大哭。满心的委屈，总算有了个发泄桶。邻床的那位大嫂，眼泪扑撒地说：“大兄弟，就让妹子哭吧，使劲哭吧，都哭出来。月子里窝下病，就不好扎估哩！这些天，也真是苦了妹子啦！无依无靠的，又任嘛儿没有。哪见过这样坐月子的呀！连俺的亲戚、邻居，都觉得可怜。可怜死啦呀！”

　　一连几天，金章一直赎罪一样，白天侍候，夜里就靠个小板凳，蛄憷在床头。“产假”尚未到期，又匆匆赶了回去。如火如荼的批斗，还在候着他。我也一样，被催促着“赶紧上班”——没完没了地参加劳动、开会、大批判……孩子咋办呢？这里又没有托儿所，只好锁在屋里，来回小跑地喂奶、擦屎、换尿布。好几次跨进门，孩子早已从床上骨碌下来。小衣被，给蹬了个精光，就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嗓子，也哭哑了；手脚，都冻得冰凉；满身满脸，滚巴得净是些屎尿……看见我，显出兴奋的样子：酒窝儿，出来了；眼睛，眯成了线儿；玫瑰色的小手，一抬一抬地挓挲着，像是冲我招呼；粉嘟嘟的小嘴儿，也一努一努地张咧着，可就是咯咯不出笑声。那个纯真、狼狈的模样儿，让我百感交集，黯然神伤。“孩子，可怜的孩子呀！”我念叨着，说不清嘴里还是心里，这样不停地念叨着……

　　害怕再给掉下来，我想了个极笨拙的办法，用绳子拴在床上。这样一来，床是不掉了，我的心，却被揪得更紧了——跑近房门，一旦听不到哭声，就突的一沉：“孩子，勒死了？”每每此时，我就疯了一样，三步并作两步地跨将进去。可老这样一惊一乍的，也不是个办法呀！就写信和爱人商定，孩子送到武大，接他奶奶来照看。然而，这个寻常的家庭聚会，却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那时不像现在，有小车、动车和“高速”，还可以乘飞机。敦煌的老牛板车，不可能专送“另册”。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行包，好容易截了辆顺路车，可到了县城的东大桥，人家分道扬镳，把我们娘儿俩给撂在了冷风飕飕的桥上。我左等右求，一位好心的老乡让把孩子和行李放在了他的独轱辘车上，给“轱辘”到了汽车站。由那里去柳园上火车，再三倒两哆嗦地到郑州中转。这五天五夜的上下折腾，过去还没觉得咋样，反正是一个人，饿了就吃，困了就打盹儿。可带着孩子，就不一样了。到郑州的时候，腿都肿了，还得要等十个小时，才能上青岛至汉口的那趟“直达”。

　　可是，就在我赶到武大，孩子的奶奶也踮答着半裹半放的二半脚儿，从河北肃宁县的寨南村匆匆赶来时，“备战备荒”的城市疏散却从天而降：历史系“散”到襄阳分校。那种极度的苦涩、沮丧，无以复加，简直是无以复加呀！可除了徒唤奈何，也只能“奉天承运”：我，打道回府；孩子，由奶奶抱走，再交给他大姑带养。从此，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便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天各一方：我在敦煌，金章在湖北，没掉屎褯子的大民，则寄养在河北肃宁师素“公社”的偏僻小村——西南庄。期间的思念之苦，苦到啥程度，就没法说啦！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下旬，我到武大生小民时，侍候月子的大姑姐带来大民，然后进行了恐怕是世间少有的“换班交接”：我，生完孩子，拍屁股走人；金章，愁眉苦脸地接下大民；朴实爽直的大姑姐，则放下大民，又抱走刚刚满月的小民。就这样，新一轮的天各一方，又重搭台子另开张……

　　五年后的初秋，我突然接到大姑姐托人写来的告急信，说是儿媳生了娃，闹得鸡飞狗跳乱了套。她摁下葫芦起来瓢，捂答不了啦，让我麻利儿来接小民。

　　看了来信，我火速赶到西南庄。

　　这是晚霞正美的时候，田间、村落的景色、野趣，对我这个久居大漠的人来说，应该很招眼。我却无心他顾，只想着五年多未见的儿子，该是啥模样儿——直到一步迈进大姑姐的院门。

　　“哟！”大姑姐十分惊愕：“来得这么快，(孩)他妗子！”

　　“小民呢，大姐？”我迫不及待地问。

　　“那不是！”说着，她朝堂屋门的方向“喏”了一嘴。我随势看去，一个三毛样儿的小葫芦头，正从门后探将出来，冲我瞥了一眼，又吱溜缩了回去。

　　“民啊，出来，你妈来了！”

　　大姑姐嗷号又是一嗓子。过了好一会儿，“葫芦头”才磨磨蹭蹭地出来，竟是个一丝未挂的光腚猴子，鞋都没穿！他黑瘦野气，满身埋汰。右腮帮子上，干结着一抹蝴蝶样的鼻涕嘎巴；脚巴丫子和波棱盖上，沾濡着不知是烂泥还是啥的脏兮兮的东西，而同样脏兮兮的双手，还把着块巴掌大小的啃得豁豁牙牙的黑饼子。看着我这个“生人”，显得有些局促、有些忸怩，像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吱溜猫到姑妈的屁股后。不一霎，又憋不住地撩起她的后襟，怯生生地张望。那对叽里咕噜的黑眼珠儿，透露着对我的狐疑……一时间，惊得我目瞪口呆：

　　“是、是小民吗，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