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D风流志》(7)

　　“不是。Mr.  Choi，我很珍惜现在的工作，走出校门第一天我就在这里，已经五年了。如果说我现在会点什么，全是这里教的。我现在的薪水是没BGC开得高，但是，我想我还不到应该在乎待遇的时候。如果我跟BGC最终能够互相选择，从我的角度，一定只有一个原因：BGC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给我更大的空间。”

　　“那你确定你会给我们带来价值吗？”

　　“我确定。我的经验和能力，一定能给BGC带来价值，但不是我所掌握的信息。”

　　蔡庆杰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凝视着这个年轻人的脸。他想起了十年前的自己。他其实很不喜欢那些靠着老东家信息吃饭的人，今天他肯这样做，明天离开你的时候，一定也会出卖你。更何况，没有一个人，一家公司，可以靠偷来的东西生存。他开始欣赏许家祺的坦率和原则，特别是勇气。去内地开拓市场，本来就是件有挑战的新鲜事，完全没有先鉴可以参照。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大胆启用新人呢？蔡庆杰问自己。从成本角度考虑，另外几个候选人的开价都比许家祺高，又都已经结婚生子，常驻北京肯定会有些不安心。而他们所谓的经验，在内地这个从未有人涉足的证券市场是否真的适用，其实也有待考证。还有一件令蔡庆杰心里隐隐不安的事，目前排名最靠前的候选人，是他的副手Co-head  of  Asian( 亚洲联席主管 )力荐的。蔡庆杰还没摸清他们的私交到底有多深，但无论如何，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副手势力过于强大。人的心思有时候很奇怪，自我保护的潜意识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的决定，不是为了争取多得到什么，而是为确保少失去一些。飞机降落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蔡庆杰心里已有定度，他用力握着许家祺的手说：“你很不错。但我一个人的决定还不是决定，你知道，我们是个大机构……我会努力去说服大家，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许家祺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期待和肯定，他猜测一定有其他来自蔡庆杰以外的阻力。当然，他有所不知的是，对很有可能成为新同事的候选人先给予个人的肯定，是蔡庆杰惯用的伎俩，这样所有的新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对他产生好感，不自觉地站在他一边，觉得自己之所以入职，与蔡总的认可密不可分。

　　三个月后，许家祺以BGC亚太区投行部最年轻的副总裁身份坐进了他们的香港办公室。又过三个月，在熟悉了新东家的政策与文化后，他搬进了BGC在中国内地的总部，位于北京CBD中心国贸大厦的办公室。同来的还有已经在BGC服务三年的二十九岁的资深经理Stephen  Lam。就是2006年的夏天，就是重遇许世斌的夏天。

　　离开香港的时候，许家祺其实有个女友，虽谈不上国色天香，倒也耐看，配以脂粉金银，名牌服装，走在中环的写字楼里，也不乏男人追随的目光。那女孩是他大学同学的小学同学，一直在香港读书，毕业后进了仅次于四大的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典型的都市丽人，工作欣欣向荣，日子有滋有味，加之身边有英俊年轻的投行精英相伴，更是锦上添花。许家祺说不上自己有多爱她，翻来覆去都只有一个词：合适。的确合适，父母家相距不到三个街区；两间公司隔着马路便可遥望；讲广东话，讲英文，讲二十年前的香港记忆，讲今天恒生指数的跌宕起伏。许家祺也并不觉得生活少点什么，他旺盛的生命力九成都分给工作，即便是和女友住在一起，十天半月也想不起来一次。转战北京之前，女友情绪低落，可到底也没哭出一滴泪，只是在机场送行的时候用力拥抱了一下。相处三年，彼此都过了最激情的阶段，为爱情费的心，远不如为提职加薪费的多。

