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小说在故事停止之后才开始(2)

　　这个时代有打磨得干干净净的故事吗？我不知道该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偶然性，但我以为，适量的偶然性的存在，肯定代表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更多可能性。适度地打破古典叙事模式的清规戒律，一定更益于承载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与它相匹配的形式。

　　很多经典的后现代小说曾经在结构上广为诟病，如果我们拿着现实主义对结构形式的标准来要求它们，不出问题才怪。对后现代小说，它的不那么让你舒 服的支离破碎，是否就是它该有的样式？没准若干年以后，我们会发现后现代小说的结构天然地就应该区别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在这意义上，假如必要，为内容我会 不惜破坏那种整齐的、把我们伺候得无比舒服的形式。

　　做城市文学写作的开拓者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都流露出一种漂泊感，你在《此心不安处即吾乡》中也说这种城市生活并不能给你一种安定感，为什么？

　　徐则臣：有心理认同的问题也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不只是北京，中国的任何城市，世界的任何地方，我可能都没法有那种归属感；就算回老家，我依然觉 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这很可能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你就是很难找到一种让你内心安妥的归属感。北京看似很宽容，骨子里其实特别强调身份问题，当年买房子要 提供暂住证，我跑了5趟派出所才办下来。当日常生活不停地让你出具身份证明时，就是在提醒你，你已经被先天地和别人区别开来了，你是没根的。

　　记者：这是否是当代中国人普遍的一个精神困境？在城市无法安妥，故乡又回不去，成为一个永远的异乡人，那什么地方能安放我们的灵魂？

　　徐则臣：漂泊感可能是一个现代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个体意识充分觉醒以后，会发现你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地上。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从属于某 个地方，内心里生长着积重难返的集体无意识，觉得归属于一个乡土、一种体制、一种权利、一种文化乃是为人之道：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背靠了某种东西身心才 安稳。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是不愿和不能再合群的个体，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别混为一谈，独立和自由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屁股底下不再有支撑，漂泊感或者说离 散感就出来了。君君臣臣、唯尊唯上、偶像丛生的时代，你依附了、你归属了，你以为你与整个世界同在。

　　记者：评论界通常认为你的创作分为3个系列：花街系列，京漂系列，谜团系列，你觉得这3个系列分别对应你精神世界里的哪些部分？

　　徐则臣：评论家总得找一个命名，没有归纳和定义就没法展开他们的论述。一个作家不同题材的写作，深入地看，背后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精神脉络。

　　现在我更感兴趣的是介于城市和花街(所谓的故乡)之间半路上的人。他们内心既不安于北京也不在花街，故乡不可安妥，北京也无法认同，可悲剧的是，开了头就回不去，回不去又到不了，悬在了半道上。

　　这群人引起我的好奇，基于我对当下中国的认识。整个中国其实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圆满自足、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远没有完成。城市化的程度，跟 高楼大厦和经济发达不能画等号，如果生活其间的人难以具备充分的“城市性”，那也只是一个乡村多了几栋楼而已。住在城市，并不意味你就是一个城市人。中国 的城市化更像一个简单地掠夺和抛弃乡村的进程，一路走一路吞并和抛弃，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好像把农民和耕牛赶进筒子楼里就算完成了。一大批身心离散、精神 动荡的人群出现了，他们成了我的小说主题。

　　记者：乡土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诗意，不管是田园牧歌还是苦难叙事，中国的作家特别容易把握这种诗意也特别容易写得好，有成就的也似乎都是乡土文学，但是城市却总是写不好。

　　徐则臣：我理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作家本身的原因，城市感没有乡土感强烈；另一个，跟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有关，几千年下来的乡土社会，乡土文 学早已经建立了丰沛、自足的意义系统和阐释空间，乡土文学的每一个意象、每一种表达方式都可以找到与之对应的复杂“能指”。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你会觉得天高地阔，几个字就拉出一个审美的纵深，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的、失落的、寄情山水的文化意味全出来了。这里的每一个字词都被乡土文学经 营了几千年，挑哪一个都能写一本书，都有一个审美的数据库。

　　但是城市不行，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足够充分和有效的关于城市意象的审美与意义阐释的空间。“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几个名词排列在一起，足够诗意盎然；换作“钢筋水泥混凝土，酒吧饭店咖啡馆”就索然无味，你会觉得这些词的背后空空荡荡，跟诗意扯不上关系。

　　现在我们得从头开始，赋予咖啡馆、高楼、大马路、中关村、步行街以意义，然后通过不断地阐释和经典化，建立一个巨大的审美阐释空间，建立一个意义的数据库，那时候，城市文学就会变贫薄寡淡为丰厚怡人。

　　记者：所以其实不是某一个作家的问题，可能是需要几代作家去共同积累，搭建起一个审美系统。

　　徐则臣：的确需要几代作家去做这件事。北京、上海这些城市，不管帝都还是魔都，不论现代、后现代还是已经后后现代，骨子里我们都是刚进城不久的农民，用的多半是“土地”思维。

　　有一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有人问我，你生长在农村，为什么不写乡土文学？我说乡土文学已经被莫言、贾平凹他们写完了，脱了鞋你也追不上。乡土社 会在式微，他们恰恰处在盛极而衰这么个节点上，他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描述已经达到了顶峰；而伴随乡土社会的式微，它的诸般特征也将不再，既有的意义系统也 将持续萎缩，这时候你再去写，写得再好也是走在下坡路上。我对城市更有兴趣，可能得花大力气去自己开荒，筚路蓝缕，可能早早地就死掉了成了烈士，但我觉得 值。所以，这些年我有意识地去研究一个城市，琢磨城市与人的关系。

　　底层写作应该是真诚的写作

　　记者：我一直不太喜欢给你的作品贴上底层写作的标签，任何标签都有将作品的内涵窄化和简单化的可能，对于你来说，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样一个题材，是什么吸引你去关注这样一群人，去写他们的故事？

　　徐则臣：我了解他们。他们和我的区别仅在职业不同。一想到我们的内心如此接近，有那么多共同的想法，我就忍不住想替他们说出来，其实也是自我表达，是借他人之口说我自己的心事。

　　我对卖盗版碟、办假证的这群人熟悉的程度可能出乎你意料。我们习惯将某种职业给妖魔化，忘了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正常人和平常人。我想尽量客观地把他们还原成为一个个真实的人，无关道德，无关法律，只关乎艺术和人。

　　当然，他们也是走在半路上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与内心的历程跟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是同构的。他们的问题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

　　记者：你曾说过你有意义焦虑症，喜欢为各种事情寻求它的意义，你之所以写小说是想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你的文学创作，这些意义得到确认了吗？

　　徐则臣：部分得到确认和解决，全解决了我就没必要再写了。事实是，一个意义解决了，新的意义和焦虑又来了，不断涌现的新想法，推着你在写作之路 上往前跑。早期的写作只是一种编故事的冲动和倾诉的欲望，这股劲儿过了，写作开始进入成熟期，你开始明白你面临了什么问题，你会越写越清楚，同时你也越来 越不清楚。清楚是指你知道你有哪些困惑，你知道哪些东西对你最重要；不清楚的是你不知道这些困惑该怎么解决，它要往哪里去，所以你要去寻求解答。

　　记者：你在《盯住了，别撒眼》这篇文章中说，你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以及对他们生活的描摹都是你平时观察得来的，但其实你的生活跟他们没那么多正面交锋，你觉得这种观察得来的经验真切吗？是生活的真相吗？

　　徐则臣：谁也不敢说他的小说百分之百地还原了真相。我只是在尽力逼近我所认为的真相——这也许是最负责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