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档案“中央文库”是如何保存下来的(2)

　　孩子还好吗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在湖南、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等多地开展过革命活动，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为人曾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为人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一品质，张唯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为人保管。

　　而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还有一个便利条件。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的二儿子陈爱仑介绍，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一样，他的父母也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情侣。母亲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

　　因为在狱中受过重刑，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病，陈为人被营救出狱后，曾经休养了一个时期，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后，留沪的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有人知道陈为人。这无疑又为中央文库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明月坊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陈爱仑那时尚在母亲腹中，但他曾听大哥陈爱昆讲起那些存放文件的神秘箱子，自己从没有在家中看到过。儿时曾有的记忆，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长大后问起母亲，母亲告诉他，那是“以防万一”之用。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他们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环境变得更为险恶，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

　　陈爱仑的妹妹陈力就出生在那座房子里。白俄老太太喜欢这个小娃娃，还给起了个小名叫玛丽。为了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陈为人夫妇就真的这么称呼小女儿。那个白俄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是中共的“一号机密”。

　　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0箱2万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次躲过了一劫。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子女回忆，其实，张唯一和陈为人夫妇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都做过预想，并设计了应变之策。张唯一原本该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为事发突然，示警信号未来得及发出。

　　幸好，此后事态的发展，他们仍有所准备。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相信韩慧英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一年多后，实在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破绽，这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过程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

　　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轻轻地吁了口气。

　　吃不饱饭的老板

　　确如韩慧英所料，中央文库仍在陈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

　　韩慧英是张唯一和陈为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人，她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经过精心设计。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情况，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

　　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个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已经安全转移了。

　　就在韩慧英被捕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

　　仓促之下，找到一个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殊为不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即担保人)。陈为人这时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要求铺保的二层小楼。

　　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人装作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

　　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情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为人身上。

　　韩慧英被捕，让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陈爱仑说，当时大哥只有六岁，妹妹还不到两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人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至多只能买两个萝卜做润肺之用。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只能天黑后搬进家。红薯饭做好，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

　　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

　　韩慧如的女儿秦裕容介绍，母亲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被捕半年，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在家，她是陈为人的妻妹，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地下交通员，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按照陈为人教的办法，韩慧如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次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却始终没有回音。

　　韩慧如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不能吃饱了。韩慧如曾向秦裕容回忆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孩子们嚷饿，陈为人就骗他们：“我们是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不解：“怎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

　　陈为人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们：“吃完点心，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来，跳个舞吧。”他故意张牙舞爪做滑稽状，逗得孩子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却更加艰难。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转机。

　　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