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之恋——听樊锦诗讲在敦煌的日子

  樊锦诗

作者陈瑞仪(左)与樊锦诗

樊锦诗在莫高窟

　　樊锦诗，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九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一九七七年任副所长，一九八四年八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一九九八年四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九八八年任副研究员，一九九四年任研究员。一九九五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一九九八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一九九九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一九六三年七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四十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二十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二十六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二〇〇四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她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应该是鬼使神差吧！当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文物保护采访报道活动的“文物保护世纪行”鸣金收场、一干人马全都从乌鲁木齐乘机返京时，我却只身潜回敦煌，想猝不及防地拉直那个硕大的问号。

　　我的动力源于樊锦诗。

　　那是几年前我在北京一家防空洞中的招待所入住时，从《登记簿》上不经意间瞥见已退房的“樊锦诗”，便不由询问起来。“账房”郭艳芬女士不无动情地说：就是敦煌的樊院长。好多年了，她来京就住这儿；吃饭，就在我们(自己用餐)的简易灶，每餐都是一小碗儿米饭一个菜，开水自己打。有一回打开水时，她一脚踩空，从台阶上栽了下去，脸都磕肿了……

　　听到这儿，我的眼珠子差点儿没骨碌出来！我知道，我这个一心想在报告文学这棵歪脖子树上有所作为的“坐家”这次终于有了足以让自己抓住机遇的机会。我还知道，大名鼎鼎的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肯定有很多的作家、记者都在关注她，甚至以不同的形式写过她。可尽管如此，执着的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进一步地接近她，走进她。命运会给我这个机会吗？

　　苍天不负我，樊锦诗被我的回马一枪给冷然击中。我做梦都不敢想，“很难对付”的樊锦诗，竟然破天荒欣然接下了我三十九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并在之后的“百忙”间隙，在合肥、北京的文物工作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每每与我娓娓道来。话题，自然是从吃喝开始——

　　哎呀，你哪里晓得哟！我这个上海阿拉，能吃上这样白白的米饭，就蛮好、蛮好的啦！刚来的时候，十天半拉月，都巴望不到这样一顿饱饭。整天吃的，就是窝头、发糕、面条和“揪片子”揪的那种面片子。蔬菜、水果，更是奢侈品。能盼到薄薄的几小片儿肉，简直就是过大年……

　　喝呢，喏——看见了吧？就是窟前那条小河沟的水。直到打出深水井的一九八三年，都一直在喝那里的水。我喝了二十年。那种水，不光又苦又涩，含氟量还很高。洗头、洗脸，头发就泛黄，皮肤就干裂。蹊跷的是，还只可配“肥皂粉”，不宜用香皂。用惯了香皂的我，起初不晓得，就越洗越黏糊，越洗越邋遢。用那种水做饭、冲茶，就更麻烦了，不少人会胃脘胀满，溏泻厌食。

　　你看，唠叨了这半天，还没跑了吃喝拉撒的事情，说起来不雅，又是谁也少不了的，我还当成“改造世界观”的大问题呢——真的！

　　记得在北大，第一次到京郊参加劳动锻炼时，去上厕所。刚一进门，我哇的怔住了——可怕，太可怕啦！从小到大，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呀：小山一样堆垒的几个茅坑，难以下蹲；地雷阵一样密布的所有角落，无以插脚；而迎面灌来的腥臊恶臭，简直能把人噎个大跟头……我突然被蜇似的弹回，一个念头，又让我戛然返身：自己，可是来“改造世界观”的呀，这道坎儿都过不了，还改造个啥！见四下里没人留意，我赴汤蹈火状地迈将进去……可直到草草处理完“改造问题”，都大气没敢喘，心里还愕闷：都“社会主义新农村”哩，咋还有这样的茅坑呢？而当时的敦煌，却正是这样的旱厕，离我们住的土匪马厩改成的土坯房，又老远、老远。就是去上那里，差点儿没把我吓死！

　　一天深夜，我“全副武装”地直奔那里。刚从房门走出院门，突然发现一个双耳直竖、眼冒幽光的东西，正与我直面相对。

　　“啊，狼！”

　　我失声惊叫，慌忙跑回，死命关上房门。可从门缝一瞅，那个黑黢黢的东西，还在眈眈狼视。我猛然想到，有人挑灯临摹(壁画)时，曾被饿狼堵在洞窟，僵持了大半夜……越想越害怕。自己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小啦！来报到的时候，因为茫茫戈壁阒无行人，只是一片连着一片的乱坟，腿脚就不听使唤啦，丁零咣啷地敲着脸盆，才奓着胆子挪步。夜半更深，房梁上的老鼠，悉留刷拉地窜动、争闹，以致扑通砸在被子上，都不敢动、不敢叫，只能蛄蛄憷憷地蒙在里边打哆嗦，额间、手心，都沁出了冷汗……这样的胆气，黑灯瞎火遭遇饿狼，连憋带吓的是个啥模样儿，就可想而知了。天亮时再瞅，那个吓人的东西，竟是头该死的蠢驴，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不过，最令人苦恼的，还不是这些事情，而是信息不畅，与世隔绝。那时，全所只有一部电话，还是手摇的，当然不能随便打。报纸，是七至十天前的，像历史教科书。收音机的杂音，又大得要命，让人根本听不下去……白天忙忙活活的，还不觉咋样。一到晚上，整个窟区，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比深山古洞还静，静得让人五脊六兽。在油灯下缝缀衣服，小针儿掉在地上的那种极细微、极细微的丁零零零零的声音，都听得真真的，仿佛很近、很近，又仿佛很远、很远，像在山巅听到的空谷中的声响。

　　就是这样的境地，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俊彦英杰，却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朝圣”“参禅”，更以近乎原始的劳作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文“列强”展开了不见硝烟的漫长鏖战。而支撑他们的坚强信念，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海外”的怪谲，为了咱中国人，真正成为敦煌学的主人。

　　这一信念，一直支撑着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前赴后继、卧薪尝胆。

　　置身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氛围，又处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年代，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热血青年，还有心思顾及什么苦呀、难呀、“可怕”吗？没了；连什么“郁闷”“伤感”的工夫，都没了，一点儿都没有了。有的，就是一门心思地钻洞子，抠(考古)“材料”，抄卡片，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