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档案“中央文库”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来生为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讲述隐藏中央文库的方法。

徐强、李云夫妇。

　　中共中央秘书处对中央文库保管人员的嘉奖电报。毛泽东亲笔将原文中的“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

韩慧如(右)秦鸿钧一家合影。

陈为人在东北开展革命工作时的照片。

韩慧英在上海时的照片。

　　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它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两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

　　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

　　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备交将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

　　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

　　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手，其危险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库，即使是当时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

　　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来往，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都市，机关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

　　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阿秋即瞿秋白，这是一个专属于周恩来的亲切称呼。周恩来与瞿秋白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两人还是江苏同乡，关系极好。

　　而那时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击排挤，刚刚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和周恩来是当时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人。

　　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张老太爷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

　　在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号。比如陈云的代号叫“先生”，因为他外出活动时经常化装成一个账房先生，潘汉年的代号叫“小开”，这是因为他常常化装成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小开就是上海话中的公子哥儿。而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

　　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

　　此后二十多年间，中央文库又多次迁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它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详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面前。因而，顾顺章又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中央文库岌岌可危。

　　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部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

　　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

　　张唯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也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敌手。

　　经此一险，党中央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张唯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不久后，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