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档案“中央文库”是如何保存下来的(3)

　　生命的终点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常年身负地下工作的重担，让陈为人的神经高度紧张。他并没有直接让徐强到家里来，而是约定一家小饭店接头。

　　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徐强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录：“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而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

　　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已经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移交，马上住院看病。

　　送交中央文库的那一天，韩慧如打扮一番，化装成要出远门的样子，带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一辆黄包车。陈为人则装作送行，另携两个大箱子紧随其后。

　　黄包车转了几个弄堂，到了预定的接头地点。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阔太太——徐强的爱人李云。李云和他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无比熟识，亲热地迎上来招呼。这自然是表面文章，让周围的邻居以为是远途来的亲戚上门了。

　　陈为人的大儿子陈爱昆也跟着一起来了。懵懂的孩子哪知道爸爸和小姨的使命，还以为真的是去探望亲戚。后来记起此事，他也只记得那位阿姨对他特别亲热，又抱又亲，还塞给了他两块银元。

　　安全转交了中央文库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进了当时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没多久，病还没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告诉妻子说，医院里有几个人好像在议论他，怕是引起怀疑，所以就赶紧出院了。

　　党组织很快又给陈为人安排了另外一家医院，可没过多久，他又自己回家了，理由还是怕引起怀疑。

　　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他们夫妻二人是那时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

　　李云现在已是百岁高龄，是唯一在世的中央文库保护人，只是因为身体原因已不能接受采访。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曾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治病，他从医院跑回去。他对徐强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可靠的医生去他家里治病，家里怎么能比医院呢？最后还是没能治好。”

　　1937年3月13日晚上，陈为人重症病发，大口咳血。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地对身边的妻子和韩慧如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话音已经轻得几乎听不到。不一会儿，年仅38岁的陈为人与世长辞。

　　韩慧如忍不住失声痛哭，韩慧英却一把捂住妹妹的嘴，说：“不能哭，一哭邻居就知道我们家里死人了，会来看的。一看到我们家的寒酸相，他们要怀疑的。”

　　姐妹两人悄悄安葬了陈为人。韩慧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湖南陈为人老家。韩慧如留在了上海，协助地下党组织工作，后来与中共地下党员、报务员秦鸿钧结为夫妻。1949年，秦鸿钧被敌人逮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从此，韩慧如孑然一身，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她于2009年去世，享年96岁。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守护中央文库4年之后，陈为人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藏身地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李云。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们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

　　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与地下党组织很少接触，身份极其隐蔽。此外，他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护身符”。

　　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在大上海也算得上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在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姨父的私产。周天宝的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一座带花园天井的楼房。

　　在外人看来，周天宝是个仰仗姨父权势的“小开”，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权势，掩护的却是中共“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

　　法租界是当时上海的高档住宅聚集地，顺昌里附近居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名噪一时的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三人的公馆也都和中央文库所在地近在咫尺。这样一个旧上海黑白两道头面人物聚集的地方，却成了中共“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正应了那句老话：“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沦陷。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人物也有所忌惮。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依然安然无恙。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中央文库在顺昌里安然存放两年后，周天宝姨妈家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起火，连带着烧毁了楼房一角。周天宝抢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赶紧转移。

　　此后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迁址。没人能说得清它变换存放地的规律。中央文库住过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住过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也住过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有一段时间，还曾回到过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也就是当年陈为人保护中央文库的地点。

　　多数的迁址，其实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或变故，而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库的保管纪律。中央文库的存放地址，只有直接保管人和与之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掌握，知道的人极少。而这几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的工作产生变动，中央文库就会迁址，并与之前的联系人切断联系。它实在经不起一丝一毫的疏漏。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奉调延安，管理文库的重任由李云一人承担，这不符合中央文库“家庭化”的管理原则。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随即迁址。不久李云也调到延安。

　　1940年秋，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2万余件库藏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不久又被缪谷稔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

　　在保管中央文库之前，吴成方和缪谷稔就已经在上海潜伏多年，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战友。但是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之后，作为上级的吴成方却几乎不与缪谷稔直接联系，都是靠交通员联络。因为吴成方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面对的风险也更多。他与缪谷稔直接联系多了，很可能也会把危险直接引向中央文库。

　　但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吴成方忽然急匆匆地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

　　小郑名叫郑文道，因何被捕还不清楚，但就在之前不久，吴成方刚刚让小郑通知缪谷稔，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和陈为人一样，缪谷稔当时也身患严重肺病，而且病情日趋严重，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

　　小郑不但知道缪谷稔，也知道继任者和他们的联络方式。危险陡然而至。

　　可就在缪谷稔着急忙慌地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个用生命换来的“好消息”。

　　郑文道被捕后，从押运他的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终于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

　　不久后，缪谷稔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卸下重担的缪谷稔，切断了和中央文库的一切联系，撤出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从此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缪谷稔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逝世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