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3)

　　把国学的主要内涵视为“六经”，就可以和一般民众发生关联，就可以跟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以“六经”的选读为主要教材。“六经”的文本当然很难读，佶屈聱牙，怎么办？先从《论语》和《孟子》开始。孔子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我称《论语》、《孟子》是“六经”的通俗读本，从《论语》、《孟子》入手，就化难为易了。开始我主张在小学设国学课，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看了我的书，说你提出了重大的问题，你这个想法是试图在现代的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是他说，何必只是小学？中学和大学也许更重要。我接受了金先生的建议，此后的文章便主张小学，中学，大学一、二年级都应该开国学课。小学以《论语》和《孟子》为主，中学可以加入“六经”的选读，高中和大学一、二年级，还应加上文言文写作练习。

　　这样的设想可以重建中国教育的“传道”的内容，中国传统教育历来把“传道”放在第一位，韩愈《师说》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价值教育。我的研究就是想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融注在现代教育当中，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最终使“六艺之道”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当然还需要有域外的价值理念和我们的经典价值理念的互阐互动，所以马一浮说“六艺之学”不是闭塞的，是活泼泼的，有生命力的。如果教育部门如果能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对国家是大好事。

　　记者：您讲的“自性的庄严”和新儒家讲的“内圣外王”有没有学理上的联系？

　　刘梦溪：我没有采用新儒家的论述。“内圣外王”是新儒家的论述。我讲的“自性的庄严”，是每一个人本有的，与生俱来的，并不是要做“圣”，而是要做人。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应该具备的信仰。人的自性长期泯没，蒙尘已久，没有被点醒。用什么点醒？用“六经”，用“六经”的义理把人的自性提撕起来，启悟开导，达到自性的理性自觉。这个过程是不是很难？不一定。陈寅恪研究佛道，但并不信仰佛道，但他显然是保持“自性庄严”的典范。我在京原来的住所，和我对门是一位老工人，来自农家，他的内人是来自农家的不识一字的家庭妇女，比邻多年，我这边进出的客人多一些，门开门闭，从未见他们往我们房间里看过一眼。但遇到我们不在家，稍有动静，他们会立即出来问明情况。这是普通人的“自性庄严”。我们的文化中原本就有此义，只不过是后来丢失了而已。

　　所以，我关注的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精神困扰的问题，包括国家与社会的精神建构问题，也就是马一浮、熊十力讲的立国和做人的根本依据问题。

　　九、中外价值理念的互阐

　　记者：您讲到“敬”，讲到“自性的庄严”的时候，我想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也是要恢复人的个性、理性，其实也都是在寻找人的尊严。

　　刘梦溪：您讲的很对，如果作为参证，康德那里就可以看到类似的理念。康德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讲的敬、诚、信，都是绝对价值，具有永恒性，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不能说到哪个时代，到某一个地方，就不需要敬、诚、信了。你得承认人类社会有公认的基本价值，不能由于讲文化特色，特色到我们什么都跟别人不一样，这将使中国走入死胡同。我在两岸人文对话论坛上的发言是“将无同”，主张人类未来将走向文化融合。人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所以沟通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同的是方式，也就是“化迹”的不同，文化的价值完全可以沟通互阐。我讲的“敬”可以和西方的信仰互阐。我讲“和”的理念，讲张载“哲学四句教”的“仇必和而解”，是希望不同文化在互相阐释中建立彼此的了解，走向化解、和解。“和而解”，而不是“斗而亡”，这是我的基本思想。

　　记者：和您所提及的这些文化大师相比，您所在的现实境遇和他们迥异，支配您重新回到经典，回到源头，回到基本义理，凝炼这些价值理念的动机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刘梦溪：既一样，又有不一样。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源头都离不开“六经”，直到清代还是如此。20世纪大师被称为“三圣”的梁漱溟、马一浮和熊十力，和“六经”是息息相通的，我能够理解并认同他们的观念。

　　不同的是，我有深切的现实感受，主要是当下的价值流失和价值紊乱。经典的价值流失之后，德范就不存在了。佛教、道教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人的内在庄严失去了，自性泯灭了，没有敬畏，无所不为，无所不取，这多危险。还有一点，我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知道这个历史流变的过程，痛感晚清到民国以来文化传统的流失与断层，这跟“五四”以来不断反传统，跟传统“彻底决裂”，从激进到激进，不无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思想学术史，就关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问题。用什么重建？怎样重建？我现在找到了我长期探索追寻的东西了。

　　记者：您被称为国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但我也注意到，您在很多场合都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很重要，我觉得这并非谦虚，而是您内心的真实认知。

　　刘梦溪：是这样的。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文化不决定什么。我不太赞成把国学炒得太热，国学不需要太热。这个世界上有比国学更重要的事情，社会科学不是国学，但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科学技术不是国学，重要性不必说了。自然科学也不是国学，那是多么重要啊。把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国学上来，不一定是好现象。眼光、心胸应该扩大，要看到整个世界。全世界各国的学问都有价值，都很重要，都是那个民族思想和文化的结晶，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研究甚至参照的对象。所以，国学热有某种风险，如果理解得不好，推扬得不得体，也可以走向自我封闭主义，我们是有前车之鉴的。世界之大，学问必须是开放的，思想也必须是开放的，文化更应该是开放的。

　　十、为学不专主一家

　　记者：有了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学术和思想的经历，回过头来您怎样看文学？李泽厚先生近年来提出一个“情本体”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哲学精神，您有怎样的绎解？

　　刘梦溪：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思想学术史里面徜徉时间长了，有所心得以后，觉得文学是历史和哲思的重要补充。文学的根底使我对学术研究更富有想象力，也使我有还算不错的文笔。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学术背景下，文、史是合一的，义理、考据、辞章是学问的互成结构，文学就是辞章，文学也离不开义理。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本身就是文史合一的，很少有绝对的单纯的文学家。

　　李泽厚先生是我的好友，他主张“情本体”，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主张，而且我的人格现实是和“情本体”合一的。理性的东西不容易给你以幸福感，它使你头脑澄明，但是真正的幸福感在情，烦恼也在情。我是很性情的人(我讲的是底子)，个体生命有一种天生的自由感，不喜欢拘束，不执于一端。我推崇“六经”，并不意味着我是儒家的信徒。所有的思想，都是我的资源。老庄的思想也很了不起，我也喜欢，但我不是道家。佛教我更喜欢，每临寺庙，都有大欢喜，但我不是佛教徒，情未了，俗未断。我为学不专主一家，喜欢百家。

　　　相关链接　　

　　　刘梦溪，1941年生，著名文化、历史学者。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近年著述有《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年)、《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年)、《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年)、《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年)、《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