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刘梦溪先生近影

　　一、价值缺失和价值认同

　　记者：上次与先生在中华文化促进会举办的“两岸人文对话”论坛的短晤中，您提及近几年来一直关注文化价值的缺失与重建的问题，您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在价值方面的缺失的？

　　刘梦溪：我所谓的价值缺失，应该指的是两个方面的缺失，一个是传统价值的缺失，至少可以概括为敬、恕、和、耻这些基本价值的缺失。“五四”以后废除“读经”，我们最高的经典被废弃了，这些基本价值也失去了承载的凭借，这是很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是现代文明的理念、秩序、方法也严重缺失。看当代中国文化，只看到一个缺失就容易走偏。譬如在当下社会，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被关注的背景下，一窝蜂地回到传统这里来，几乎到了有我无他的地步，这怎么可以？还是得看到整个世界。所以我在讲文化问题的时候，多次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有好的方面，文化的结晶是属于人类的共同财富，现代文明的理念、秩序、方法也是我们需要弥补的基本价值。

　　二、“敬”体现人的“自性的庄严”

　　记者：就传统价值的缺失而言，您提到了“敬、恕、和、耻”，提到了“诚、敬、信”，其中关于“敬”，阐述尤多，并认为这种“敬”是一种“自性的庄严”，您的这种提炼具有典籍上的依据，还是自己的独到理解？

　　刘梦溪：文本在那里。《论语》中对“敬”的论述是完整的。子游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没有敬，人的所谓孝和犬马就没有区别了。《论语》中凡是讲“礼”的时候，核心皆在敬。孔子说：“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所谓“无敬不成礼”。到了宋儒那里，周、二程、张、朱四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主敬”的概念。再往后对此关注比较少。20世纪的大儒马一浮先生重新关注此义，这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桥梁。但是马先生没有像我这样提撕得这样高，把“敬”放到信仰的维度，进入终极价值的层面，是我提出来的。

　　“敬”不只是一种敬意和尊敬，更主要更根本的是指人的“自性的庄严”，是合乎人类本性的一种庄严诚敬，是人的尊严的不可侵犯性。孔子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志”是什么？马一浮认为“敬”就是人的“志”。所以，我认为“敬”已经进入到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是一种庄严醇正的精神境界，是不可夺、不可易、不可变的至纯至洁。当代社会最缺少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所谓价值的重构，主要是文化的精神信仰的重构。不是靠繁细的工夫，更不应该以小智、私智计较个人得失，而是靠对中国文化大智慧的“证悟”，来建构起庄严起信的自我精神世界。我新出的《大师与传统》增订本，其中一篇讲大智慧需要“证得”，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三、“敬”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记者：为什么要使用“信仰”这个词呢？为什么要放到这样的维度上去讲“自性的庄严”呢？

　　刘梦溪：研究文化离不开信仰。信仰需要有终极关怀，这是信仰的标志。信仰不同于崇拜，崇拜是对对象世界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倾服，而信仰则是终极的皈依。中国人并不信仰天，但是崇拜天。上天浩渺无际，充满未知，因此使人产生敬畏。中国人也崇拜祖宗，慎终追远，明其来路。所以祭祖和拜天是传统社会两项最大的礼仪。信仰是精神世界的终极指向，是永恒的归宿。不是到了哪一点会停止，而是不可穷尽的永恒的旨归和皈依，没有终点，没有尽头。如果信仰存在哪方面的缺失，就需要重新建构起来。

　　中国人有信仰吗？我们有佛教、道教，东汉就开始了。但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后来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礼佛拜佛是为了使自己得到现世的果报。道教是本土宗教，带有泛自然化的倾向。佛和道的信仰坚固性未免受到局限。而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其立义宗旨是否有信仰的价值层面？有人说儒家就是宗教，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早就说过了。但是儒家话语下有些东西进入了信仰层面，比如“敬”。孔子讲：“祭神如神在。”为什么讲此话？“神”的有无、存在不存在，孔子未做探讨。但在祭神的时候，他要你相信“神”是存在的。如果祭祀时你对“神”有所置疑，你就不会有发自于内的诚敬之心。这里他强调的是自我精神的“敬”，而不是祭祀对象究竟如何。对超自然的事物，孔子很少发言。所以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等。但是他认为对祭祀对象的“敬”，是无可异议的，对“敬”的精神价值的尊崇，达到一种绝对的程度。

　　“敬”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是发自内心的庄严，是不可动摇的具有终极指向的价值，具有信仰的特征。为了守持这种精神价值，可以不妥协，可以献身。儒家话语下的信仰的力量在此，在自性的力量，问题纠结通过自身、此岸来解决，不必登临彼岸。如果你建构起自性的庄严，如果你有“敬”，就不会胡作非为，不是由于怕鬼神才有所畏惧，而是你本身有这种自性的自觉，这比怕鬼神才收敛的境界高多了。

　　四、由文入史的学问转变

　　记者：您早年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后来又进入思想文化的研究。对文化价值缺失问题的关注和您的学术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联系？

　　刘梦溪：我念文学出身，曾长时间关注文学。一个时期对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有相当的关注，但持续关注的还是古典文学。《诗经》、《史记》、陶渊明、杜甫、明清文学，我都做过研究，付出过很大的努力，成果收获较多的是《红楼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大转变，就是从文学研究转向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尽弃文学”。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转变的契机和桥梁，是20世纪的3位大师级人物：王国维、陈寅恪和钱钟书。那时，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无旁骛以全副精力研读他们的著作。这种阅读，使得我不再看重文学研究，甚至对当代文学能否成为学问的对象产生了疑问。结果是我完成了一个学术工程，就是把20世纪大师级人物的人文学术著作重新加以整理，最后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这套书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1996年，邀请一批学界友人一起来做，历经7年艰辛。丛书收录著名学者45家，30多卷，2000多万字。这应该是后来的民国学术热最开始的一个努力。当然，学术上很难讲谁是第一，但重点关注20世纪的现代学术，我是比较早的。

　　20世纪这些大师，不仅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也是连接中西的桥梁，因为他们为学的特点，既通古今，又贯中西。所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尽管是编纂，但牢牢建立在我个人文本阅读的基础上。这部书的编纂使我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有了整体了解，打开了20世纪学术谱系的大门，对我个人的学术积累十分重要。我为此书写的6万字的总序，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题，三联书社出版时扩为10多万字，共12章，前四章讲的都是中国传统学术，其实是一部学术思想史的专著，思想充溢跳荡，其中有很多我的新见解。

　　五、陈寅恪研究

　　记者：您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对陈寅恪先生似乎情有独钟，您认为通观5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述？

　　刘梦溪：我以20世纪的学术史为底色，开启自己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主要是对20世纪学术的几个重要的点和个案，进行纵深研究，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陈寅恪，还有一个是马一浮。下功夫最大，倾注时间最长的是陈寅恪。对陈先生的著作，每一篇、每一个字我都仔细读过。陈先生的学问深，长期浸润，我的学问也深了一层。所谓“出文入史”，我是借助陈先生转入的。有关陈寅恪的研究，我发表了近30万字的文章，本来是一个系统的专著设计，但是这部书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并不急于出版，学术问题不是抢时间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深度的问题。陈寅恪是大学者，也是大思想家。去年我把研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的专题整理出十七八万字，单独出版了，即《陈宝箴和湖南新政》。过一个时期，再完成规模大点的专著。

　　记者：会在今年之内出版吗？