　　来到北京后，许家祺马不停蹄地联络公司已经接触了半年的两家国内证券公司，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南，单程即要飞四个小时，好不辛苦。行政助理May每月拿去报销的登机牌，都能正反贴满四张A4纸。两家公司的融资意愿都很明确，外资持股比例上限33%也没有谈判的空间。核心问题集中在股东的分红机制，和公司董事及高管的任命上。中方外方都想尽可能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从而更全面贯彻自己对证券公司的运营理念。办公室另外一位副总裁刘定坤( David  Liu )，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年长许家祺十岁，当年是南开数学系的高才生，拿政府奖学金留美完成了博士学位。五年前转行做了banker，一年前被BGC派回他阔别十多年的故乡。许家祺的到来，让刘定坤心里暗暗不爽。于公，他很怀疑这个一天国内经验没有，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小伙子能不能弄明白中国市场这么复杂的事；于私，与一个比自己小十岁却同级别的同事共处曾经他一人说了算的办公室，总不是件舒服的事。刘定坤不吭不哈，默默观察着这个年轻人：总部是嫌我推动速度不够快，派他来帮忙？抑或是他们始终不信任我这样半路出家内地背景的人，所以培养他来接班？无论哪种可能，对自己都是不利的信号。BGC宣扬平等协作文化，无论你是哪个级别，大家都坐在开放的办公室里工作。刘定坤占着办公室光线景观都最好的一张大桌，许家祺来之前，May不动声色地问他，把许家祺安排在哪张桌啊？刘定坤环视四周，目光停留在他斜对面，背对着自己的一张空台上，“那其实挺好，光线不错，也不至于西晒……无所谓，他来了自己挑也行。”等许家祺来，May笑靥如花地说：“Clinton，你就坐这里吧，桌子宽，光线好，离pantry( 茶水间 )也近，我已经安排IT部帮你把电脑和电话都set  up( 安装 )好了。”许家祺笑着说多谢，他真的无所谓。很久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那张22寸的电脑屏幕上显示什么，背后的眼睛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北京，在许家祺心里是个陌生又有点亲切的地方。1995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是个不满十七岁的少年，作为香港中学生代表来参加港府和北京政府联办的青少年夏令营。他清楚地记得望不到边的天安门广场，巍峨绵延的长城，解放军战士笔直的裤线，圆润流畅的北京话，当然还有酥脆香糯的烤鸭。那一年，不少香港人迁居国外了，也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谁也不清楚两年后会怎样，伴随着坊间担忧与希望的此消彼长，少年许家祺也开始在心里衡量北京与香港的距离。没想到的是，十年后，自己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铺展事业的宏伟蓝图。

　　嘀嘀——正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发呆的许家祺被黑莓的响声拽回了现实。他熟练地滑动转轮，输入密码，一堆新邮件映入眼帘，最上面一封是May发的，需要他确认第二天去广州的机票。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去广州了，前两次谈判都没什么进展。他皱皱眉，选了早晨8点10分国航的那班，这意味着他6点就得起床。没办法，即便没有进展，也不可以不勤奋。其实，BGC跟大连那家中资券商已经进入了深度谈判阶段，刘定坤不声不响就和对方的董事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交情。他不愧是有深厚内地背景的中年人，光是喝酒一样，就够许家祺佩服。还记得他第一次和刘定坤一起去大连，会开了两个小时，不温不火，距离感是明显的。吃饭时候，许家祺觉得气氛有了明显的变化，很多一言不发的人突然兴奋起来。没搞清楚东西南北，就被各种说辞灌下去三大杯啤酒。家祺觉得自己有点撑不住了，坐在旁边的刘定坤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端起第四杯啤酒，开始起身给对方敬酒。作为一个团队的同事，他不能不站起来，只觉得本来就难懂的东北普通话，这会更是云里雾里。没想到又喝了三四杯之后，对方副总大手一挥，白酒上桌了。刘定坤开始打太极拳，为什么该喝谁该喝，说得一套一套。许家祺就没这本事，本来国语就不利索，更不知道那些推酒劝酒的词都从哪想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都还没吃，就喝得荤素不分了。这时，刘定坤用极其轻松的语气和对方谈起了生意，气氛明显放松很多，讨论的内容也逐步深刻。突然，刘转过头来问一个数据，家祺在脑海里反复搜索，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皱着眉尴尬地摇摇头，桌上的东北大汉们哈哈笑起来。刘定坤不失时机地笑着解释：“小许”刚从香港过来，让他慢慢适应。饭后，一行人勾肩搭背去了夜总会，走路都开始摇晃的许家祺只好一个人回了酒店。自那以后，许家祺发现自己成了局外人，插不上话，插上了也没什么效果。回北京后，刘定坤似是无意地和他聊天：“Clinton，其实我觉得你适合去广州谈，那边你熟，语言上也没障碍。你不了解，在东北谈生意不喝酒是不行的。我们还是分头行动，这样比较有效率，你觉得呢？”乍一听是替家祺着想，但这其中的门道，大家心里都清楚。广州这家中资证券公司，要说资历和经验都比大连的强，可业内人士都知道，他们已经和日本一家知名投行深度接触了好几个月。拖着不签意向书还和别的投行接触，目的其实很简单：争取更好的合作条件，却未必真有心换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